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法国政府依据宪法49.3条款，在国民议会不进行投票的情况下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政府这一强硬之举引发了大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酝酿成激烈的社会危机。

法国退休金制度涉及社会和历史诸多因素，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我一直希望能有所了解。二月份参加Louis Baslé讨论小组的聚会，这是几个法国朋友自愿组织的讨论小组，这次聚会的几个人都是经济学方面的学者，其中Louis Baslé是皮卡尔大学经济系的退休教师，研究德国社会学学者卢曼（Niklas Luhmann，1927年－1998年）的专家；Lionel Anselin是法国中学教经济学专科的退休教师；Henry Noguès是南特大学经济系的退休教师，于1992年在南特大学创建了社会老年学的学科，是研究法国退休金制度的学者。这次我们的聚会后，Henry Noguès写了以下长文，结合Luhmann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追本溯源介绍法国退休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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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文

介绍法国退休制度 - Henry Noguès，2023年2月3日Louis Baslé讨论小组

再次感谢我们的朋友Louis使得我们能在 Cozette 街见面，交流讨论。我们有四个人：Yu Li（柳渝）、Lionel Anselin、Henry Noguès，当然还有Louis Baslé。可惜Lofti Tékaya因Covid 19未能加入我们。

我在2月3日晚上开始写这篇文章，目的不是要介绍我们的交流情况，我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笔记。我只是想与小组里的成员分享我对我们交流的理解。间接地，我希望这也能帮助Lofti加入我们，通过了解我们所谈的内容，继续进行交流。如果柳渝、Lionel和Louis愿意的话，他们将能够完成下面的几个部分和局部的发言......

交流的开始是柳渝建议我们应该对目前关于退休制度的辩论感兴趣。我刚刚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卢曼（Luhmann）的《资本主义与乌托邦》，在我看来，退休金的主题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我于1992年在南特大学创建了社会老年学的学科，这的确是一个让我感兴趣了很久的问题。

因此，我接过了这个由柳渝发起并重新发起的球，因为在我看来，法国的退休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相对于被认为是“有区别的和自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旁门左道”[参考《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第483页] 。换句话说，可以把这个体系设想为政治乌托邦的特殊和过时的表现，说明“社会市场经济”[第483页]，并与资本主义核心的市场机制相区别，其“理论必须取代生产理论” [第487页]。 Lionel和Louis没有反对，即使后者似乎有点担心我们会误入歧途，没有真正接近Luhmann。

柳渝的问题非常具体，切合最近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受到Elisabeth Borne政府提出的论点的启发。因此，她提出的问题中，一方面是法国法定退休年龄只有62岁与欧洲邻国相比的偏差，另一方面是宣布的退休养老系统重大赤字的威胁。

在交流中，有两三次提到了有关退休金制度建设的历史因素，我将在此对其进行总结。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退休金制度的发明基本上是20世纪的问题。德意志帝国，特别是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比我们早了几十年，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为雇员建立了普遍的制度（见表1）。在法国，第一个建立强制性退休金制度的法案可以追溯到1910年，直到1928-30年，它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强制性的资助计划，然而，只为私营部门的一部分雇员保留：那些低于一定工资水平（隶属关系上限）的雇员。在解释建立这一创新的困难的因素中，我们应该提到工会对其利益的保护，对缴费的强制性的质疑，以及互助者和保险资本家之间对管理这一计划的竞争；所有这些批评都汇集起来，对国家的干预提出质疑。

在法国引入退休金系统之前，大多数老年人的情况是不稳定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贬低，特别是当健康和残疾问题出现时，往往使他们处于失业和/或极端贫困的状况。事实上，从童年开始，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不允许他们积累足够的资本，以便能够靠退休金生活到死。只有《民法》中规定为配偶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义务的家庭团结，才能帮助他们部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当家庭团结存在时，它往往太弱，无法摆脱贫困。面对这种老龄化，不仅有机会积累资本的资产阶级的情况要好得多，少数有退休金的专业人员的情况也要好得多（见注1）。

老年人的这种情况，以及病人难以负担其健康状况所需的医疗费用，被认为在发达社会是不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拒绝维希政权与德国占领者通融的抵抗运动战士、工会和政党决定制定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无法通过工作获得的生活资料，管理权属于有关各方的代表和国家”（资料来源：全国抵抗委员会（CNR）方案，1944年3月15日）。

