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从不走捷径，一生不断读书，不断积累。他不是为某个问题去查书，而是终生苦读。因而面对从新石器时代、两汉、魏晋、高句丽、渤海、辽、金等东北考古学的整个年代的各种文物，均可旁征博引，指出其学术价值。李文信先生在考古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汉代和辽代的研究，揭示了辽阳汉代农户居住地、发掘了大量辽墓、深入研究了许多辽代城址和陶瓷。他视文物为生命，当1945年日本投降历史动荡之际，为保护文物而险遇不测。1948年解放前夕更只身守护，愿与文物共存毁。这种视文物为生命的品格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其对国家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先生1921年在吉林读书时便优游于龙潭山的高句丽遗址，发思古之幽情。青年时代的兴趣为以后从事考古研究埋下伏笔。1934年任教员时开始系统的考古研究工作。先生在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帽儿山之间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文化遗址以及如五铢钱、白铜镜、玉饰、瓦当等文物。于1937年发表《吉林龙潭山遗迹报告》。他还调查了吉林市西团山遗址，发表《吉林市附近史迹及遗物》。现将先生这两篇早期文献附上（选自《李文信考古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使博友从中不但学习到考古知识，还能了解先生从教员到考古大家的传奇人生和心路历程。目前，先生最早开展研究的吉林市附近史迹[西团山遗址] 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西团山文化”命名地。“西团山文化”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相当于西周初到春秋初，中期相当于春秋中到战国中，晚期相当于战国末到秦汉交际。[东团山遗址] 1981年10月24日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其文化内涵丰富，包括“西团山文化”，汉文化，辽、金文化。[帽儿山遗址]为东北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西汉初年夫余王国的古墓群，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得知自己当年考古寄思之地已如先生论文中所建议，如今均已成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旅游名胜，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造福一方百姓，贡献GDP，先生当含笑九泉。

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为1935年伪满洲国建立的“国立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院古物馆”，系当时国内三大博物院之一。1948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了该馆，于1949年春定名“东北博物馆”。同年7月7日建成开放，1959年改称辽宁省博物馆。先生于1937年发表《吉林龙潭山遗迹报告》后，1938年就到“国立博物馆”开展考古研究，后任博物馆馆长。了解到先生从教员到考古大家的经历，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甚至伪满洲国时期历史动荡、战乱频繁，一个普通教员居然可以成为考古大家，这其中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值得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人员等深思的。实际上，李文信先生从业余到专业的传奇在民国时期不是孤例。例如，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小学没有毕业，后来不但成为小说家，还成为文物学家。

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广聘天下各方面贤才，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一方面聘请以西学见长的胡适，另一方面又聘请以中学见长但思想保守顽固的辫子教授辜鸿铭。他甚至起用连大专都没有毕业的鲁迅，鲁迅先生后来代表一个新时代的文学。蔡元培慧眼独识前清秀才陈独秀，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成为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北京大学也因为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尽管陈独秀、鲁迅等人因没有学历曾经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抵制，蔡先生却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去说服、化解甚至对抗这些干扰。蔡元培传奇地聘请被誉为近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乡村职业教育家的梁漱溟也是一段佳话。梁漱溟先生过去多次报考北京大学失败，只是一位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中专毕业生。1916年6-8月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发表梁漱溟一篇长文《究元决疑论》，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蔡元培高度重视，与陈独秀商议后决定聘请梁漱溟。清华大学也涌现了几位杰出的校长，敢于突破招生的一些固定模式，注意对奇才、偏才、怪才的发现。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时，英文满分，国文很好，数学仅15分。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先生后来成为世人皆知的学贯中西的大家。吴晗报考清华数学只考了6分，得到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的破格录取，吴晗后来成为著名明史大师。蔡元培、罗家伦、翁文灏等人能彻底打破学历的限制，这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世俗观念和制度的最大胆挑战。
    蔡元培等人打破旧的习俗，可以仅仅凭自己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去大胆发现任用人才，说明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享有高度的用人权力。蔡元培先生按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校内既可讲封建经学，又可建立“共产主义”研究团体。使北京大学不仅成为倡导科学与民主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出现了最早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是在兼容并包的最高原则下出于本真至诚的对知识和人才的爱护，表现出一种超出管理范畴的精神气质。民国时期是一个开中国教育局面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有些做法与现在的情况可能没有可比性。但当时那些教育界领袖们的宽广的文化胸怀和超然的精神气质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效仿的。

时至今日，在我国实施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导致人才选拔机制的僵化模式，科学研究专业的日益细化而形成许多条条框框，近年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又导致大众对什么是真学问产生困惑和误解，浮躁的心态和不断变化的热点导致对真理标准的迷失，……所有的这一切导致当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的简单化管理模式大行其道。学历成为许多有才华青年成为大家的一道拦路虎，各种统计数据和指标成为禁锢科研人员智慧的一道枷锁，不断变化的政策、指南和评比成为妨碍创新思维的一道天罗地网，……解决之道只有让教育回归教育，科研回归科研。教育和科研回归其本征特性，教育家和科学家回归其天然本色。当中国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从文山会海、评估考核中真正解脱之日，中国之教育和科研才是真正有希望之时。当中国的校长们真正明白“大学是大师之大学，而不是大楼之大学” 之日，当中国的校长们真正具有自主办学的自由权力之日，当中国的校长们真正是一些专心于教育事业、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而不是求政绩而上迁的政治家）之日，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才是真正有前途之时。

另一方面，当今也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爱好者学术思维最活跃开放、最自由平等的时代。网络为“官科”、“民科”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实际上，“官科”与“民科”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所谓专业与业余，是否在体制内捧一科研的饭碗而争到食。如果一名“民科”能提出重大的创新性思想，以广大科技工作者能够接受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学术成果，完全有可能转变成一名“官科”进入体制内。实际上，一名“官科”提出的学术思想在为同行接受之前，他在这方面实际上也处于一个“民科”的地位。“官科”与“民科”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通常一名“民科”的特点是基础不扎实（一名“官科”如果深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活跃、论点自由、无拘无束、创新性强。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并加以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表达能力。通常一名“官科”的特点是基础扎实，很好地理解原来的理论，坚持学术思想，掌握先进的实验技能。受到了长期正统的训练和开展了多年的学术研究并具有研究积累。这都确保“官科”很容易做出被同行认可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原有的理论框架必然极大地限制“官科”们的学术思想的创新性。所以，我认为每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引入一套特别的人才选拔机制，在不同的时期应适当地选拔和聘用一些真正有才华、有学问，并已经崭露头角的“民科”。网上有99%和1%的大讨论，当反映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有不少滥竽充数之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象蔡元培等前辈那样匀出一些名额破格提拔一些显示其才华的青年学子而引入新鲜血液呢？同时，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调整其现有僵化的整齐划一的人才评价考核体系，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施所长，相互包容、竞争和促进。另外，无论“官科”或“民科”均应相互理解，相互帮助、鼓励和支持，平等交流。从这个角度说，建立科学网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它在当代中国首倡了一个学术平等自由的风气，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也为将来的伯乐发现千里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进步的功在千秋的事业。我相信，有朝一日，定有一些有志有为有才的青年学子通过在科学网的争鸣和讨论，提出自己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并因此著作等身而脱颖而出，成为一些领域引领风骚的学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