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型就业能力

就学界的共通看法而言，欧洲国家，尤其英国较早开始了对就业能力的关注。这个时期的就业能力概念内涵相对比较粗线条：它以可雇用（employable）和不可雇佣（unemployable）作为评估和衡量就业能力的基本尺度。换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就业能力更像是一个评判标准，通过它，人群被分为能被雇佣的和不能被雇佣的两个部分。也正是由于此，这个时期的就业能力概念也往往被称之为“二分的就业能力”概念。（Gazier 1998a）[1]这样一种就业能力概念率先出现在英国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一直处于一种经济发展缓慢的状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远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这样，就造成了英国政府财政压力逐年增大，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的尴尬局面。这主要是因为高福利使得人们的就业积极性较低，甚至在很多时候，失业救济所获得的收入会高于工作获得的收入。每年因滥用福利政策所造成的损失就高达数十亿英镑。这样使得英国缓慢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单纯的降低福利水平显然是不可取的。“福利刚性”会使得这样或类似的政策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这样，英国政府就处于了一个减少福利开支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为了摆脱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英国政府必须在改革福利政策和鼓励就业方面做出举措。这样，一个二分的就业能力就应运而生了。当一个社会赋予了一个当事人工作或者不工作的制度性选择时，特别是不工作获得的失业救济甚至有可能高于工作时的劳动所得时，工作或者是不工作就仅仅是一种理性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经济利益是最终的仲裁者。所以，在英国传统的就业、福利政策背景下，每年都存在着大量的因福利制度漏洞而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在浪费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工作与否对于当事人不仅仅是一个理性选择，更是一种资格性能力时，特别是这种资格性能力是一种社会荣誉性标准时，英国传统的就业、福利政策背景下的社会人力资源流动与配置就开始发生了良性的改变。所以，可雇用标识出了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不可雇用指出了那些没有能力工作但是需要救济的人。通过这样一个划分和明示，整个社会获得了福利的高效率聚焦，这种聚焦在理论上使得福利在总量上由于筛选了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群而呈现总量上的下降，但与此同时，由于它很好的规避了福利刚性的陷阱而并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震荡。同时，由于人力资源政策的合理引导，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获得一个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持。所以，我们也将这种二分的就业能力称为资格刑就业能力。

资格型就业能力的出现与普及可以看作是就业能力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历程。在这样一个历程中，就业这样一个普适性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得到了进一步思考：即失业这样一个看上去纯客观性的社会事实其实是包含了就业者主观性因素的社会现象，而传统的失业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那些拥有就业能力而不原工作的人就被称为自愿性失业。这样，一个在传统观念中完全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的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为了一个由政府和百姓共同负责的问题。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被情感化的完全看作是一种政府推卸责任的举措。事实上，自资本主义产业制度确立以来，就业就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的就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自然赋予的，耕种及其技巧是以祖辈们耳濡目染，口传身授的方式自然发生着的。从事农业的能力——农业社会的就业能力，是和人自身的成长浑然一体的。换而言之，农业社会的就业能力是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发生着，并不显山露水。而在工业社会，整个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是以一种人造的逻辑进行着，能否遵循工业生产中的逻辑是一个人是否获得就业的前提。在这种工业逻辑相对简单和一目了然时，就业能力依然以隐含的方式发生着应有的作用。担当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生产逻辑日益丰富和复杂，以至于普通人群并不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与其应对时，就业就不仅仅是一种意愿，而首先是一种资格，一种胜任力。因此，就业能力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概念，它所反映的是自然人与工业社会系统之间的匹配关系，这也是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资格型就业能力最初的诞生是粗线条的，二分的。它关注的是“可雇用”和“不可雇用”这两个极端，没有或很少有层次：可雇用是指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不可雇用是指那些没有能力工作但是需要救济的人。因此，从真正实践操作的角度，它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医学视角下的资格型就业能力。这种就业能力概念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指社会的、身体上、精神上的劣势群体已有的工作能力和求职中的工作要求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