事实上，从1905年的法律开始，法国就有了对无法工作谋生的贫困老人的公共援助。这项法律是在保守派的反对下通过的，这些保守派，如朗朱奈斯（Comte de Lanjuinais）（1881年至1914年在布列塔尼的庞蒂维议员），认为这个问题完全是个人（预见性）、家庭或教区（慈善）的责任，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国家的责任。由税收资助，这种援助仍然是辅助性的（只有在没有孩子或无力偿还时才会介入）。在以家庭帮助的形式提供之前，它采取了在临终关怀医院免费护理的形式。今天，各省仍然以老年人社会援助的名义提供这种服务。这种无需事先缴费的辅助性援助必须与强制性保险区分开来，后者在缴费后以缴费的形式给予年金的权利。这两种形式的保护今天在法国并存，前者还采取了最低退休金的形式，这是维希政权在1941年3月14日设立的一种非缴费型津贴。

在我们的辩论中，我们同意只讨论法国目前的退休金制度。在戴高乐将军于1945年10月4日和19日颁布的法令所建立的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思考的启发下，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Ambroise Croizat（PCF）于1945-1946年在Pierre Laroque和Alexandre Parodi的工作基础上建立的这一制度经历了变化和补充，我们将在此不作讨论。

这是一个基于现收现付的俾斯麦式退休金制度（见方框1）（在第t期，劳动者的缴费资助退休金领取者的福利），法定退休年龄最初定为65岁。75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在为法国社会的运转做出贡献，在2019年，向超过1440万退休金领取者支付平均每月1654欧元的毛额退休金（包括返还和3个孩子的增加），即净额1537欧元。再分配的金额很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由于这些转移支付，老年人的贫困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与青壮年（19%）或中等年龄的人（13%）相比，已经变得更加罕见（低于10%）（资料来源：Inse-DGFiP-Cnaf-nav-CCMSA，Revenus fiscaux et sociaux 2019调查）。退休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与上班族相似，如果考虑到他们中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平均生活水平甚至更高。

现在是时候回到Niklas Luhmann的文本“资本主义与乌托邦”，它是我们思考的基础。

他解释说，“资本主义”是“对具有差异化经济体系的社会的描述（……）”（第486页），这种差异化“是通过使用象征性的通用媒介’货币’和支付操作来实现的”（第486页），即通过货币经济的具体运作模式。其结果是，由于 “其自我参照过程”和“其运作的封闭性”（第488页），经济的彻底自主化。根据Luhmann的说法，经济的演变变得完全“不可预测”， “无法从政治上控制”（第488页）。经济体系的这种自发演变产生了“动荡，远远超出了福利国家可以纠正的分配问题的范围（……）”（p.488）。在作出这一诊断后，Luhmann接着问道，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忍受与经济这样一个令人不安且完全无法控制的邻居共处？

对Luhmann来说，答案在于各种“政治乌托邦”，其中的典型形式在德国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然而，他似乎并不抱有幻想，因为他的结论是，政治完全无力控制经济体系，它有必要“逃到乌托邦里去”（第490页）。

作者的文字密集而精辟。在此提出的意见并不是要对其进行批评（尽管这是必要的），而只是想问他的分析建议如何可能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法国的退休金危机。

我们首先可以考虑，法国老年工人在20世纪中期所经历的痛苦的地方性状况，就像在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是Luhmann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间接后果。因此，它是一个经济体系自发运作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的结果，而这个经济体系除了自身的保护-适应之外，是没有尽头的。

为老年工人的苦难问题提供政治回应的想法是一个古老的想法；例如，俾斯麦早在1889年就把它看作是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和平”的手段，认为在法律之后，即使是处于底层的雇员在社会发生革命时也会有一些“德国马克的损失”，这应该鼓励他们谨慎行事，有助于使他们远离社会主义者（原文如此，但我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了！）。看来， “政治乌托邦”不仅是对某些个人群体的期望的回应，而且也是旨在试图维持既定秩序（或无序）的（阶级？） 在法国，自相矛盾的是，鉴于通常的一致表述，福利国家是迟到的。我们的国家在对社会创新的发展和退步的政治反应方面都相当缓慢。

CNR决定在解放时推动社会保障的建立，并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1930年代的困难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戏剧性情况。根据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和工会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愿望，政治系统随后建立了一个额外的功能系统（养老金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系统，被区分为不同的功能系统”（第491页）变得更加复杂。在Luhmann看来， “只要没有任何功能系统可以在另一个系统中运作，而只能在运作的封闭条件下复制自己的运作，系统之间的结构连接点只有在尊重其自体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第491页）。因此，新的退休金体系必须为其自身的保存找到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由工会、受薪专业人员和后勤系统（URSSAF）控制的国家和分散的特设行政机构，通过向雇员和雇主征收强制性缴款来确保融资。郑重声明，我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孩子，不仅因为我是在该体系建立一年后出生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家庭的所有收入都来自于此。

