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就是掷骰子。你很少能预言结果，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可能会发现什么。科学家试图专心致志地考察未知而神秘的领域，因为他们爱追根究底，因为他们想去以前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时不时地就会有科学家碰上一些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竟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广为人们接受的科学信念。这些发现可以得自科学才华，但更为常见的却不过是运气。也许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意愿，承认看来异常的数据是有来由的，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其意义，直到把真相揭示出来，让怀疑者无话可说。

纵观历史，猎豹一直让人着迷。王公权贵们训练猎豹为狩猎伙伴，宝贝着它们的狩猎技巧和与之相对的把它们圈养起来时的顺从乖巧。图坦卡蒙国王的陵墓就装饰有无数的猎豹雕像和用猎豹皮做护套的盾牌。征服者威廉和莫卧尔皇帝阿克巴饲养猎豹来做狩猎运动。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探险的记述中，报道过中国皇帝忽必烈在他位于喀喇昆仑的夏宫中豢养着1000多只猎豹。

如今，猎豹种群受到严重威胁，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劫掠。农业的崛起缓慢而无情地耗尽了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猎豹栖息地。在亚洲，猎豹在1940年代就几近绝迹，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往北，只在伊朗还有极少数存在。最新的估计认为，整个非洲的猎豹种群数量在1万到1.5万头之间。随着越来越多的濒危物种被接近60亿人类所包围，这故事不讲也罢。

当奥萨·约翰逊（Osa Johnson）的《我嫁给了冒险》（IMarried Adventure）或卡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的《走出非洲》（Out ofAfrica）之类的煽情作品预报了非洲野生动物的枯竭时，被激发起来的公众关注引发出保护运动。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发出警告：照此下去，这个世界的居民将只有少数的种植作物和家养动物物种了。停止大范围物种灭绝的全球决心，导致各动物园也调整了自己的角色，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收集者和展示者，转变成为保护伙伴。第一步就是建立并繁育收集起来的圈养濒危物种，如老虎、猎豹、巨猿、大熊猫和秃鹰等，作为脆弱的野生种群珍贵的储备或备份。他们希望对濒危物种的生物学有更多了解，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管理计划，在这些物种的本土栖息地保护它们。

而猎豹的“特立独行”，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它们圈养起来后易受惊，易激动，甚至神经兮兮的，而且它们不愿意繁育。阿克巴皇帝在16世纪独有的那一窝猎豹幼崽，是人类与猎豹交往4000多年以来，圈养猎豹成功繁殖的唯一记录。在现代，圈养猎豹首次下崽，是1956年在费城动物园，但幼崽只存活了3个月。自那以来，在少数试图繁殖猎豹的动物园中，只有不到17％的配对圈养猎豹成功繁育。而那些生了幼崽的猎豹中，死亡率为30％到40％，比动物园几乎所有其他动物都高。即使在今天，在养殖业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之后，圈养猎豹种群依然面临死亡的风险，因为繁育总是赶不上死亡的速度。对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灵验的所有繁育诀窍，对猎豹都不管用。

对这一切，还有一线希望吗？对猎豹而言，也许吧。毕竟，在现实是强大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人工驯养繁育的繁复“调教”下，纵然猎豹的遗传现状令人绝望，但是认为它们注定灭绝却可能是个错误。

猎豹并没有死光。它们已经幸存了1.2万年，种群数量曾经增加至数十万，这是最近几百年前对它们的数量统计。无论猎豹的遗传问题有多现实，但这并没有明显地限制其种群的增长。它们独往独来的天性虽然需要大片的栖息地，但很可能也限制了个体间的接触从而阻止了微生物病害的传播。本世纪猎豹的最大问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栖息地丧失。生存的希望与其说依赖于过去，不如说更依赖于未来。如果有痛下决心保护猎豹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举措，我打赌猎豹将势不可挡。

猎豹的传奇，尤其是清晰表述出来的种群付出的代价和遗传的下降，具有超越猎豹甚至超越自然保护的意义。猎豹提醒医学界，涉及免疫防御的基因，如变异度超高的MHC，在保持人体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到充斥在我们医院的大量让人衰弱的人类疾病，对这些疾病，我们无法治愈却只能对症治疗：癌症、关节炎、2000余种遗传病，还有致命的微生物如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或肝炎病毒。其他动物能否显示出针对同样这些疾病的天然基因防御？没有这样的防御，它们将会灭绝。这些物种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健康维护组织HMO，没有急诊室，它们只有自然选择。

还有多少其他像猎豹的遗产这样的自然历史故事有待发现？其他物种是否也有过濒临灭绝的死里逃生？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同样精彩诱人的几近灭绝却靠遗传适应度过危机的实例？我们还是来从大自然浩瀚的经历中寻找答案和经验教训吧。

最后，还是那句：“携科学作伴，与自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