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启铿院士忆述陈景润是怎么调到数学研究所的

在纪念陈景润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上，80岁的陆启铿院士希望澄清一个事实。他说：“一些传记作者说，1957年是华罗庚派我去厦门大学把陈景润调到数学研究所的。这是把我在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化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说：“1957年，华罗庚并没有派我去厦门大学，也没有委托我办有关陈景润的任何事情。”

    那么，陈景润是怎么调到数学研究所的？

    1953年，陈景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中学教书，由于不善教学，他被该中学退回给厦门大学。这是厦门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面对这样一个“先例”，厦大只好安排他在数学系图书馆做登记出纳工作。而陈景润却整天只钻研华罗庚著的《堆垒素数论》。陈奕培说，陈景润逐页仔细钻研这本书，不论在图书馆、食堂、厕所都在钻研，这种学习、研究的方法正符合华罗庚主张的“从薄到厚、从厚到薄”的规律。终于，他发现并解决了书中的一个难题，于是写出来寄给华罗庚。

    陆启铿说，陈景润的文章简而精，绝对不会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来写，但他的文章过于简洁，要费很多时间去验算，所以许多人都不愿意审查他的文章。华罗庚慧眼识英雄，对他的这篇文章大为欣赏。当时，华罗庚是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随即请陈景润以特派代表身份参加数学会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

    1956年8月，华罗庚在北京见到陈景润后，建议数学所办公室主任与厦门大学商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不料，厦门大学了解情况后，意识到他的才华，回函说厦大非常需要陈景润，他的工作不可代替。于是，陈景润被升为助教，分配给数学系张鸣镛教授。调动的事情暂时搁浅。然而，陈景润的教学进展得并不顺利，学生反映说听不懂他的辅导，系主任方德植无奈之下，又把他调回图书馆。

    1957年，陆启铿受邀参加一个厦大为校庆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那时，从北京去厦门的交通很不方便，于是陆启铿就交通问题咨询正在数学所进修的厦大讲师陈奕培，也是因此从陈奕培那里解到陈景润的这些情况。当时，陈景润只是一名助理研究员。

    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是王亚南，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与华罗庚相识。他听说华罗庚的学生陆启铿到了厦大，专程到他的宿舍看望。接着，系主任方德植找陆启铿谈话，请他回去转告数学所的领导，现在厦门大学愿意把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了。

    陆启铿说，由于华罗庚并没有和他谈过有关陈景润的事情，所以他回到北京后就将方德植的意见转达给副所长郑之辅。1957年10月，陈景润被调到了数学所。

    在陈景润调到数学所49年后，陆启铿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今天值此机会，我在公开场合把事情澄清一下。”那天，陆启铿坐在轮椅上，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会议室。他说：“我虚岁已经80了，不管从什么层面上讲都是一个老人了。人的记忆总会有差错，所以，我的回忆可能也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希望知道真相的人指正。”

（二）吴文俊忆述“1+2”论文发表的曲折经历 

科学时报(2006-06-02)  作者：王丹红

　
    陈景润的论文“1+2”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科学通报》的前身)上。1973年，证明“1+2”的全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引起国内外数学界轰动，被誉为“移动了一座山”。但国际上都承认陈景润“1+2”工作发表于1966年。

    吴文俊说：“谈到陈景润‘1+2’工作的发表，我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接着，他不无幽默地补充：“发表的功劳主要在关肇直，但我也立了一功。”

    当时，吴文俊住在中关村的301楼，关肇直就住在邻近的304楼里，但两人从来不串门。有一天，关肇直找到吴文俊家中，商议陈景润“1+2”的工作的发表问题。吴文俊当时正担任《科学记录》的编辑，负责处理数学方面的稿件。关肇直希望把简报发表在《科学记录》上，但由于数学所内有不同意见，所以来找吴文俊商议。吴文俊马上赞成了关肇直的意见，很快，简报就发表在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上，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随后“文革”爆发，于是“1+2”工作的全文直到1973年才发表在《中国科学》上。但是，王元在《华罗庚》一书中写道：“‘文革’开始，数学所就有群众要给关肇直贴大字报，批评他支持了陈景润发表‘1+2’。这一行动被中科院派驻数学所的工作组说成是在搞‘错误人人有份’而被制止了。”

    “***事件”之后，部分学术杂志恢复出版。1972年，陈景润将他的“1+2”证明全文投交《中国科学》，被送给闵嗣鹤与王元审阅。那时，搞纯理论研究被看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以及洋人和死人的东西。陈景润蹲过牛棚，王元自身也有政治麻烦。如果支持“1+2”发表，轻则受到批判，重则后果莫测。不支持呢？让这样一个可以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数学成果被埋没，又对不住自己的良心。经反复思考，王元毅然决定支持“1+2”尽快发表，他在“审查意见”上写道：“未发现证明有错误。”同时，闵嗣鹤也表示了支持态度。这样“1+2”的详细证明终于在1973年面世了。