从一开始，就应该记住，这种新的功能系统扰乱了整个社会系统内的现有秩序。事实上，在社会保障的框架内，职业事故和疾病的保险已经夺走了保险公司很大一部分的营业额。1898年4月9日的法律颠倒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责任举证责任，导致后者向保险公司投保这种风险的保险。同样，保险公司和互助会认为1945年建立的健康保险计划是一个剥夺了他们以前自己进行的活动的举措。最后，银行家和金融家认为退休金计划是对自愿的个人或集体长期储蓄行为的替代，他们本可以用他们的金融产品来满足这些行为。简而言之，社会保障的长期影响远非可以忽略不计。

还应更广泛地考虑到，社会保障的建立改变了所有经济活动中什么是可销售的和什么是不可销售的界限，对前者不利。1990年，Esping-Andersen2将这一过程描述为 « 去主权化 »。归属于社会保障组织的垄断、征收的强制性质以及根据具体的社会法规进行的福利分配，使它们在经济（非市场性质）和政治制度（由雇主组织和工会管理）中被视为一种“外来机构”。

对这一外来机构的重新征服或使之屈服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1967年8月21日的Jeanneney法令将社会伙伴对社会保障的联合管理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他们仍然是董事会成员，但除了对社会行动基金（不到支出的5%）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政府通过社会部门的监督现在已经成为惯例；政治家们重新获得了对社会保障的权力。为了记录在案，我对这些条例的反对是我第一次示威的契机，其中包括占领南特校长府几个小时。

其次，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工作生活，市场参与者收复失地的工作正在发展。他们将受到反复的广告宣传，质疑承诺的退休金的可靠性和水平，试图向他们推销其他的金融投资。也是在这个时候，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雇主的支持下，发起了资助退休金制度的宣传，据说比现收现付制度更好，而且将完成甚至取代现有制度。这场运动由1997年发表在《政府公报》上的《托马斯法》结束，但从未应用过，因为它在议会解散后被莱昂内尔-若斯潘的社会主义政府废除了！此后，它又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此后，它随着各种引入退休储蓄计划的法律再次出现。

最后，关于退休金制度的融资方式的交流是有偏见的。Dupeyroux在Une ténébreuse affaire 3中质疑“强制征收”的概念，将社会缴费和税收混为一谈，而没有明确指出前者几乎全部（96%和99%之间）直接重新分配给退休金领取者。通常情况下，这一强制扣款率与GDP相关，以获得国际比较；但如果不计算对私人保险公司的缴款或公民必须支付的其余护理费用，它们并不重要。通过将缴费同化为税收，它们显然失去了再分配的特性。当所有这些税款被等同于国家或公共部门的收入时，就达到了愚蠢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税收”！

Luhmann正确地指出，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可持续共存的功能系统只有在其保护被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做到。退休金制度必须是这样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他们的融资方面，因为他们主要是转移系统，也因为人口的冲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有二十多代人的大量人口，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变成了“肥皂潮”，这将逐年增加退休金领取者的数量，直到这些人逐渐消失。劳动人口为退休金提供资金的负担将继续增加，这一点从退休人员与劳动人口比例的预测变化中可以看出。

因此，筹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左翼政府在1983年4月1日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而不增加缴费时，这并不是四月的愚人节！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达到退休年龄的几代人仍然很少，而且还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完全支付给在职人口。但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让人们相信有神奇的钱存在，或者像Luhmann写的那样，“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做到”（第490页）。增长，即使是象征性的增长，也是最好的，以避免视觉上的错觉，并确保在可持续的条件下“系统之间的结构连接”（第491页），以便它们能够继续运作。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未来的赤字和 « 改革。

没有必要再回到过去了。退休金问题一直是法国政治光谱中的一个强烈分歧的主题。稍微夸张一点说，在右翼政党中，由于受到更多自由主义的启发，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保险持保留态度，认为它既是逃避理想的市场规则的异常现象，又是增加公共部门和减税的因素，不利于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在左翼，或多或少取决于党派的观点持续存在，即社会保障也是社会斗争的结果，它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进步，它倾向于限制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它更应该被保持以确保更大的社会凝聚力。除了这些漫画式的观点之外，许多人都同意，社会保障的存在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但该机构肯定值得保留，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应该进行改革。

