波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札记

本书由二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三章，分别是：“一、我怎样成了一个物理学家”，“二、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做了些什么”，“三、见解”；第二部分共有六章，分别是：“一、原子时代的发展和本质”，“二、人和原子”，“三、欧洲和科学”，“四、宇宙航行的祸福”，“五、符号和实在”，“六、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

第一部分

一、        我怎样成了一个物理学家

波恩是怎样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按他自己的叙述，这本应是一个概率不太大的偶然。波恩1882年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省的首府布雷斯劳，父亲是一位解剖学教授，但主要兴趣是研究胚胎学和进化机制。以波恩的说法，自己的学术生涯始于荷马的史诗，对数学等不感兴趣，但可以背出《奥德赛》的许多行诗句。大学时，波恩的父亲劝他不要着急确定专业，先听“各种不同学科的演讲，一年以后再做出决定”（p.2）。

可按经历，波恩似乎最应成为一个数学家。他不但是克莱因、希尔柏特和闵可夫斯基的学生，而且还是希氏的“私人助理”，常与希闵二位在森林里漫步讨论问题：“这两位伟大的数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那时最先进的数学，并且还学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传统制度的批判态度，这是我一生始终都保持着的。”（p.3）

书中关于希氏的二则小故事如下：

1）有一次晚会上，话题转到了占星术，有些人倾向于认为其中一定有些道理。当人们问道希尔柏特的意见时，他在慎重思考以后说：“如果你把这世界上最聪明的十个人召集在一起，问他们现在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那末他们就不可能发现任何象占星术那样愚蠢的事情了。”（p.3）

2）另一次，当人们议论伽利略的审讯时，有人责备伽利略，因为他没有坚持他的信念，希尔柏特想当激烈的回答道：“但他不是一个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学真理需要殉难；殉难在宗教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的结果在适当的时机自会得到证明。”这种教导给我指明了生活和科学道路上的方向（p.3-4）。

可是波恩同当时极有权势的另一位数学家克莱因的“关系不大愉快”。因为不喜欢克氏的演讲，“常常缺席”，导致克氏的“不快”。不过，在一个克氏主持的关于弹性问题的研讨班上，由于同学生病迫使波恩在“没有时间研究文献，只好发挥自己的思想”的情形下做了一个报告，结果使克氏“印象很深”，建议波恩就此问题写论文，参加大学的年度奖金比赛。最初，伯恩“愚蠢地”拒绝了，后来因担心克氏在数学方面的势力，还是提交了论文，并且获得了奖金。然而，波恩还是长期在克氏那儿失宠，因不敢冒险由克氏来考其几何学，只好转学天文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进一步转为一名物理学家。

实际上，波恩家乡的同学，“来自布鲁斯劳德小组”中除了他之外后来都成了数学或者应用数学家，其中包括库朗。

波恩认为与克莱因的不幸事件最终变得很幸运。因为天文学而上的光学课，使他后来写下了著名的光学教科书。对此，波恩的体会是：“这表明，为了写一本学术著作，人们不需要专门研究这个科目，而只要掌握住要点，和做一些艰苦的工作。”（p.5）说的轻松。波恩如何刻？毕业后服兵役时，“我记得我在马厩里执勤时，用我的马的光滑的背做书桌，修改我的得奖论文的校样”（p.6）。

对于专业的态度，波恩是：“我从来不原意当一个专家，因而始终是半瓶醋，甚至在被认为是我自己的专业方面也是这样。我不愿适应现在搞科学的那种方法，即由几组专家来完成工作。科学的哲学背景始终比科学的特殊成果更使我感兴趣。”（p.5）

二、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做了些什么

波恩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做了什么，无需此处赘言。对其中国学生的评价有下一段：“在我的学生中有四个很有才华的中国人；其中之一就是黄昆，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我同他一起写了一本新的关于晶体的点阵动力学著作（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54年），在这本书里系统地运用了量子力学。”（p.17）

三、        见解

波恩的见解，最平凡也是最有意义莫过：“生活中的成就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运气”（p.20）。对于科学，波恩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观察：“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另一个是一般的角度”（p.20）。

以其个人的角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一开始就觉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乐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享受。这种乐趣有点象解决十字谜的人所体会到的那种乐趣。然而它比那还要有趣得多。也许，除艺术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职业方面做创造性的工作更有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妙，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p.20）“科学已经给了我一个人所能期望于他的职业的一切可能的满足和愉快。”（p.21）

以其一般角度，哲学意义上：“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它革新了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关于空间和时间（相对论），关于因果性（量子理论），以及关于实体和物质（原子论）等等，而且它还教给我们新的思想方法（互补性），其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物理学”（p.20）。社会意义上：“在我的一生的时间里，科学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事情，我青年时期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只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们才充分认识到科学在这方面的影响。但是后来科学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它使我考虑在我自己的时代里科学在人类事务中引起的种种变化，以及它们会引向哪里。” （p.21）

波恩观察思考的后果？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令人抑郁”。“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已经失败了。其理由不仅在于核战争也许会爆发，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总是在增长。即使这样一场浩劫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黑暗的未来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人因为有大脑，所以相信自己比所有其他动物都优越；而就他的意识状态来看，人是否比其他哑巴畜牲更快乐呢？这却是可以怀疑的。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这部历史充满着激动人心的事件，但总的来说却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发展与衰落的交替。”（p.21-22）

