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已经发表的和正在投稿中的论文，存在着逻辑错误，高影响因子刊物也不能幸免。不是说有这个毛病，论文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这样的论文可能有一天成为“低水平研究时代”的证据，让我们所处时代的科研工作者蒙羞。常见的几种错误简述如下，期望今后能减少。

1 “未见”作为“不存在”的证据

某件事没有被观察到，所以不存在，这种论证方式很常见。在引言里，作者暗示本项研究前人没有做过，理由是“未见文献报道”，实际情况往往是作者本人不知道前人文献，同时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例子，说全新世高海面事件（指海面高程高于目前的情况）不存在，理由是整个区域都没有找到对应于高海面的沉积记录，对此南京大学朱大奎老师有一句很到位的评论，他说：“在沉积记录研究里，有是有的证据，但没有不是没有的证据”。

2 “不同”作为“变化”的证据

围垦要建造新海堤，海堤建造前后有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有的研究者决得很简单，到实地找一块地方，进行围垦前后的某些数据采集，如潮水沟分布、潮流流速大小、波浪大小、植被生长情况等，回来后做些对比，如果相同，就是无变化，如果不同，就是有变化。但相同与否，即使不建海堤不是也照样有？失误在于，同一个系统可以有不同的状态，这叫Variability（变幅），但不同系统内部趋势性的演化结果，或者是发生系统状态转换之后出现的差异才是Change（变化）。所以，要确定是变幅还是变化，光看差异是否存在还不行，还要看演化趋势和系统状态特征，所以不是简单的事情。

3 相关性混同于机理解释

相关性分析，可操作性强，经常用来建立经验关系。但是，此类经验关系是否成立，需要明确定义域或适用范围。例如，在某个特定的潮间带区域，从高潮位到低潮位的沉积物类型不同，每一种类型堆积的高程范围不同，因此沉积物类型可以表达为高程的函数，对于这个地方，此函数是成立的。但如果把这一关系表述为：高程决定了沉积物的类型，某类沉积物一定分布于某高程，这就犯了将相关性混同于机理解释的毛病。沉积物的堆积地点受到物源供给、水动力特征、宏观地形等条件的影响，并非仅仅受控于高程。因此，换个环境，沉积物堆积的格局可以大不同。

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互换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被用来建立两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评价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大小，从回归常数中获得重要参数。但两个变量，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是不能互换的，否则会得到不同的回归方程和回归常数，虽然相关系数仍旧相同。这个特点是常用软件所依据的高斯假定所带来的。高斯在导出回归算法时假定，自变量无观测误差，因变量有观测误差。所以要选择没有或较小观测误差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有时候，两个变量的误差相近，此时需要考察x轴变量和y轴变量互换带来的影响。不幸的是，有些作者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5 “机理的过程”

有一篇论文，说要针对某种现象的机理，进行过程研究。按照定义，过程是指与某个系统有关的某种因素影响该系统的方式，而机理是过程的各种组合，其中之一与该系统的某个现象相对应。如此，“机理的过程”到底是想研究什么，是说不清楚的。通常情况下，研究次序应是过程在先、机理在后。

6 结论和前提倒置

有一种奇特的辩论方法，说“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患者，现在张三拒不承认得了精神病，这正好说明他有精神病”。用这个不合逻辑的说法开个玩笑是可以的，但付诸行动则会酿成灾难，到街上去问问每个路过的行人，恐怕绝大多数都有精神病，要关到精神病院去。与此相对照，说“河流入海通量减小导致河口区发生侵蚀，观测表明，现在侵蚀正在发生，这正是河流入海通量减小的效应”，是否有点问题。实际上，凡是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最多是或然性的，能否坐实，要看能否排除掉其他的所有可能性。

7 “案例”误为“典型代表”或“普适描述”

地学研究经常要进行现场观测。长江口向海输送沉积物，强度是多大？好的，选定大、中、小潮的时期各一天，再选择一些站位，进行现场观测。从观测数据中，可以计算出一个数值。这个数据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个方法暗示，所进行的观测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普适的：“不信你再测？还是这个结果”。然而，我们怎么知道真实情况的确如此？只有在了解系统行为的各种可能性及其出现的频率，才能评价“代表性”。不少发表的论文，对所选案例在整个系统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是回避不谈的，也就是说，无论研究了多少案例，我们还是不知道整体情况究竟怎样。

8 “综合分析”

什么叫“综合分析”？一些论文中宣称要进行这种分析，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现象又罗列了一遍，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在操作层面上，“综合”应该是归纳的，也就是说，要从个案中，通过变动范围、出现频率、典型性/代表性评价等方式，总结出一般的预测性陈述，例如对长江口沉积物输运观测结果进行归纳，给出“代表性输运强度”及其计算方法。“分析”应该是演绎的，例如从长江口沉积物输运公式中，可以得出特定情况下的输运强度。因此，具体的操作要么是归纳的，要么是演绎，并没有一种叫做“综合分析”的动作。当然，对数据可以既做归纳，又做演绎，但这是做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9 “地理环境决定论应彻底抛弃”

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曾经产生过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幸的是，人们以地理环境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为由，批判并抛弃了这个理论，致使这个有潜力的方向被迫放弃。任何科学理论，都要针对特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外理论是否适用，与理论本身无关。“地理环境决定论”说的是，一个地方是否重要，是受到其环境条件制约的。把地理环境当成一个系统，然后对其各个部分的重要性进行分类，然后考察各自的条件，从而得到一个总体图景，这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流程和规范，研究中的一些缺陷，如“重要地方”、环境条件、支配程度、时间演化格局的定义，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来克服。科学理论通过明确定义域、提升预测的可靠性而得到发展，并进一步开拓出新领域。所以，人们犯下的这个错误对人文地理学打击不小，历史上这种错误还一犯再犯，对待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是如此。

10 局部差异大小作为影响大小的证据

相同和不同，经常被用来作为影响大小的证据，但没有考虑到系统演化的时间尺度问题。例如，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施工前后的环境特征用模拟结果的差异来表征。因为地貌演化受到水动力条件、沉积物输运条件的影响，所以用施工前后的水动力和地貌对比被认为可以说明施工的影响。做起来也不困难，模拟一下施工前后的流场和地形，对比结果就出来了。然而，这里有一个天大的漏洞：模拟的时间尺度远小于地貌演化的时间尺度。有时，施工导致地貌系统的状态转变，从此其演化将导向另一个方向，最终变得面目全非。但在各种“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这一点基本上是不管的。打个比方，优秀的和平庸的研究者，其差异要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才能看出，如果只对比前一两年，不大可能有巨大的差异吧。

  为了避免上述失误，需留意两点，一是遵循推理规则，如果前提为真，推理正确，那么结论必成立，如推理不正确，则结论是否成立为未知；二是概念、定义要有前后一致性，否则，经常变来变去，结论是否对，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