是否有改革的迫切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没有紧迫性；没有赤字，但在三或四年内，结构性赤字将永久地重新出现。因此，有必要预测它们的减少，因为通过债务融资是一种危险和不公平的方式。改革是可取的，而且在时间上的余地也会减少。

哪些改革是可能的？人们早就知道，有几种方法可以确保计划的财务平衡。一般认为有三种解决方案：增加缴费、推迟平均退休年龄和减少退休金。

增加缴费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增加雇主的缴费或增加在职人口的缴费，或者像没有雇主的自营职业者和自营企业家那样同时增加。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有缺点：第一种有可能减少工作岗位和工人的数量，第二种降低了缴费者的购买力，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消费，影响了对他们需求的满足。

推迟平均退休年龄：这里同样有两种方法是可以想象的：要么增加有权获得全额退休金的缴费年限（图兰改革计划对1973年出生的几代人达到43年），要么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62岁）。这两个解决方案并不等同。第一个解决方案惩罚了所有的劳动者，但并不妨碍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在离开时减少养老金，但前提是他们没有足够长的职业生涯。那些很年轻就开始工作的人可能不会受到惩罚。第二种是强迫人们等到法定年龄再退休。这甚至迫使那些已经为全额退休金作出足够贡献的人，在能够退休之前等待几个季度或几年。另一方面，那些较晚开始工作的人往往打算工作更长时间，以获得全额退休金。以获得接近全额的退休金。第一个解决方案在节省退休金计划支出方面更有效率，但似乎不太公平。今天，所有的工会都拒绝它。其他人准备讨论第二个方案，即缴费年限，但有些人也拒绝。

降低退休金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再一次，方式是可变的。首先，这是一个在清算退休权利时降低退休金的问题。这就是全额退休金所需的缴费年限发挥作用的地方（目前1960年的一代人在62岁时离开，缴费年限为41年零9个月）。如果缴费年限较低，退休金将按比例减少。另一个变量开始起作用：全额退休金的数额。这是一般计划中25个最好年份的平均更新工资的函数，它代表了全额退休金的50%。在1994年的Balladur改革之前，是以最好的10年的平均工资作为计算的基础。因此，这项改革导致了许多退休金在清算时的减少。一旦退休金被计算出来，重要的是其指数化的规则。最初，指数化是基于工资的变化，间接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现在，指数化只基于价格，而这往往是延迟的和不完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减少退休金支出。这就按比例减少了退休金，因此，退休金越低，对购买力的影响就越大。

马克龙总统所设想的改革主要是在法定年龄上增加了两岁，并加快了图兰改革所预见的全额退休金结算所需的缴费年限的增长速度。2014年的这一倒数第二项多杠杆改革，被一些工会讨论，但大部分被其他工会接受，其效果是更广泛地分散了缴款。它导致了目前退休金预算的平衡，还没有形成其全部效果。

现任政府缺乏耐心因其缺乏想象力而更加严重，它将影响集中在某些群体（女性多于男性，长期职业而非短期职业，等等）和某些世代。几乎每两个退休人员中就有一个是已经失去工作、失业、残疾或领取RSA的人，这一事实加剧了这种担忧。

以可持续的方式为退休金计划提供资金的需要也可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成功超出了一些预期，因为许多退休金领取者目前的收入高于许多工作人士。因此，设想其他形式的融资，例如，退休金领取者的缴费，包括资本收入，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对人口冲击的必要调整和65岁以后生命的延长，这并不是荒谬的。当然，不是对所有的退休金领取者，而是当他们的总收入超过一定水平，保证满足他们的需求。在没有这种缴费的情况下，最富有的退休金领取者，由于退休金制度，因此也由于今天的劳动者的缴费，正在为他们将死去的未来积累额外的储蓄! 这些退休金领取者的子女将是唯一从中受益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父母将很富裕，遗产税将被降低（这是大多数政党议程上的措施！）。矛盾的是，这样一来，退休金制度将助长不平等现象的恶化。

Luhmann的思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导致我们埋葬了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项目，甚至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化”。所谓的“社会”经济，不管是不是市场，似乎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出路。但是，我们是否注定要耕耘我们各自的花园或坐视不管？法国退休金制度的历史和当前的例子似乎表明，在社会空间以及政治制度中，存在着许多个人和集体的人类发明的可能性，可以改善一个国家处于边缘的男人和女人的状况。当然，这仍然是脆弱的，有时会受到破坏的威胁，但在我看来，这个游戏似乎是值得一试的。

进一步探讨现有再分配子系统的补充意见......

