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在京召开的首届国际“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研讨,虽说“是一个无人捧场的国际会议”,但似乎受到了记者们的特别“青睐”,不计其它媒体,仅《科学时报》四日内就有三篇封面报道。读完8月11日的“一场无人喝彩的国际会议”的首版题头报道之后,使人不能不问,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为国际会议喝彩?报道中所要求得,似乎与其所提倡的背道而驰。
笔者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因此对会议的水平没有发言权,但相信组织者完全有能力将它办成“一个高品质的会议”。问题是,不谈这一具体的会议,就是对于一般的“高品质”的会议,国际的或国内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他们“喝彩”呢?这是我们的义务还是责任?这既不是学术会议的目的和精神,也与学术自由的精神相背离。学者完全有选择参加什么会议的自由,这与对学术交流是否热心完全是两回事。这样“要人喝彩”的心态,岂不还是以“国际”会议之名,行“中国”会议之实?
笔者完全同意对过度关注领导参与、领导座次以及“只报告,不交流”等不良学术会风的批评。只是如此多的“会议”,外加科研任务和其它工作,使一些学者为了照顾“关系”不得不像“赶场”一样穿梭于形形色色的会议之间,哪有时间和心思静下来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学者已认识到这种现象对学术健康发展的危害,问题是如何解决?显然再冒出几个就是“有人喝彩”的新国际会议,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会更多了,“山头”往往也就更多了,矛盾自然就更多了。以“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为例,许多物理、化学、数学和信息等会议都涉及这个领域,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会议,希望得到“喝彩”无可非议,但大家了解不多,无人“喝彩”也属自然。按国际学术惯例,其实也应是一般学术的惯例,会议组织者只应对参会人员负责,别人是否“喝彩”,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对此 “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无奈地自责”成“对中国国情还是了解得不透彻”,这分明是“中国国情”的典型表现,是“透彻”在骨子里的“中国国情”意识。
近年来,国内科研机构“硬”环境大大改善,一些地方甚至超过国外,但“软”环境的变化却不太容易变化。当然,为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国情中的许多方面应当也必须尽快改进。但我们要避免出现以批评和修正为名,实质上却导致国情中不良影响的深入,甚至是“升华”;更要防止发生以批评和帮助为名,结果却是“上演”新旧利益集团、内外不同团体之间的争名夺利,最后受害的是国家和其他不幸的科研工作者。近来科技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
首先,通过媒体发表与学术相关的观点时,应当慎重。学者与记者是十分不同的职业,学者的工作是求真,而记者往往是求“奇”,甚至追求“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境地。两者的结合,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也不小,有时更大,这是目前“中国国情”的特征之一。两者的交流,几乎是完全是不对称的:记者一般无法对学者所述的科学意义及其影响做出正确的判定。因此,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不同意见缺场,由一方学者单方面地向媒体发表其观点和看法,可能是一件不公平甚至违反科技道德的事情,对此我们不应提倡。
其次,我们应该考虑“喝彩”心理内部的因素及其潜在的影响和后果。学人也是人,学有所成之后希望得到“喝彩”是很自然的心理,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虽然我们不必提倡都像俄罗斯数学奇人Perelman那样对社会的“喝彩”完全置之不顾,但学者必须认识到其实这是科学精神的异化,也必须理解无论成就多大,社会和别人都没有为其“喝彩”的义务,这是平等人权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推论。社会对科学成就的过度关注与推崇,本身就是社会发展不全面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当“喝彩”的期望与现实的反应产生较大的反差之后,最好不要急于表现自己的不满,特别是不应急于借助媒体来“炒作”。我们不能图一时之快,对科技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这一点,海外归来的学有所成的学者更应特别注意,因为这是一个敢于接受又容易受到媒体追捧的“优势”群体。我们不能为国情中的不良现象“护短”,但“优势”群体必须考虑相对“弱势”群体的感受以及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
总之,我们要警惕产生以“高水平”“新思维”之名,行“穿新鞋走老路”之实,陷入“推翻旧皇帝,迎来新皇帝”的恶性循环。我们五千年的民族史,旧王朝“烂”到底也不放弃,新王朝“杀”到头也不罢休,其结果是先辈的积累被“整”得“干干净净”,三百年一个大循环,从头再来。希望这能给后人,特别是科技人员万分的警觉。我们现在似乎在向“盛世”的路上走去,但至今,中华民族还没有打破其内斗自毁之“超稳定”周期的先例。科技事业应当是我们突破历史循环和改造“中国国情”的希望。这一事业的健康与全面发展,是造就“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忠心希望我们的科技人员能认识到这一历史性的使命感。
本文发表于2006年11月9日《科学时报》观察版。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374-4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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