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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庆60年：历史坐标下的梳理与使命(转载《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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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2009-10-03）
观海听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中国必须在逐步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探索符合中国的现代化保障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和阅兵活动。笔者之前曾撰文，从大历史和大文化的角度透视六十年国庆对中国的意义。循着这一逻辑，人们可以继续做一些更为深层的探索。
也许用三个时间标记可以清晰看到六十年国庆的历史坐标意义，以及中国在这一历史坐标下的成就、困惑和使命。这三个时间标记分别是：一、建国六十年与过去一百五十年；二、过去六十年之中的前后三十年；三、未来的三十年和六十年。
过去150年的中国道路
首先，就建国六十年和过去两百年而言，笔者之前在评论中指出，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但十九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于是，二十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大地先后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哪一场革命或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过去百多年中国的困惑却并未完全消除，即：一、技术上如何追赶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元素？
此次中国大陆国庆和阅兵，台湾对解放军军力发展的恐惧和抵触有所降低，这当然得益于近年两岸关系的缓和。但由此在两岸之间出现的某种微妙内心连接，则似乎更值得解读和珍惜。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过去两百年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沉淀下来的渴望民族富强的愿望。
前后30年：须系统梳理
其次，就过去六十年之中的前后三十年而言，最近在中国大陆内部有一些出自不同角度的观点和争论，其焦点是：前后三十年究竟是否可分？当然，从官方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自然希望将前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但其实，无论是将前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还是前后割裂，都会面临一些深层的困惑，需要人们极为仔细地进行剖析。不然就会陷入一系列因缺乏逻辑梳理而产生的简单化和模棱两可的思维泥淖，比如：前三十年的基础是否奠定了后三十年的成就？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否定前三十年还是继承前三十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必须看到，前后三十年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是相同的，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和开启改革进程，来源于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而非任何体制外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的大多数进步，恐怕只能依赖于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内的开明力量。
同时，正是由于前三十年的工业、军事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等方面的基础，才使后三十年的进步成为可能。一九四九年后创建的举国体制，虽然在社会利益日渐多元化的今天，已经而且还将继续显示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的深刻逻辑悖论，但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必须承认，举国体制对于整合一个百年衰败的民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这种作用具有相当的时间性和阶段性。
但同时必须看到，若没有后三十年的努力，那么前三十年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则可能到今天早已将中国弄垮了。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有一种说法“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其实，即便没有文革，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经济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中，也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
因此，今天人们要做的是，既要肯定前三十年在整合衰败中国方面的功绩，但同时也要果断否定前三十年的谬误。这种谬误归纳起来就是，继续用革命的手段来从事现代化事业，用急躁和盲动的情绪替代科学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从早年的追寻民主走向取得政权后的与民主思想游离乃至对立。
但在果断否定前三十年谬误的同时，人们对前三十年还是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并辅以理性的思考和整理。前三十年的谬误，从大框架上看，属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和迷失；与其将谬误归咎于某一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还不如更多地从中国精英在百年现代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上多做一些探究，这将来得更具有深刻性和建设性。
涉及到今天，由于对前后三十年始终没有做过清晰的逻辑整理，因此在两者不可分割的背后，人们依然在今天——亦即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依然能在许多思维和行为模式上找到前三十年的影子。因此，为了未来三十年、六十年的道路走得更加自觉、稳健，人们还是有必要在承认前后三十年不可分割的同时，对前后三十年做一番系统、逻辑、冷静的梳理，尤其是须注意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前后三十年里，有哪些阶段性的做法，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二、前后三十年里，有哪些做法虽阶段性有助于现代化进程，但却无助于建立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三、前后三十年里，有哪些做法虽有现代化的良好愿望，但却与现代化的真谛背道而驰，因此必须果断抛弃？
未来30年和60年的使命
行文至此，已涉及到未来三十年和六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显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必须有赖于法治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现代化的长治久安。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国在现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制度的版本。但中国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背后也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困惑。
因此，未来三十年到六十年，中国面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两大使命：一、建立现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国文化，使之既有助于现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构，同时也有助于东西方秩序的调适和平衡。
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中国必须在逐步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探索符合中国的现代化保障框架。无庸讳言，今天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聚了许多相当激烈的内部矛盾（腐败、贫富不均、社会和民族矛盾等），国庆六十年北京安保的戒备森严，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中国模式能否持续，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但其中的关键是：中国模式中，究竟是否有自我完善机制的萌芽或支撑点？如何循着这些支撑点探索上述两个未完成的使命？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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