在我看来，关于退休金融资的讨论必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将所有的转移和人类的生命周期结合起来。

INED的人口学家、INSEE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补充信息，我建议用五张图向大家介绍

根据Ando和 Modigliani 在1957年的文章中的思考，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他们在生命周期中的地位的影响。这一假说在法国被INED的人口学家，特别是Alfred Sauvy所采纳。

这张图具有深刻的示范意义。人类生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活跃的生产者群体必须放弃他们生产的一部分，为孩子和老人留下一部分。这些 "转移 "以各种方式进行：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抚养义务是一种，父母支付教育费用是另一种，学生在学习期间的负债是第三种。工作期间的储蓄为老年做准备，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类似的方式。然而，积累的资本可能是不够的；太大的话，如果在老年时提前死亡，对继承人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太小的话，在特别长寿的情况下可能不够，导致赤贫和援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老年风险”。这只能通过终身年金来避免，也就是说，年金支付到死亡。这显然也是一个保险问题，因为大数法则意味着平均缴费足以避免风险，并提供一定的保障；那些年轻时去世的人留下足够的退休金，为那些将长期生存的人提供保障。

上述两张图与前一张图的作者相同，平行显示了每人每年的公共消费（因此由税收资助）和私人消费（由市场购买资助）随年龄的变化。请注意，这两张图的比例是不同的；左图中的曲线应减少44%的高度，以便与右图中的曲线进行视觉上的比较。

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总和就是图1中的扩大消费总额。公共消费主要集中在学龄儿童和老年人身上，使扩大消费总额与年龄的关系趋于平缓。

法国战略研究所提出的下一页的两张图提供了两个互补的综合观点，描述了广义的社会保护支出（包括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在年龄上的分布。

左边的图给出了按年龄组划分的社会保护支出分配的宏观全球视图。单位是每年10亿欧元。这些区域代表每个功能系统的群众。有三个群体占主导地位。蓝色的是退休金账单，在90岁以后变得非常小，因为不再有很多幸存者了。这一点在未来将变得不那么真实。灰色的第二个部分是健康护理和医疗保险费用。除了新生儿期，对儿童来说是有限的，对成年人，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是更高的。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人数减少，这限制了成本。橙色的第三大块涉及教育支出。它集中在进入幼儿园的年龄和高等教育结束之间。

右图基于同样的数据，从个人的微观经济角度展示了它们。其单位是每年一千欧元。对于每个年龄段，彩色的图表显示了每年收到的各类福利的金额。因此，对于橙色的教育和蓝色的家庭（家庭津贴），父母因养育子女而收到的现金津贴和为小学生和大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形式的实物津贴的费用被结合起来。这张图显示了由社会保障资助的卫生支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稳步增长。红色显示的也是照顾受抚养老人的费用。最后，蓝色显示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退休金数量，相当于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等于或高于工作年龄的人。

总之，可以理解的是，对各国的税率进行简单的比较，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没有意义。在一些国家，如果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如果人们提前退休并有可能获得独立，那么高税率就不一定是过度的。在其他国家，它是低的，但如果高额的医疗自付费用使人们无法接受治疗，或者如果儿童因为父母无力支付而提前离开学校，它可能是过度的、 如果年轻的成年人必须偿还多年的学生贷款，如果60岁的一代不得不照顾没有钱的年迈父母，那么这个数字就会过高。

二，原文

Encore une fois, grâce à notre ami Louis, nous nous sommes retrouvés rue Cozette pour échanger. Nous étions quatre : Yu Li, Lionel Anselin, Henry Noguès et bien sûr, Louis Baslé. Il manquait donc Lofti Tikaya que le Covid 19 avait malheureusement empêché de nous rejoindre. 

Ces remarques que je commence à écrire dès la soirée du 3 février n’ont pas pour objet de réaliser un compte rendu de nos échanges ce dont je serai parfaitement incapable n’ayant pris aucune note. Il s’agit seulement de faire part aux membres du cercle de la manière dont j’ai compris nos échanges. Indirectement, j’espère que cela aidera aussi à Lofti à nous rejoindre pour la suite des échanges en sachant de quoi nous avons parlé. Yu, Lionel et Louis pourront compléter, s’ils le souhaitent, les quelques remarques partielles et partiales qui vont suivre... 

L’échange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suggestion de Yu de nous intéresser aux débats actuels sur les retraites. Je venais de lire avec application et intérêt le texte de Luhmann "Capitalisme et utopie". Il m’a semblé que ce thème des retraites pouvait nous aider à amorcer notre réflexion. Sans doute le fait que j’avais créé en 1992 un diplôme d’université de Gérontologie sociale à l’université de Nantes n'a- t-il pas été totalement étranger à mon adhésion à cette proposition. C’est en effet, une question qui m’intéresse depuis longtemps. 