为什么？表面上，是科技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某些由哲学家发展的基本科学，和某些实际上不依赖于科学而掌握在技工手里的原始技术。两者都发展得很慢，慢得在一个长时期里几乎看不出变化，而且对人类舞台也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大约在三百年前突然间爆发了智力活动：现代科学和技术诞生了。从那时以来，它们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大概比指数还快，它们现在把这个人类世界已经变得使人认不出了”（p.22）；“从地球的一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几乎可以立即通讯，旅行已经加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小小的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了”（p.22）；实质上，是“这种改变虽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却不受精神的控制”（p.22），真正而深刻的痼疾：“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和伦理上的“贬值”。波恩列举了和平与战争时期的二个例子：

1）“在和平时期，艰苦的工作是社会的基础。人类因自己学会了做什么以及用自己的双手所生产的东西而感到骄傲。技巧和专心受到高度重视。今天这种情况所剩无几了。机器和自动化已经贬低了人的工作并且摧毁了这种工作的尊严。今天这种工作的目的和报酬是金钱。为了购买别人为金钱而生产的技术产品，就需要金钱。”（p.22）

2）“在战争时期，体力和勇气，对战败了的敌人的宽大，对没有防御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范战士的特征。现在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为伦理上的约束留下的余地，并且使士兵沦为有技术的屠杀者。”（p.23）

波恩认为：“这种伦理上的贬值是由于人类的行动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才能达到其最终效果的缘故。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这个产品的使用负责。这种使用无论是好还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是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以外的。行动和效果的这种分割的最可怕的结果是在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毁灭了几百万人；艾希曼式的屠杀者不服罪，因为他们在“干他们的工作”，而与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无关。”（p.23）

更可怕的是：“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势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p.23）；“这个问题很可能由于人类思想中科学革命的性质本身而不能得到解决”。（p.23）

波恩的见解主要是基于：“普通人都是朴素实在论者：就象动物一样，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当作实在的直接信息来接受，而且他确信人人都分享这种信息。他没有意识到，要证实一个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绿树的印象）和另外一个人的印象（这棵树的印象）是否一样，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一样’这个词在这里也是没有意义的。单个感官经验没有客观的，即能表达的和可证实的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发现两个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同的陈述，是可以由不同的个人来表达和检验的。如果人们只限于使用这样一些陈述，那么就得到一个客观的世界图景，尽管它是没有色彩的和平淡无味的。这就是科学所特有的方法。（p.24）”波恩还对“方法”特别地加了一个注。

这种方法“大大的拓宽了认识的范围，惊人地增强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这种进步是付出了惨痛的损失的。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的，不科学的知识，甚至对人类社会所依赖的正常的，单纯的行为，都容易造成疑问和怀疑。”（p.24）

“还没有一个人想出过不靠传统的伦理原则而能把社会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没有想出过用科学中运用的合理方法来得出这些原则的手段”。（p.24）

“科学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数；但是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他们意识到，用他们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级的客观必然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极限。他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判断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险的。”（p.24-25）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如法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由于受训练的限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因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p.25）“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弱点，但是相信，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p.25）

对于教育，波恩也不乐观，“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外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p.25）

波恩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我试图向我的学生灌输这种思想，这当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统学派的成员，而是要使他们能判断这些学派的体系，从中找出缺点，并且象爱因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用新的概念来克服这些缺点。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p.26）

波恩不但认为“运气”重要，还强调“天资”：“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p.26）

如此，后果更严重：“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p.26）

“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p.26-27）

  愿如波恩所言，希望“这不是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p.27）

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理性的感知与物理及心理上的感觉有了相当“安全”的距离，加之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平时期职务差别的消失，战争时期兵种差别的消失，从而导致高尚的“淡化”，罪恶的“漂白”，结果就是伦理的贬值以及原则的崩溃。

波恩的悲观，或许与二次世界大战，加上希特勒，又作为犹太人，还有原子弹之恐怖有关，该是其哲学观的最好注释之一。

第二部分：

一、    原子时代的发展和本质

波恩受过历史学家斯彭格勒和汤因的影响，其二位都认为“人类历史是有规则性的。或者甚至是有规律的”（p.28），但他的欧洲史观多是来自费希尔的《欧洲史》，此书引言中就称：

“有些人比我聪明和有学问，他们已经发现历史有一种情节、韵律、预定的模式。我却看不见这种和谐。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事变接着另一个事变，就像一浪接着一浪一样，只有一个独一无二，因而无法概括的重大事实；其中一条稳妥的原则可以让历史学家去遵循；那就是他应当承认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在人类命运的发展中的作用。这并不是愤世嫉俗和绝望的学说。在历史的篇章里用大字清楚地写着进步这一事实；但是，进步不是自然界的一条定律。由一代人所得到的进步也不会被下一代人所丢失。人们的思想也许会流进那条通向灾难和野蛮的渠道。”（p.28-29）

