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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非马”与错位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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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读过一篇名为《话说“白马非马”》的文章（见2003年6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评述，引起我的共鸣。
小时候，“白马非马”对我和其他同龄人来说，纯粹是胡说八道。只要谁胡搅蛮缠诡辩时，大家就会说：看，又“白马非马”了。高中时政治老师从个性与共性，具体例子与抽象概念等角度讲解“白马非马”，但是，心里总还是疙疙瘩瘩：“马”明明存在，差不多天天都看见，凭什么一“抽象”“马”就不存在了？非得寓存于白马、黑马之中？直到大学读了集合论，才自以为是地觉得懂了为什么“白马非马”了：不就是子集合不等于整个集合吗？“马”是所有颜色马的集合，而“白马”只是白色马的集合，是“马”的子集，当然 不能等于整个马的集合“马”，故有“白马非马”之说。不过，如果有人把其它颜色的马都杀了，世界上就剩下白马了，又怎么说呢？
终于长大了，对“白马非马”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庆幸有公孙龙为国人和世人留下这么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特别近年来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更使我觉得人的天性造成的有意无意的错位是这一哲学命题经久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理解上的错位。反对的人会想：“白马非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白马不是一种马吗？分明是睁眼说瞎话；赞成的人认为：“白马非马”——的确如此，白马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马，真是思路严谨、逻辑明确。这种理解上的错位，使得反对与赞成的观点都正确，当然也都错误了。最好是双方都能互相理解对方的见解，最可怕的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荒谬的，为了捍卫真理的纯正真洁，必须将对方置于死地。
其次是时间上的错位，或者说是发展阶段上的错位。二千年前，“白马非马”命题在人们思维上引起的震撼和迷惑，是现代人很难体会的。就是当代某些土著人至今仍然对每种叶子都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仍然还没有叶子本身作为总称的抽象概念。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考证过在战国时，有多少人弄清了“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所有各种类型马的总称，但是自然界并不存在抽象的马。相信那时有这样悟性的人为数不多。人类经过二千多年的进化，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白马非马”的实际含义在当时与现在也就不同了。
就是在今天，“白马非马”在不同人群中的反映也还是大不相同：哲学家会严肃认真地去讨论解释，而多数青少年还是会把它作为有品味的取笑方式来对待。回到《话说“白马非马”》中所列举的发生在不同人群中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同样可以用各种各样“白马非马”式的错位来解释：个别与一般的错位、具体与抽象的错位、特殊与普遍的错位、还有因果的错位、阶段的错位、空间的错位、时间的错位，等等。
因果的错位是一般人天生的弱点所造成的：看到的都是别人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后的作为，恨不得自己明天也能这样，而不愿经历同样的创业艰辛，结果往往是自我毁灭的开始。只知道别人能宏篇大论指点江山，却不去想想这背后的寒窗苦读，社会磨练，结果自己“一步到位”模仿出的只能是大话连篇，空洞无物。好好想一想，如果孔子只是心血来潮找几个学生聊上几天，就不会有《论语》传世。就是一个只有几行的简明数学定理，或许也是建立在几麻袋杂乱无章的手稿基础之上的。
目前社会上，最使人担心的还是做人与做事的错位。该做事的时候反而做起人来，该做人的时候却又做起事来。虽说做好人和做好事是相辅相成的，但工作时还是应以做好事为主，而平时在社会上主要应当是做好人。可有些人，工作时第一位的考虑是“做好人”，只要用的甚至浪费的是国家，是别人的资源，就不愿为做好工作负起责任而得罪他人；下班时该“修身养性”的时候，却又忙于各种关系，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忙碌，做起“事”来了。当然不是人人都这样，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太普遍了。国家社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应该从体制上减轻减少这种错位现象，不能完全靠学习或自觉来解决问题。
当然，错位也不见得时时刻刻总是坏的东西。有些情况下短时间地“利用”一下错位，打一个“时间差”，可以起到克服心理障碍，奇取先机，使原本困难的工作变得容易完成，成为很好的权宜之计。但是不能长久的全面的“错位”下去，否则就是暂时与永远、局部与全部、虚与实的错位了。
話說“白馬非馬”（哲思走筆）
| 國昌 一看標題，可能有人會笑：白馬怎麼不是馬？莫非是痴人說夢？且慢，聽我細細道來。 這裡說的是一個哲學命題。《公孫龍子·白馬論》中寫道：“‘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段話的意思是，白馬，是就其顏色來說，馬，則是就其形狀、種類而言。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的隻是白馬、黑馬，哪裡看得見“馬”呢？在這裡，“馬”是一般概念、抽象概念。它是通過一匹匹白馬或者黑馬來體現。脫離了這一匹匹具體的白馬、黑馬，到哪裡尋得見“馬”呢？用哲學語言來表述：“馬”（一般、共性）寓存在於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之中，白馬或黑馬（個別、個性）體現、反映著“馬”（一般、共性）這個概念。 白馬與“馬”這兩個概念相互包含、相互聯系，但兩者又各有其質的規定性。當我們說白馬時，是說這是一匹白色的馬，而不是什麼抽象的“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孫龍講“白馬非馬”，是有一番道理的。 需要注意的是，“白馬非馬”這個概念，是在特定的意義上使用的。不能用常理去理解這一命題，而應從哲學的角度去加深其認識。不要以為大多數人對此已熟知，不是的。從報章上常讀到這樣的字句：“我學的是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大雞、小雞和母雞。”等。這些不都是由於未能掌握這一點而出現的謬誤嗎？ “白馬非馬”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深刻認識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分析和把握客觀事物。 人們都是從接觸一個個具體東西來認識事物的。小孩初到人間，首先認識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等這些具體的人，然后才逐步形成了“人”的概念。因此，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首先要從具體的實際情況出發，掌握其豐富的材料，並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上升到“一般”。然后再在“一般”指導下更深刻地感覺“具體”。如此得來的認識，就會有根基、站得住腳。 然而，時下有些人的做法恰恰與此相反。他們習慣於從“一般”出發，而對於具體實際情況了解甚少，因而講出的話、寫出的文章難免大話連篇，空話不少。如此而已，於事何補呢？ 就大學生而言，也存在這種情況。時下不少大學生熱衷於創業，這無疑是件大好事。它體現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精神。然而，從一些實例來看，有些學生卻失之於對創業中各種具體問題的了解。如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行業之間競爭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創業？創什麼業？有沒有特色？能否站住腳？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周密研究的問題。隻有把這些具體的、特殊性的問題研究透徹，找到一個可靠的“支點”，才有可能踏上創業的坦途。再說成材問題也是這樣。現在一些青年學子對今后將來成才，往往報有浪漫主義的想法。而對自己的實際知識、專長、能力及社會需要卻了解不夠、考慮不足。這種狀況又怎麼能更好地成長呢？ 在同客觀事物打交道過程中，隻認識具體事物，不善於上升到一般，是不對的﹔但隻知道從一般出發，忽視對具體情況的了解研究，也是不對的。在當今，人們尤其要注意改變這后一種情況。 這就是“白馬非馬”論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哲思走筆》之二 |
附2： 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
核心提示：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本文摘自《逆淘汰》，作者：程万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注：书中甘居“养子”之说，应是误读，“养子”应是抚养儿子之意，见原文（“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 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 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 《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 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 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 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 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
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 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
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 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 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
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 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 不拙拙怪事？！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374-531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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