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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的导师孙校开研究员于今日凌晨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不断闪现。尽管悲痛之情无法完全用语言言表,我还是含泪写下这篇文字,以表达自己无尽的哀思。
孙老师1983年赴维也纳技术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进修,从事稀土永磁化合物高场磁晶各向异性研究。1985年从维也纳技术大学获得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金属研究所工作,领导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高磁场实验室的建立。我是1986年3月硕士毕业留所工作。由于了解到孙老师在国外开展的是当时国际上的热点稀土永磁材料,另外也了解到他是我们金属所有名的几位学术精深且有钻研精神的老师之一。我在报考博士研究生时就报考了孙老师的研究方向。在通过笔试后,孙老师组织了对我的复试。复试形式别具一格。他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献,是有关晶体场理论的经典性文献,厚厚的一本。他让我用一周时间准备,然后在复试时向参加复试的老师讲述这篇文献。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到晶体场理论,也是第一次看这么长的英文文献。我当时的压力很大,所幸经过自己的努力,复试时获得了几位老师的好评。幸运地成为孙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而孙老师根据我的特点给我设计的复试形式,不但为我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甚至无形中影响了我,使我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验的研究风格。当时,科学院的研究所条件艰苦,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形期。研究所也推动科研人员下海经商。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建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工厂的热潮。受研究所委派,孙老师担任总工程师,分别在深圳和沈阳建立了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工厂。通过建立钕铁硼工厂,换来所里对高磁场实验室建设的支持。他心里非常清楚,建工厂什么的都是浮云,实验室的建设是根本。只有通过实验室建设培养高质量的学生,通过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建立一支以年轻科技人员为骨干研究队伍,才是研究队伍发展壮大的保证。实际上,从孙老师的内心深处,他是不愿意下海经商的,他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商场那一套游戏规则。他太过耿直、太过认真,所以工厂建成之日往往是他被清理之时。为这两个工厂他是操了许多心,也平白生了许多窝囊气。这也许对身体造成了一些的伤害。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心肌梗塞、脉管炎等病魔很快纠缠上来。孙老师从80年代末就一直与这些病魔展开斗争,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心理挫折。近5年来又与肝癌斗争,坚持斗了5年。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全靠超越常人的精神力量支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脉管炎初期的一次截趾手术,他怕麻药伤害大脑,坚持不用麻药。后来,脉管炎病情恶化,不得不截肢。在脉管炎截肢以后,他克服种种困难,振作心情,仍然坚持做科学研究,一直2005年都有论文发表。他主要从事稀土一过渡金属化合物的磁晶各向异性研究、纳米复合稀土永磁材料的制备及其结构与磁性、计算微磁学及其在纳米材料中的应用、纳米磁性材料的内禀磁性及超精细交互作用、纳米磁性材料中的界面效应等研究。1985年以来,在SCI学术刊物上发表磁学与磁性材料研究论文140余篇。SCI引用1000余次。曾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奖励。还获1990 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人才培养先进个人奖、1993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现在列举这些数字或奖项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关键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那样身体状态下,孙老师能够坚持做学问,坚持培养学生,真正体现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不屈精神和高贵品格。
孙老师在治学精神和研究方向上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当时他给我布置的博士研究论文是研究钕铁硼基稀土一过渡金属化合物的结构和磁性。尽管这是一些对热点的跟踪性的替代工作,但是他主要是强调对其中的相变以及磁晶各向异性的基础性研究。通过对其中的一级磁化过程的研究,引发了我对磁性相变的研究兴趣,也就有了后来我对相变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孙老师除了在学术上对学生进行指导,还从精神上给与鼓励。他曾经对我说[大意]:我由于条件所限,我这一辈子不能作出世界一流的工作,我希望你能够作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如果你不能,我希望你的学生能,。。。!他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钻研业务的一个手稿交给我,那是他自学二次量子化,研究电子-电子(声子)关联模型的一些研究思路和文章草稿。尽管那个工作属于无法发表的工作,但是从中体现了孙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条件下对学术的向往和探索。他的这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激励我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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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0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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