“因此，似乎有两个历史学派，一派相信历史服从规律，而且是有意义的，另一派则否认这一点。”（p.29）

波恩相信前者，但是从“统计物理”的角度出发。

历史如何前进？波恩的观点：“从这方面看，情形似乎是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思维的动物’；他的发展取决于他积累经验和运用经验的能力。单个的个人或者集团引路，其他人则跟着学。（p.30-31）”开始很慢，因为“许多世纪以来，这是一个无名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发明了第一个工具和武器的人，学会了家畜饲养和农业的人，发展了语言和书写艺术的人，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在那时也发生了少数发明家和保守的群众之间的永恒的斗争，我们在后来各个时期所记载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p.31）”但是后来加快了，因为“人口总数随着生活条件的每一次改善而增长。如果天才人物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是保持不变的，那末他们的绝对数就按人口总数同样的比例增长。并且随着每一项技术上的发明，新的组合的可能性也在增长。因此，这种情况同复利计算相似；一个人具有数学家们所说的指数的增长的能力。” （p.31）

对此，波恩认为“当然，这只有在广义上说才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统计学的定律。但是我确信，统计学的定律在历史学中就像在轮盘赌里，或者在原子物理学、恒星天文学、遗传学等学科里一样，是有效的；总之，它们在人们处理很大数目的所有情况里，都是有效的。今天，我们知道，大多数自然定律是统计性的，容许有误差；我们物理学家把这些误差叫做起伏。”（p.31）

波恩从统计力学出发，从我们嘴边空气的密度不能在几分钟内变得很小，以至窒息为例，断言：“积累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作为全人类在长时期中的一种努力，必须遵循按指数增长的统计定律，而且不可能加以阻止。”（p.32）

波恩还强调：“自然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随着一种独立的（指数的）过程所特有的加速增长，是一直在稳定地增长的，即使有起伏和倒退的话。因此，这样的一天不可避免地会到来，那时，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会相当大，而且因此还会以一场大灾难的形式出现。由于某些国家没有参与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必须毫无准备地去适应这种情况，因而这种大灾难的印象还要增强。”（p.33-34）

波恩对于稳定性的描述十分精彩：“稳定性和生命是不相容的。因此，生命必然是一种危险的冒险，它的结局可能是欢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今天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人类的最大的冒险引向欢乐的结局。（p.35）”建议视稳定性为控制理论之一切的学者，读一下波恩的话。

波恩不但认为要禁核武器，而且常规武器也要禁。政治家和军人应读一下波恩的下列认识：“我们相信，大国之间的大战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或者至少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它多半会导致普遍的毁灭，不仅交战国会毁灭，而且中立国也会毁灭。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无论如何不再是正确的了，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极其愚蠢的行为；而且，如果人类不能抛弃战争，那么它的动物学上的名称（指Homo Sapiens，译者注）就不应当再从Sapientia（聪明）派生出来，而应当从Dementia（痴呆）派生出来了”。（p.36-37）

“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单单禁止原子武器是不正确的。人类只有永远放弃使用武力才能得救。今天，害怕已经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下一个目标必须是借助于加强伦理原则来巩固这种和平。只有伦理原则才能保证人们的和平共处。基督曾经救导过人与人应当怎样相处。迄今为止，各国的做法是：好象这些圣训只是在它们自己国内才有效，而同它们的相互关系无关，而且教会也没有反对这种态度。这就是祸害的根子。只有当在国际范围内使不信任代之以了解，妒忌代之以帮助的愿望，恨代之以爱，我们才能生存下去。”（p.39）

对于1955年波恩主导的反对战争的“梅脑声明”，波恩以自己的经历表示理解反对意见：

“我自己有足够经验去理解，成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意味着什么。我被允许回到我的祖国德国，但是，我的真正的故乡西里西亚现在却是波兰的一部分了。那是一个痛苦的损失，但是命运已经作出了决定。力求用武力调整现状,而又不使我们受到更坏得多的不公正的对待，很可能是普遍的毁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学会顺从；我们必须实行谅解、容忍和助人的意愿，而且我们必须抛弃武力威胁和运用武力。否则文明人的末日就临近了。”（p.41）

波恩以罗素的话来结束本章：“我相信伯特兰·罗素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在大家活和谁也不活之间作出选择。让我引用他的话来结束这一章：

   “日出日没，月圆月缺，星星在夜晚闪闪发光，那已经无数年了，但是，只是随着人类的来到才理解了这些现象。在天文学的大宇宙里和在原子的小宇宙里，人类已经揭露了许多秘密，这些秘密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现的。在文学、艺术和宗教中，有些人已经表示了崇高的感情，这使得人类具有保存的价值。难道因为能想到人类而不想到人们的这个集团或者那个集团的人是如此之少，所有这一切就得在毫无意义的恐怖中完结吗？难道我们人类那么缺乏智慧，那么不善于公正无偏地爱，甚至那么无视自我保存这个最简单的指令，以至于它的‘愚蠢的聪明’的最终证明，会是绝灭我们里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不仅人会毁灭，而且动物和植物也会毁灭，谁也不能指责它们为共产主义或反共主义——我不能相信,结局会是这样。”

   如果我们大家都拒绝相信这种结局，并相应地行动，那么结局就不会是这样。”（p41-42）

二、    人和原子

波恩：“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尤其是物理学，它不仅是走向技术的第一步，而且是通向人类思想的最深层的途径。”（p.44）

本章之原子与人：“这里所用的‘原子’这个词，并不代表那种大量聚集时会发生巨大威力的微小粒子，而是代表发现了这种粒子及其累积的力量的科学。而‘人’这个词，不仅代表那种创造了原子科学并且利用了原子能的有理性的人，而且还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人不懂这一切，只是从报上知道了他所不理解的危险。”（p.43）