J’ai donc repris la balle, lancée et relancée à plusieurs reprises par Yu, car il me semblait que le système de retraite français pouv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sorte de "pas de côté" vis-à-vis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capitaliste pensé comme système "différencié et autonome" [référence dans "Capitalisme et utopie" p. 483]. Autrement dit, il était possible d’envisager ce système comme une manifestation particulière et datée d’utopie politique illustrant "l’économie sociale de marché" [p. 483] et se distinguant des mécanismes marchands au cœur du capitalisme et dont "la théorie doit se substituer à la théorie de la production" [p. 487]. Lionel et Louis ne s’y sont pas opposés même si ce dernier a semblé un peu inquiet de nous voir nous égarer et ne pas nous rapprocher vraiment de Luhmann. 

Les questions que se posait Yu étaient très concrètes, en prise sur l’actualité récente et singulièrement inspirées par l’argumentaire déployé par le gouvernement d’Elisabeth Borne. Ainsi, le caractère déviant de la France comparativement avec celui des pays européens voisins avec un âge légal de départ en retraite seulement de 62 ans d’une part, et la menace annoncée de déficits importants du système des retraites font partie des questions qu’elle a avancées.

À deux ou trois reprises, dans les échanges référence a été faite à des éléments historiques concernant la construction du système de retraite. Je vais les résumer ici. D’abord, il faut savoir que cette invention d’un système de retraite est essentiellement une question du vingtième siècle . L’Empire allemand, notamment sous l’impulsion de Bismarck, nous a précédé de plusieurs décennies avec un système général pour les salariés dès les années 1880 (voir Tableau 1). En France, le premier projet de loi instituant un système de retraites obligatoires date de 1910 et il faudra attendre 1928-30 pour qu’il se concrétise vraiment sous la forme d’un régime obligatoire par capitalisation réservé cependant à une partie des salariés du secteur privé seulement : ceux qui se trouvaient en dessous d’un certain niveau de salaire (le plafond d’affiliation). Parmi les facteurs expliquant les difficultés de mise en place de cette innovation, il faut mentionner les réserves des syndicats sur son intérêt, la contestation du caractère obligatoire des cotisations et la compétition entre mutualistes et capitalistes de l’assurance pour gérer ce régime ; toutes ces critiques avaient convergé pour contester l’intervention de l’État.

Avant la mise en place d’une retraite en France, la situation de la majorité des vieilles personnes est précaire. Leur force de travail, dévalorisée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notamment lorsque surviennent des problèmes de santé et d’invalidité, les maintient fréquemment dans des situations de chômage et/ou de grande pauvreté. En effet, depuis l’enfance, jamais leurs conditions d’existence ne leur ont permis de se constituer un capital suffisant pour pouvoir vivre de rentes jusqu’à leur mort. Seule la solidarité familiale, inscrite comme obligation légale entre époux et entre parents et enfants dans le Code civil, peut les aider à subvenir partiellement à leurs besoins. Quand la solidarité familiale existe, elle reste souvent trop faible pour échapper à la misère. Face à ce vieillissement, la situation est bien meilleure non seulement pour les bourgeois qui ont eu l’opportunité d’accumuler un capital mais également pour les rares professionnels bénéficiant d’une pension de retraite (voir note 1). 

Cette situation des vieux mais également la difficulté des personnes malades à pouvoir se payer les soins médicaux que leur état de santé nécessite vont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anormales dans une société développée. C’est pourquoi, les résistants, les syndicats et les partis qui refusent le régime de Vichy et son accommodation avec l’occupant allemand vont décider d’un "plan complet de sécurité sociale, visant à assurer à tous les citoyens des moyens d’existence, dans tous les cas où ils sont incapables de se le procurer par le travail, avec gestion appartenant aux représentants des intéressés et de l’État ;" (Source : 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CNR) du 15 mars 1944). 

