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已成为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理念，已引起当前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在许多政府决策中得到体现。在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我国政府更是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尽管政府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好象是针对社会经济建设而提出的，但是作为“科学发展”的出发地和大本营，科学研究本身，似乎也到了应该考虑其自身环境的“生态污染”问题，其自身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既然经济建设不再以GDP为单一指标和“指挥棒”，提倡“绿色”GDP概念，那么作为“人才基地”和“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研究，更不能以类似于SCI文章数为指标或“指挥棒”来评价科研工作，更应提倡一种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绿色”SCI观念。

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生的污染现象，几乎都能在科学研究环境里找到其对应。从“伪劣产品”到“假冒论文”，从“政迹工程”到“获奖工程”，从“一窝蜂”生产某个“热门”产品到“一窝蜂”研究某个“热门”课题、从“高污染、高劳动强度、低科技水平”的重复性生产到“低层次、低思想水平、高经费投入”的重复性研发，其对宝贵有限的科研经费的浪费，对科研人员工作氛围的破坏，不亚于经济建设中的对应现象对生态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还有更“微妙”的学术“污染”现象，诸如以“学术口号”代替“学术研究”，“学术影响”作为“学术成就”，“经济价值”换取“科学意义”，它们一是搅乱了正常的科研秩序，二是涣散了科研工作人员的心态，其后果虽然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其作用却是长期和潜移默化的，危害的可能将不仅仅是一代学人。

硬性地规定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发表论文数目，可能又是另一类造成学术污染的“堂堂正正”的因素，至少是一种“拔苗助长”的举措。尽管最初的目的和动机是好的，但我们必须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以及期望结果“异化”的严重后果。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学术“剽窃”现象，毁掉的不仅仅是几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更多的是许许多多发现和没有发现的新一代学人，而且，没有发现比发现的危害还要大。其实，纵观世界各国，从美国到日本，别人培养出的研究生水平不比我们的差到哪里，但很少听说有硬性规定发表论文数目和杂志级别的，多数美国大学根本没有这项要求，学生无需发表一篇论文就可以毕业。或许，是到了该对这些措施的实际结果进行评估的时候了，是该“努力地对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特别是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制度进行清理”了。

当然，为了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有一定的质量要求和相应的落实措施。但是，如果标准定得不当，或者只为了增加一个单位的论文数量，以至演化成单位之间的变相竞争，就像地方之间分摊攀比GDP指数一样，最终学生、教师、学校、以至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如果必须在学术水平不合格的毕业生与学术道德不合格的毕业生两种可能性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前者还有补救的机会，后者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背上终身的包袱。所以，我赞成取消规定学生毕业前发表论文的数目和杂志级别，改由答辩委员会全权决定是否毕业，但需要对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和结果进行适当、有效地审查监督。

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SCI论文总数已从第15位，跃居去年的第5位，不能不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正像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已开始考虑和落实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研究工作也应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考虑一些更长远、更深层的有效、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在“效率”和“质量”上更上一个台阶。近年来，我国总体竞争力指标下降，也从侧面说明了这项工作的必要和迫切性。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上，已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大学和科研机构亦应提出相应的绿色SCI理念，面对自身的“环境污染”和失调、片面发展问题。

如果说“心灵污染”是一切污染的源头，那么科研“生态污染”就是靠近源头的上游“污染”，因为此类污染的主体是人，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就尤其重要了。特别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生产过程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目前作为教授、研究员的研究性工作，多数都会变成为常规性的社会职业，就像今天的各类工程师的工作一样，而且更普及和更一般。那时，科研“生态污染”将顺“人流”而下，像当今许许多多的产品污染一样，成为祸及整个社会的“下游”污染。

基于这种考虑，即使目前的科研“生态污染”规模还是不大，程度也不十分严重，还有大片大片的“净土、绿地”存在，我们还是应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确保科学研究工作能够稳定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道路上发展。

本文发表于2004年5月27日《科学时报》观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