本章之问题：“我们有两个问题要回答：第一，在历史中有没在规则性或定律的问题，因为研究和技术都是历史的现象；第二，必然性和自由这个古老的问题。” （p.44）

对于第一个问题，波恩认为是有统计规律的，而且进一步简述上一章的观点：“文明的发展是由少数人，即由那些有天才的、好奇的、敏锐的人们推进的，他们不满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他们指方向；群众跟着走。假定人口中天才人物的百分比大体上保持不变，这是合理的。生活条件的每一次改善都意味着总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技术上的可能性的增长。因此，平均地说，进步的速度总是同存在于无论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成正比的。这就是说，文明程度的平均增长必须遵循指数定律。这是一个简单的随机定律，它对任何健全的紧密结合的社会的发展都一定是可以适用的。”（p.46）

“针对这种论证，有人会争辩说，‘文明程度’的概念太模糊了，因此不能对它做出这样一个确定的陈述。诚然，对于古代来说，似乎不可能核实这条假定的定律。但是特别有趣的是，在现代，已经做出的研究完全证实了这条指数定律。” （p.46）

波恩引用了耶鲁大学科学史教授普赖斯利用测量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方法的研究结果，以支持他的观点。这一观点被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对于第二个问题，波恩的回答是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和波尔的“互补性”之说法，而且将其从“原子”推广到“人”：

“波尔已经把这个认识论上的教训概括为一种‘互补性的哲学’。在人类思维的许多领域中，同一事实可以从不同的但是互补的方面来了解。例如，在生物学中，物理化学方法被用来研究活的有机体，但是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会避而不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生命的过程，这种语言运用的是目的、秩序、发展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只要人们意识到这两神说法的有效性的界限，它们是可以同时运用的：生物过程的物理化学分析越是深入，这个过程本身受到的干扰就越大，这意味着不能完整地确立生命的机制，因为研究过程会摧毁生命本身。”（p.53）

“波尔对必然性和自由这个古老问题的解决，是互补性观念的最大胆的应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信自然定律，并且依赖于它们的有效性。但是，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定律的支配。因而，我们所做的应当恰好象任何自然过程一样是事前决定了的。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是能形成意见和在自由决定的基础上行动的人；因而我们对人类的行动作出判断，把它们叫做好的或坏的，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如果每一个人类行动只不过是一个事前决定了的、无意识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呢？这矛盾似事是无法解决的。看来只有两种可能性：人们要么必须相信决定论，并把自由意志看成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要么必须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并把发现自然定律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游戏。旧学派中的形而上学者宣布赞成这两种学说中的这一种或者那一种，但是普通人总是接受这个世界的两重性。波尔的互补性观念是为普通人的态度辩护的，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象物理学那样一种精密科学，也甘心运用互协的描述，只有把互补的描述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描述才为世界提供一个真正的映象。”（p.53-54）

波恩：“我确信波尔是正确的，因而我不怕把人类历史的某些特征着成是受定律支配的，而同时也谈到责任和犯罪。”（p.54）

本章有大篇幅的内容讨论原子武器。波恩自己没有参加核武器的制造，但他的学生发挥了核心且关键的作用：“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两个人，以及费米和其他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包括某些俄国物理学家，在所有这些事件远未发生，纯洁的科学仍然存在的时代，曾是我在戈丁根的合作者。”（p.55）

对此，波恩感慨：“有这样聪明的和有本领的学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希望他们少表现出一些聪明，而多表现出一些智慧。我感到，如果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只是研究方法而没有别的东西，那我就该受责备。现在他们的聪明已经使世界突然陷入了绝境。”（p.55）

波恩后来致力于反核反战，西方政客应细品一下下面的话：

“我想从尼尔斯·波尔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的令人钦佩的讲话中引几句话：‘根据自己的民族传统去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是很困难的，为此就需要把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互补的。’坦率地承认差别，用民族的互补感来代替民族之间的敌意—— 一个伟大的抽象思想家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听众面前就是这样敦促各民族和好的。”（p.60）

“在基督徒中间，就不需要这类抽象的表达方式了，只要严格地遵守基督的教导，而且不用民族的标准而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就够了。这个要求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紧迫过，拒绝这种要求所受到的惩罚也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p.60）

历史的规律性，导致波恩的悲观之不可救药：

“这不是一种令人安慰的和平，不是一个人间天堂，而我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经常梦想这种和平和天堂。即使有组织的和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停止了，冲突也不会结束，因为自然界已经为一切生物规定了铁的定律。而且，科学技术会循着它们的趋势不受限制地按指数方式迅速发展，直到开始饱和为止。但是，只要人口的数量，以及他们对食品和能量的需要以同样速度增长，那就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增长，更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的增长。”（p.61）

三、    欧洲和科学

波恩的想法：“把人类在一定时代所能支配的那种能源看成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是合理的。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包含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大的时期：一个从亚当到我们的时代，还有一个从现在到将来。两者之间的转变，是从利用太阳能改变为利用纯粹的地球上的能源。”（p.62）

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决非以往任何事件所能比拟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就处在这种转变之中。”（p.62）

“地球上的一切能源，归根到底都起源于原子核中发生的过程，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由太阳表面发出的辐射维持的，而后者则起源于太阳内部的核过程所释放的能量。”（p.62）