Il faut dire en effet, qu’existe alors en France depuis la loi de 1905 une assistance publique pour les personnes âgées nécessiteuses qui ne sont pas en mesure de travailler pour vivre. Cette loi a été votée malgré l’opposition des conservateurs qui, à l’instar du Comte de Lanjuinais (député de Pontivy en Bretagne de 1881-1914), considéraient que ce problème était exclusivemen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ersonnes (prévoyance), des familles, ou des paroisses (charité) mais ni du ressort du politique ni en encore moins de l’État. Financée par l’impôt, cette assistance reste subsidiaire (elle n’intervient qu’en l’absence d’enfants ou lorsqu’ils sont insolvables). Elle prend la forme d’une prise en charge gratuite en hospice avant d’être apportée sous forme d’aides à domicile. Elle existe toujours aujourd’hui à la charge des départements sous le nom d’aide sociale aux personnes âgées. Cette assistance subsidiaire, attribuée sans la moindre contribution préalable, doit être distinguée de l’assurance obligatoire qui donne droit à une rente versée après des contributions sous la forme de cotisations. Ces deux formes de protection coexistent aujourd’hui en France et la première prend aussi la forme d’un minimum- vieillesse, allocation non contributive créée le 14 mars 1941 par le régime de Vichy.

Pour notre débat, nous convenons de nous limiter à discuter du système actuel des retraites en France. Inspiré des réflexions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institué par les ordonnances du Général de Gaulle des 4 et 19 octobre 1945, et mis en place par Ambroise Croizat (PCF), 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 1945-1946 à partir des travaux de Pierre Laroque et d’Alexandre Parodi, ce système a connu des évolutions et des compléments que nous n’évoquons pas ici.

Il s’agit d’un système de retraite d’orientation bismarckienne (voir encadré 1) fondé sur la répartition (à la période t, la cotisation des actifs finance les allocations des retraités) et dont l’âge légal de départ en retraite est fixé à l’origine à 65 ans. Ce système continue depuis plus 75 années à participer au fonctionnement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n versant, en 2019, à plus de 14,4 millions de retraités une rente mensuelle moyenne brute de 1 654 euros (incluant réversion et majorations 3 enfants) soit 1 537 euros nets. La redistribution est importante puisqu’elle représente 14,4%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Grâce à ses transferts, la pauvreté des vieux n’a pas complétement disparue mais elle est devenue plus rare (moins de 10%) que celle des jeunes adultes (19%) ou des personnes d’âges médians (13%) (Source : Insee-DGFiP-Cnaf-Cnav-CCMSA, enquête Revenus fiscaux et sociaux 2019). Le niveau de vie moyen des retraités est du même ordre que celui des actifs et, si l’on prend en compte qu’ils sont plus nombreux à être propriétaires de leur logement, il est même en moyenne supérieur. 

Il est temps de revenir au texte de Niklas Luhmann "Capitalisme et utopie" qui nous sert de point d’appui pour notre réflexion.

Celui-ci nous explique qu’il faut entendre par « capitalisme » "la description (...) d’une société dotée d’un système économique différencié" (p.486), que cette différenciation "s’opère par le recours « au medium « argent », symboliquement généralisé, et l’opération du paiement" (p.486) donc par le mode d’opération spécifique de l’économie monétaire. Il en résulte une autonomisation radicale de l’économie en raison de "ses processus autoréférentiels" et de "sa fermeture opératoire" (p.488). Selon Luhmann, l’évolution de l’économie devient totalement "imprévisible" et "ne peut pas être contrôlée politiquement" (p.488). Cette évolution spontanée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génère des "turbulences qui dépassent largement les dimensions d’un problème de distribution que l’on pourrait corriger grâce à l’État-providence (...)" (p.488). Ce diagnostic établi, Luhmann se demande alors comment le système politique peut supporter la cohabitation avec un voisin, l’économie, aussi dérangeant et totalement incontrôlable ?

Pour Luhmann, la réponse se trouve dans diverses "utopies politiques" dont la forme archétypale en Allemagne est appelée : « l’économie sociale de marché ». Cependant, il semble sans illusions puisqu’il conclut à une impuissance totale de la politique à maîtriser le système économique et à la nécessité pour elle de cette "fuite dans l’utopie" (p.490).

Le texte de l’auteur est dense et incisif. Il ne s’agit pas dans les remarques proposées ici d’en faire la critique (pourtant nécessaire) mais seulement de se demander en quoi ses propositions d’analyse sont susceptibles de nous aider pour comprendre la crise actuelle concernant les retraites en France.

On peut d’abord considérer que la situation endémique de misère vécue par les travailleurs âgés en France au milieu du vingtième siècle comme dans tous les pays développés résulte des conséquences indirectes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au sens où l’entend Luhmann. C’est donc le résultat de la distribution des revenus issue du fonctionnement spontané d’un système économique sans finalité hormis sa propre conservation-adaptation.

