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发生的“上海交警上门抓坏分子”和“上海将乱穿马路者照片贴进商务楼”引起了众多的议论，有关记者还采访了参加5月23日同济大学举行的“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一些专家的看法。同济的一位教授认为：通过对上海部分路口的实地调查，上海的红绿灯间隔时间很不合理（即超过行人对等待时间的忍耐限度，比如德国的调查是60秒），这也是导致行人乱穿马路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

首先，我不赞成“上门抓人”或“贴照片”的作法。一是行人的这些行为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与行为观念有关，不是短期或让其“丢面子”就能一下子解决的。在一个有时对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行为都能视而无睹的社会里，“乱穿马路”很难说是一件能真正引起旁观者“痛斥”或本人十分内疚的事，何况有时路口信号管治或设置安排还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最使我不解的是交警为何不把“抓坏分子”和“贴照片”的时间和功夫用到路口的实际管治上去，比如代替许多年长老弱的交通“协管员”，自己去路口站一会儿。或许“抓人”和“贴片”更“威风”和“过瘾”，只有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才能为之。这也是一种“心理”，当然不是行人的“心理”。

我因事提前离开“中德”会议，未能参加这方面的讨论，但我赞同这位同济教授的看法。不论是自己从事智能交通研究还是亲身的“交通”经历，我都感到是必须在交通系统的设计与管理中重视并强调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的时候了。对此我有切身的感受。回国工作后，只要可能我都坚持步行上班，因此要穿过南北二条辅路并跨桥通过北四环，经常看到行人“勇敢”地与车争路，有时自己也不得不“乱穿”马路。原因很简单，行人的信号灯设在几乎是百米之外的四环对面辅路边，对路况不熟的人很难想到还有个行人信号灯在对面，就是看到也弄不清是给谁用的，而且熟的人时常“一不小心”就忘看了。所以此处行人、自行车、汽车混杂的情形时有发生。真怕有一天交警带着自己“乱穿马路”的照片找上门来，更怕哪天这里发生什么交通事故。

对比中美路口信号灯的设置，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就是我们的灯数相比明显很少。为此我特别数了数我在美国教书学校旁边路口的信号灯数，每面差不多是10到15只灯，因此每个路口差不多有40到60只灯，而北京许多路口每面有3只灯，过6只灯的就不多见。显然，灯多能更容易引起行人和司机的注意，当然花费也多。问题是中国道路建设的费用算起来并不比国外差多少，不知钱都花在何处，或许都用在搬迁费上了。

国内有些城市的路口设计几乎就不考虑车的行为和人的心理，不但行人“乱穿”，车也被逼得“乱闯”。例如有些路口设计的太大，一个信号周期下来，人车都得等很长时间，早已不耐烦，都按奈不住其“抢道”的心理，结果是自己的“绿灯”来了，可其它方向的人车还占着路口，无法通行，以至“绿灯不绿，红灯不红”一片混乱，恶性循环。

还有就是为了维护城市的形象，指令性的为一些主要道路多配绿时，以形成“绿波段”，造成交通“顺畅”的感觉。结果许多支路交通形同死路，产生严重阻塞，更催生了支路上的人车“夺道乱闯”的现像。三天前我曾去一个智能交通示范工程城市出差，出租车在支路上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开过二个路口，我还以为前面出了什么事故，到了主路才发现其与支路的绿时比是75:12，怪不得支路上差不多每个司机都在“抢道”，否则又得多等1分15秒钟。

交通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中国目前特有的“机非”混行现象。只是我有一种“不详”之感，就是这所谓的“混合”交通现象快成了交通问题的“万能”挡箭牌，成了不作为和低效运营的最佳“借口”。凡是有关交通系统的设计与研究，都得以所谓的“混合交通”现状为起点，使人不能不感到这差不多就是在研究 “裹着小脚的情况下，如何跑得快”的问题。答案其实很清楚，“裹脚者”肯定跑不过不缠脚者，再设计再研究也没有用。还是想办法取消缠脚的陋习，就像几十年前我们前辈所做的那样。

我相信交通问题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国内主要问题还是“需”大大过于“供”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以科学扎实的态度研究交通现象和对策，交通设施建的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交通系统的设计与研究中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和心理，就是有效解决交通问题的关键之一。心理状态好了，现有交通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反之将更加恶化，何况我们还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国外最近的研究已表明，交通阻塞已引起了许多“城市病”，比如在不知情时等待的焦虑造成过极行为（如枪击事件）和心脏等许多疾病。因此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将合时合地合人的实时交通信息及时地通告出行者，减少大家的悬念和焦虑，从而促使其心安理顺，行为合法规范。

我们切不可把解决交通问题的法宝全“押”在先进的交通设施上。最近北京长安街21个路口将视流量由警察手动变动就是一项十分明智的应时之举。如果人自己还没有找到有效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那智能交通设施更找不到，甚少目前最先进的智能计算机找不到。当然我们不可忽视智能交通设施的重要和关键作用，因为与智能设施相比，人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并且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体力和智力上的界限。

实际上，中国许多城市的局部交通硬件设施已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但我们的整体管理水平离世界水平还相差十分大。这一点，去过西方国家一些中小城市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不必是什么交通专家。希望我们从事交通研究和管理的工作者，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交通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在如何寻机增收扩权上。只要这样，交通问题的解决就会指日可待。否则的话，我只好借用十九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与李鸿章打过交道的德国普鲁士“铁血”宰相和外交大臣俾斯麦的话来结束本文：“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本文发表于2006年6月8日《科学时报》科学透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