“直到最近，除了以太阳辐射的形式来自太阳的能源外，人类并没有其他能源可以支配，而这种能源贮存在大气中或植物中。从力能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历史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进一步可以清楚地分为三章，第一章从历史的开端到火器的出现，第二章从火器的出现到蒸汽机的发明，第三章从蒸汽机的发明到1942年这一决定命运的年代建成了第一个核反应堆。”（p.62-63）

在这最后一章中，“原子结构的实验说明是欧美两洲的成就。对这种结构作理论解释的（把实验事实归结为简单的基本定律）几乎完全是欧洲人。（p.64）”尤其是卢瑟福和波尔。但日本人汤川打破了欧洲人的垄断。

在第一章里，“人类的能量资源在人类历史的最初时期是由他自己的肌肉的力和他的家畜的力构成的，这个时期可以叫做自然状态。额外的一小部分来自气象上的周期：用于作功的水车和风车，用于运输的帆船。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人的天然能量，即他的肌肉力，是一切力中我们了解最少的。它表示化学能（由子某些原子团中电子云的构型变化而释放出来）转化为低级的机械能，同时温度显著增高。（p.66）”欧洲：“在历史的这个最初的自然时期里，它并没有起任何特殊的会使它区别于其他大陆的作用：它有它的战争与和平条约，它的国王和英雄，它的宪法和革命，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其他一切。那时，只有一个现象使欧洲跳出了混乱的人事长河，那就是希腊人的出现。他首创自由、独立的思想，目的在于探索世界的本性，而不重视直接的实际应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意义深远的、新的发明就来自这个源泉。这些发明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被埋没了，但是几千年后当欧洲的真正繁荣开始时，又被重新发现了。”（p.67）

化学时代揭开了第二章。“黑色炸药大概是中国发明的，但是在那儿似乎主要被用于烟火的华丽奇观。当火药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在欧洲出现时，它立即成为一种武器。（p.67）”波恩：“我把这件事放在化学时期第二阶段的开始，是因为它代表了活的肌体以外积聚的化学能的第一次利用。在我看来，这是欧洲精神的标志，因为，从那时起，它就显示出它那最独特的品质：思想的机灵，发明的能力，冒险的欲望，以及扩张的劲头，尽管信奉基督教（是的，常常是以基管教的名义去做的），然而还是不顾一切地扩张。（p.67）”

扩张的结果就是欧洲主宰了第二章，开启了第三章，但是失去了领导权。

波恩的总结：“由于欧洲的精神和劳动，人类已经使自己不再依赖于自然界分配给他的微薄的太阳能收入。欧洲人首先发现了过去时代贮藏在地下燃料中的太阳能储备；由于受获得财富的希望的诱惑，他曾不加思索地滥用这些储备，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文明，并逐渐地扩展到整个地球。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忘记希腊文明的精神，希腊精神给了这种发展最初的剌激；他在追求物质财富时，继续为研究而进行研究。人类从这种纯研究中，解除了由于耗尽地下燃料而最终灭绝的危险；贮藏在地球中的核能开始为人们利用。（p.73-74）”

“但是，象普罗米修士必须为他盗窃神火并把它带给人类的行为受罚一样，现代人已经在地球上点燃了宇宙之火，也就种下了祸根。他已经用可怕的破坏和大量屠杀揭开了原子时代，‘原子弹’这个词对生活的欢乐和希望投下的阴影将永远停留在我们眼前。（p.74）”

“把人类带到这个十字路口是科学家。现在一切人，不仅是政治领袖，都无例外地有责任避免这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物理学家必须继续解释和警告；我们必须寻求对政治家的决策赢得影响。这就是我根据一个科学家的观点试图在这里介绍世界史，以及欧洲在其中的作用的目的。我们现在正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将来巨大的危险在于人们拒绝承认新时代同过去一切时代是根本不同的。我已经说了新时代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即它的永久存在所需要的技术上的努力，是一种负担。第三个特征，即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危险。”（p.74）

对于欧洲的未来，波恩充满了希望，认为欧洲可在伦理方面重新回到主导地位：

“通过它的发明和发现，欧洲引起了这一切。这些发现和发明都是旨在物质进步的脑的产物，我相信，欧洲肯定会再一次把领导权接过来，但这一次则是在争取伦理和政治进步方面的领导权，欧洲本身的统一将是朝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p.76）

对于物理学、共产主义和欧洲，波恩如是说：

“物理学不仅是物质进步的源泉，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现在，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使这个世界处在混乱之中，这种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对生活有不同的哲学概念和解释，它们可以追溯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的狂热就起源于这种信念。然而，这种观念是从物理学上的决定论派生出来的东西，这种决定论产生于牛顿的天体力学；三十年前，物理学已经离开这种决定论哲学。现在，物理学已经发展了自然定律的统计解释，这种解释同实在更相符合；根据这种新观点，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不可避免要实现的信念似乎是荒诞的。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思想被紧紧掌握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之中，它把真理同有用等同起来。我不能赞同这种信念。例如，我认为核物理学的定律具有高度的真理内容，但是，发现这些定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究竟是基本的福利呢，还只是死亡和毁灭，这只有在将来才能显示。（p.76）”

“欧洲对这两种极端的，而且我认为是荒谬的学说都不承担义务。我们相信一定有一条合理的中间道路，相信为了保证一种哲学学说或者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而用文明人类的存在去冒险是发疯。”（p.76-77）