    王元在《华罗庚》一书中说：当陈景润在1966年发表他的“1+2”摘要时，国外没有人相信“1+2”真的被证明了。一般人认为用筛选法最多只能证出“1+3”。到1973年，陈景润的“1+2”证明全文发表了，这才真正地引起注意。哈贝斯特坦(世界著名数学家)特地从我国香港大学廖明哲处得到了陈景润文章的复制件。他急于要这篇文章是为了将“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即将出版的书中。这部书1974年出版，有关“1+2”的内容是该书的最后一章，并以“陈氏定理”作为标题。这一章的开始就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10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选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三）陈景润凭什么“依然站在最高峰” 
　 科学时报(2006-06-02）  作者：王丹红 洪蔚 

  今年是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辞世10周年，也是“1+2”成果发表40周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久前召开的纪念陈景润的座谈会上，与会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依然站在最高峰，尚无人超过”。

    然而，让大家感到焦急忧虑的是，当年曾经“感动中国”的陈景润精神，却在当代缺失了。贡献与精神——这几乎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座谈会上最为集中的主题。因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说：“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超越研究院、数学界，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

    作为数学家，他代表一种成就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记录》上宣布他证明了“1+2”，该成果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1978年，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陈景润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式人物。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那天的座谈会共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场，他们是王元、吴文俊、陆启铿、杨乐、陆汝钤、丁夏畦、马志明、严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场的专家认为，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1963年，王元与潘承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说：“这是团队工作的结果，是一场接力赛。”吴文俊说：“我们在数学方面有这样一种共同攻关的传统，国内应该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学习和发扬。”

    “我还记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陈景润院士。”杨乐说，“那就是我们在他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陈景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觉得他在数学上、解析数论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对中国数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长时间地认为，陈景润的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难得简直不可思议，至今对这项成果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中，陈景润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书桌，完成了中国数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学家王友德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知道哪个大学的数学好，只知道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我就报了厦门大学。”

    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周向宇到数学所做研究生时，陈景润已经生病了，当时考托福出国的风气影响很大，他看到陈景润在盛名之下，依然带病工作、继续努力，明白做数学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报考托福。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纪念，为了继承

    在陈景润身后10年，我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科研环境产生了变化。然而，他的那种精神是否被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了呢？

    严加安说：“陈景润一辈子只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现在有的博士在毕业后没几年就发表了8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现在的学风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谈到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浮浅、浮夸这“三浮”现象时，严加安提出了警告：“这种风气是非常危险的，如不及时重视并加以纠正，老师浮躁，学生跟着浮躁，学生成为老师后，又将浮躁传给学生，这样传下去，毁的不只一代人。”他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评价体制和政策导向，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马志明说：“我刚读研究生时，华老(华罗庚)的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早发表、晚评价’。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提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像陈景润早在1966年就发表了‘1+2’的工作，直到现在人们对这项工作的评价还是最高的。而现在很多工作还没有发表就开始评价了，这真是违背了科学的规律。”

    在丁夏畦看来，“重在坚持，不受干扰”是陈景润在数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他说，回忆一下陈景润的科研历程，在那样强烈的外界干扰下，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直是个奇迹。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也受到许多干扰，但这种干扰与陈景润受到的干扰不同，现在是个人评奖、评基金的干扰等。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的研究人员，以陈景润为榜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

    “太急是出不了大成果的。”崔俊芝说，“出成果靠‘急’是急不出来的，要老老实实地干活。管理部门要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那些有‘安钻迷’精神的人能够坚持下来。”

    正如马志明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乐认为，虽然现在的大环境比较急功近利，但研究院的风气还是很好的。这种好风气就是得益于从老一辈的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冯康、关肇直到陈景润、张广厚等数学家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陈景润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继承，才能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科院数学院副院长陈敏说：“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环境，像既要营造宽松的环境，又要高标准地达到评估要求的矛盾；还有出精品与出大众化产品的矛盾，现在的评估以论文数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而精品则是我们更需要的。没有精品，在世界舞台上就没有话语权，也得不到尊重。”

    然而，对于未来他却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优良的传统，同时有一批青年科学家已经站到国际学术界的舞台上。在研究院，无论是院士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非常踏实、低调，专心学问。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整个研究院的风气是学问第一。”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王跃飞说，在以陈景润为代表的老一辈数学家的精神鼓舞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断前行。从2000年开始，研究院晋升研究员采取国际评审的办法，请数位国外在相关领域内较有名望的教授进行评审。而国内在晋升研究员或教授方面，采取国际评审的单位目前还很少。我们的一些优秀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已成为国际上的领军人物，并有一批科研人员在国际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主席、国际数学联盟执委、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事、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主席、国际逻辑学会理事等。

    王跃飞说，“我们现在的学科布局更加全面、研究方向更加前沿。以前，我院仅在一些点达到很高的位置，现在逐渐在面上整体提高，不断攀升。”

    高小山补充说：“比如，在控制理论方面，我们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创新群体；在数学机械化方面，吴文俊先生建立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使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得到复兴’，将其‘从自动推理一个不太成功的领域变为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运筹管理的研究方向上，陈锡康先生20多年来坚持做粮食产量预测，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际效果上做得非常好，平均误差只有2％，远高于美国、法国农业部的预报准确度。”

    在基础数学方面，周向宇举例说，在数论方面，算术几何是一个主流方向，按海外同行的评价，研究院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凝聚了一批一流华人数学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另外，在动力系统方面，已经解决了国际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应用数学、计算数学方面，还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因此，王跃飞说：“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