四、    宇宙航行的祸福

没想到波恩对宇宙航行也有这么多话要讲，可能都是源于他1958年的一句名言：“宇宙航行是智慧的胜利，但也是理性的惨败。（p.80）”

这句话常常被引用。“在《基督和世界》杂志1960年四月号上，这句话再次被引用，并且还加了一句：‘我十分清楚：我的评论不会阻止这些事情，而且它们也不可能被阻止。’事实上，我并没有说，‘它们也不可能被阻止’。如果我说了，那我就变成否定我的责任感了，正是这种责任感决不让我被技术发明的玩意儿迷惑到那样的程度，以至看不见整个人类文化的框架中各门科学的远景。（p.80）”

1961年，波恩对他的这句名言进一步补充：“智慧区别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理性区别明智的和不明智的。甚至可能的也可以是不明智的。（p.80）”有人把这句话引申成波恩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但波恩回应到：“我不是这样一个悲观上义者。我相信，人类一旦警觉起来就会摆脱技术的统治和抛弃人是无所不能的吹嘘，并将恢复明智和必需的真正有价值的准则：和平，人类之爱，谦逊，尊敬，满足，高尚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现在所谓的宇宙航行，在我看来，不是真正的科学。甚至连这个名称也是一种欺骗。（p.80-81）”

在波恩眼里，宇宙航行：“为科学、技术、工业、政治和战争的专家们所利用，为的是促进他们的特殊利益，使他们的计划受欢迎，并从纳税人那里得到更多的钱。（p.83）”“它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标志，冷战的武器，民族虚荣心的象征，力量的示威。（p.83）”

波恩反对宇宙航行似乎与其反核的主场相关，因为“军方是社会生活中另一个从宇宙航行得益的部门。他们不断需要更加完善的用来发射原子弹的火箭，宇宙航行显然是在科学的伪装下达到这个目的的绝妙手段。只有在这样一件外衣下,庞大的费用才有可能被用子空间研究”（p.82）。“战争从来不属于理性的领域，今天战争纯粹是发疯。”（p.82）

五、    符号和实在

对我而言，这是本书最丰富的一章。问题是读了许多遍后，许多地方还是似懂非懂。

使波恩怀疑朴素实在论，是他的表兄：

“我有一个表兄，当我还在中学读书时，他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他除了听化学课外，还听哲学课，这种哲学课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当你把这片叶子叫做绿的，或者把那个天空叫做青的时候，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提这个问题有些多余，于是回答说：‘我指的就是绿和青，因为，我看到的同你看到的完全一样。’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使他满意。‘你怎么知道，我看到的绿同你看到的绿完全一样呢？’‘当然因为所有人都同样看到它是绿的罗。’我的回答仍然没有使他满意。‘有些人是色盲，他们看到的颜色不同，例如，其中有些人不能区别红和绿。’因此，他把我问得无话可答，并使我明白，无法确定另一个人看到什么，甚至‘他看到的与我看到的一样’这个陈述也没有明确的意义。”（p.85）

由此波恩才恍然大悟：“从根本上说，一切东西都是主观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例外。这使我很震惊。”（p.85）

“问题不在于把主观同客观区别开来，而在于懂得如何使自己摆脱主观而达到客观陈述。我想开门见山地说，我在任何哲学论文里都没有找到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通过我同物理学及其他有关科学打交道的职业，我在一生行将结束之时，却得到了解答。我认为，这个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p.85）

波恩的答案是什么？

波恩从康德哲学开始了他的回答。

“我从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先验的美学）中引一段话：‘客体是经由感官印象给予我们的，感觉印象产生我们的知觉。然后，理性又处理这些知觉，并产生概念。’因此，康德提出，知觉的对象是通过理性转化为概念的。他认为，知觉的对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同样地通过理性形成概念的，这是不言自明的。按照康德的说法，所有知识都涉及现象，但它们不是单独由经验（后天的）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我们的理性的结构（先验的）决定的。我们的知觉的先验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理性的先验形式叫范畴；康德为这些范畴开了一张单子，例如其中就包括因果性。”（p.86）

“就我所知，在这个现象世界后面是否有另一个本身独立的客观世界（本体）的问题，康德并没有解答。他谈到‘自在之物’，但声称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让我从罗素的著作《西方的智慧》（伦敦，麦庚纳出版社，1957年）里引的一段话，见该书第241页：

根据康德的理论，要体验到自在之物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经验都是和空间、时间与范畴同时发生的。我们根据印象有其外在来源的假设，充其量也不过可以推断有这样一种东西。严格说来，甚至这样说也不能允许，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办法去找出这样的来源，而且即使我们有了这样的办法，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些来源在引起我们的感官印象。因为，当我们谈到因果性时，我们就已经处于在知性范围内起作用的先验概念的网络里了。

‘自在之物’这个含糊的概念二般被认为是康德学说的一个弱点。为了理解一个人的感官知觉及其加工制作的概念怎样能导致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客观陈述，人们不得不假定有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康德宣称，一切客观知识的这个先决条件本身是不可知的。”（p.86）

“我将试图证明，一个人如何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方法就能摆脱这个困境。但是，首先我想就康德以后各哲学体系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作一个简要的概述。”（p.86-87）

“我不能详述主观经验怎样转化为客观知识这个问题的以前发展情况，而只是指出，这个问题已经由柏拉图在他的著名的洞穴比喻里含糊地讨论过了，并且由后来的哲学家们，特别是由怀疑主义思想家大卫·休谟更彻底地讨论过了。康德以后的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大不相同的态度。”（p.87）

对于“唯物主义”，波恩的“简要的概述”。如下：

“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唯物主义’把这些理论全部叫做‘唯心主义的’，并且激烈地反对它们。它坚持，存在着不依赖于主体的实在，这就象公理那样，当然没有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象朴素实在论者那样看待这种观点，即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的一种表现。然而，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不容易同进步着的物理学的成果一致起来。因为在这里关于物质的原始观念渐渐消逝了，它们已被‘场’的概念，并且最后被更抽象的观念所代替。所以，列宁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那里‘物质’这个古老的术语保留了，但是人们如此一般化地了解这个术语，以至它的意义却什么也没有保留（就象他使用‘民主’等其他词的情况一样）。基本原则是‘存在着实在的，客观上可知的外部世界’。因为列宁的哲学在东方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宗教，这个使那么多思想家操心和烦恼的问题，现在已成为由国家权力保护的一个信条。”（p.88）

对物理学家，波恩认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思维规则不是从经验得来的，而是纯观念，是伟大思想家的发明。但是，这些纯观念在极其广泛的经验领域中受到了考验。因此，我不打算谈论科学的哲学，而是打算从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哲学。我可以肯定形而上学者会反对这种看法，但我不能不这样做。”（p.89）

至此，仍不知波恩的答案在哪里，难道就是：“用物理学家所运用的那些思维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p.89），即“怎样能够从主观经验中获得客观知识？（p.89）”因为“在物理学里不象在纯数学里那样，数学公式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处在日常经验以外的某种实在的符号。（p.89）”？

波恩提出“可决定性“概念，他当时在字典里查不到，但好像现在很普遍：

“我建议用‘可决定性’（decidability）来表示科学思维的一个基本规则（虽然我在字典里没有找到这个字）：只要某个概念是可以决定的就运用它，而不管它在某个特殊事例上能否应用。”（p.89-90）

“我认为，把可决定性原则也应用于客观世界图景的起源这个哲学问题是合理的。”（p.91）

“我们是从一个怀疑论的问题出发的：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怎么能从主观的经验世界推论出来呢？事实上这种推断是与生俱来的，而且非常自然，以至于怀疑它似乎有点荒唐。但是怀疑还是存在，而且所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不论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这种类型，还是列宁的教条那种类型，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们违背可决定性原则。”（p.91）

“要知道这种不能够决定（如决定我看到的绿同你看到的绿是否一样）是由于我们企图在一个单一的感宫印象上取得一致。无疑这是不可能的。”（p.91）

“但是，就同一感觉器官的两个印象来说，例如，两种颜色，就已经存在着种种可决定的，可传达的和客观上可检验的陈述：这些陈述涉及两种印象的比较，尤其是相同或不相同。（不说相同或不相同，而说不可辨别或可以辨别会更好些；但是这种心理学上的精细推敲在这一逻辑考虑中没有多大关系。）无疑两个人对这种比较是能取得一致的。虽然我把一个东西叫做绿的时候，我不能把我看到的颜包向另一个人描述，但是我们两人都能发现并且同意：在我看来似乎颜色相同的两片叶子，在他看来是否也是颜色相同的。除‘相同’外，还有其他能传达的、客观的成对关系；主要的是多些——少些那类关系，例如，亮些——暗些，强些——弱些，热些——冷些，硬些——软些等等。但是，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些可能性。只要有可传达的成对性存在就够了。”（p.91-92）

“把能传达的成对现象进行比较，客观陈述就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它是说话和写文章以及思维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数学的基础。我建议把“符号”这个名词用来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这些传达手段。”（p.92）

“符号”终于出来了！什么是符号？

“符号是人与人之间传达的运载者，因此对于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说来是决定性的”。（p.92）

“歌德在他的《箴言和沉思》中说过下面这句话：‘客体中有某种未知的规则性，它同主体中的未知的规则性相符合。’（p.92）”

我引用这句话，不仅因为它同我们讨论主观性和客观性有关，而且还因为 ‘符合’这个字眼。歌德以其卓越的洞察力使用了一个概念，它可以叫做所有学习、认识和理解的Urbegriff（原初概念）。我把德文音缀ur译成‘原初的’。歌德自己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都用这个音缀：在他的变形学说中有‘原初植物’（Urpflanze）；在他的颜色理论中有‘原初现象’（Urphanomen）。人们现在常常用‘协调’（coordinate）这个词来代替‘符合’（correspond），他意味着使事物‘符合’。 （p.92-93）”

波恩还讲了许多，对我而言，似乎就是说客观上只有通过“符号”或在“符号”里，在“人工世界”中才有可能！只要脱离“人工”，“主观”随之而来！

“这些是纯粹思维的结构。过渡到实在是由理论物理学做的；理论物理学把符号同观察到的现象联系起来。能够做到这一点，隐藏的结构就同现象联系了起来；正是这些结构，物理学家看作是主观现象后面的客观实在。”（p.95）

我们能够绝对相信波恩的话吗？不能！这是波恩自己要求的：

我确信，象绝对的必然性，绝对精确，最终真理等等观念都是应当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的幽灵。（p.97）

人们可以根据关于一个体系目前的有限知识，依靠一种理论，推演出用概率表示的关于未来情况的推测和期望。从所使用的理论的观点来看，每个概率的陈述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p.97）

在我看来，这种思维规则的放松，是现代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福音。因为我觉得，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p.97）

不过我认同波恩如下的观点：

“在最小的领域里如在最大的领域里一样，在原子领域里如在恒星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的现象和我们周围事物的通常的样子是不象的，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才能描述。在这里，现象后面是否存在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p.98）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靠逻辑思维作出绝对回答。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陈述看成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自由，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p.98）

“假设用不同感官揭示的结构相互符合而且可以由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是偶然的事情，这条假设的真实性是高度不可能的。”（p.98）

“这是科学推理的正常方法，而且不受一切科学研究的影响。”（p.98）

回到康德的“自在之物”，波恩：

“我不怕把这种明确定义了的结构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等同起来。根据我们的观点，前而引用的罗素所阐述的那些反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些反对理由是这样的：假定‘自在之物’的存在，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外部原因去理解为什么不同的人经验着‘相同的’现象；但是因果性范畴只在现象领域里才有意义。可是因果性概念是前人的思维方式的残余，今天已经被前面描述的协调过程所代替了。这种程序导致能传达的，可控制的，因而是客观的结构，用‘自在之物’这个旧的术语来称呼这些结构是正确的。这些结构是纯粹的形式，没有任何感觉的质地。这就是我们所能期望的一切。”（p.98）

“这个结果当然是同传统的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看法向矛盾的。例如，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44节中说：‘自在之物……表示一种抽象的对象。一一从一个对象，抽出了关于它的一切意识成分，一切感情态度，以及一切的确切思想，使得自在之物的概念。不难看出，剩下的是极端抽象，完全空虚，仅仅是‘彼岸世界’（Jenseits）的某种东西……。”（p.98-99）

“如果把现代物理学，特别是原子物理学中研究的那些客体，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等同起来，人们就能同意黑格尔所说的它们是‘极端抽象’。但是说它们是完全空虚，是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这与事实不符。别忘了在生产象发动机、飞机、核反应堆、塑料、电于计算机等等东西方面，它们能派多大的实际用场。核研究弄得不巧说不定会把我们送到‘彼岸世界’去。然而黑格尔不是指的这一点，也不能预见到这一点。（p.99）

波恩此时此刻还忘不了对“核武器”幽默一下，尽管是黑色的。问题是只凭“符号”是不够的：

“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尽可能地用普通语言以及极据直观得来的概念来描述他们的抽象公式的内容。这里遇到的特殊困难已经由哥本哈根学派在尼尔斯·波尔的领导下研究过了。他已经证明，只要人们避免同时研究一个物理体系的全部性质，就可以用“古典的”概念来描述原子过程。各种互相排斥而又互相补充的实验安排是需要的。实验者可以选用任何一种。这一来一种主观的倾向被重新引进了物理学，而且消除不掉。客观性的丧失还由于这种理论只能作出概率性的预言，因而只能作出不同程度的预期。根据我们的观点，当主观成份占主要地位，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成问题时，如果人们试图借助形象来表示数学形式体系，那就不可能严格地区分主体和客体，这并不奇怪。”（p.99）

正是“主观的倾向被重新引进了物理学，而是消除不掉”的一句话，使我与本书结缘！

波恩最终的答案，对我而言，还是波尔的互补性原理：

“波尔的互补原理是另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是在物理学中发现的，而且可以应用于其他许多领域。它又一次解放了传统的思想方法，并且有指望取得重要结果。但是这个问题己超出了这里考虑的范围。”（p.100）

本文的最后，波恩是对所有有志研究又不想走火入魔的学者说的：

“然而我们科学家始终应当记住，所有经验都是根据感觉来的。一个沉浸在他的公式里的理论家，忘记了他想要说明的现象，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而如果他钻在书本里，同自然界的美和多样性疏远起来，我就会称他为可怜的傻瓜。现在我们在实验和理论之间，在感觉的实在和理智的实在之间有一种合理的平衡，我们务必要将它保持下去。（p.100）

我们还必须小心，使用抽象术语的科学思维不能扩展到它不能应用的其他领域去。人类的和伦理的价值不能以科学思维为基础。诚然，康德通过引用他的‘绝对命令’，曾试图按照范畴的模型来建立一种伦理体系。但是就我们给这个词所下定义的意义来看，这种命令的有效性并不是‘可决定的’。这个命令只是必须接受和相信而已。抽象的思维不管对科学家来说多么有吸引力和令人满意，他的成果对我们的物质文明不论多么有价值，如果超越了它们的适用范围，把这些方法用于宗教、伦理、艺术、文学和所有的人文学科，那是最危险的。”（p.101）

六、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

最后一章看完后真不知该记什么。

开始是诗人般的哲理和幽默：

 “希望这个词在物理学文献中未必能找到。”（p.102）

“然而，当我回想起我在长期科学生涯中的实际经验时，我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当结果同我所预期的不同时，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当有希望时才能发生。”（p.102）

接下来就全是战争的回忆和感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的总数大约是一千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五千万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数目几乎相等（百分之五十二对百分之四十八）。在朝鲜战争期间，死九百万，百分之八十四是平民，只有百分之十六是士兵。那些还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并坚持英雄为保卫祖国而死的传统思想的人，现在应当认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且还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话。”（p.107）

未来的战争又会是什么样的数据？人类似乎是以指数的速度奔向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