L’idée d’apporter une réponse politique au problème de la misère des vieux travailleurs est ancienne ; par exemple, Bismarck y voit dès 1889 un moyen d’obtenir une forme de « paix sociale » en considérant qu’après la loi, même les salariés au bas de l’échelle, auront quelques « Deutsche marks à perdre » en cas de r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e qui devrait les inciter à la prudence et contribuer à les détourner des socialistes (sic mais je n’ai plus la référence sous la main !). Il semble bien que les « utopies politiques » ne soient donc pas seulement des réponses aux attentes de certains groupes d’individus mais qu’elles s’inscrivent aussi dans des stratégies (de classe ?) visant à tenter de maintenir l’ordre (ou le désordre) établi. En France, paradoxalement au regard de ce qui est souvent la représentation convenue, l’État-providence est tardif. Notre pays est plutôt lent dans ses réactions politiques aussi bie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innovations sociales que pour leur régression !

Le choix du CNR de pousser dès la libération en faveur de la création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ne fait donc pas suite à une longue période d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mais plutôt aux difficultés des années 30 et aux situations dramatiques liées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onformément aux aspirations des militants des organisations politiques et syndicales rassemblées, le système politique construit alors un système fonctionnel supplémentaire (un régime de retraite) pour répondre au problème. Le "système social global, différencié en différents systèmes fonctionnels" (p.491) se complexifie davantage. Pour Luhmann, "dans la mesure où aucun système fonctionnel ne peut opérer dans un autre, mais qu’il ne peut reproduire ses propres opérations que sous la condition d’une fermeture opératoire, les jonctions structurelles entre les systèmes ne peuvent fonctionner que si elles respectent leur autopoïesis" (p.491). Le nouveau système de retraite doit donc trouver les conditions de sa conservation propre. Naissent ainsi une administration ad hoc nationale et décentralisée sous le contrôle des syndicats, des professionnels salariés et une logistique (URSSAF) assurant le financement par le prélèvement de cotisations obligatoires des salariés et des employeurs. Pour la petite histoire, je suis un enfa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non seulement car je suis né un an après sa création mais surtout parce que mon père, intégrant cette organisation, tous les revenus de ma famille en seront issus…

D’emblée, il faut avoir à l’esprit que ce nouveau système fonctionnel dérange l’ordre existant au sein du système social global. En effet, dans le cadr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la prise en charge des accidents du travail et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 a enlevé aux sociétés d’assurance une grande partie de leur chiffre d’affaires. La loi du 9 avril 1898, inversant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responsabilité entre salariés et employeurs, avait amené ces derniers à se couvrir pour ce risque auprès de sociétés d’assurance. De même, les assureurs et les mutualistes ont vu dans la création de l’Assurance-maladie en 1945, une initiative les privant d’activités qu’ils avaient réalisées par eux-mêmes auparavant. Enfin, les banquiers et les financiers ont considéré que le régime de retraite se substituait à des comportements volontaires d’épargne individuelle ou collective à long terme qu’ils auraient pu satisfaire avec leurs produits financiers. Bref, l’impact à term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était loin d’être négligeable.

Il faut aussi considérer plus largement que la création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a déplacé la frontière existant dans l’ensemble d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entre ce qui est marchand et ce qui ne l’est pas au détriment des premières. Esping-Andersen2 a qualifié en 1990 ce processus de « démarchandisation ». Le monopole attribué aux organismes de sécurité sociale, le caractère obligatoire des prélèvements et l’attribution des prestations selon une réglementation sociale spécifique ont fait qu’ils sont apparus comme une sorte de « corps étrangers » au sein de l’économie (caractère non marchand) comme du système politique (gestion par les organisations patronales et syndicales).

La reconquête ou la mise au pas de ce corps étranger est engagée depuis longtemps. Les Ordonnances Jeanneney du 21 août 1967 transforment la gestion paritair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ar les partenaires sociaux en une véritable coquille vide. Ils restent aux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mais n’ont quasiment plus de pouvoirs hormis sur les fonds d’action sociale (moins de 5% des dépenses). La tutelle gouvernementale via les Ministères sociaux est désormais la règle ; les politiques ont repris le pouvoir sur la Sécurité sociale. Pour la petite histoire, l’opposition à ces ordonnances fut l’occasion de ma première manifestation avec occupation du Rectorat de Nantes pendant quelques heures.

Ensuite, la reconquête du terrain perdu par les acteurs marchands se développe au moment où les générations du baby-boom entrent dans la vie active. Elles vont subir des campagnes publicitaires réitérées mettant en doute la fiabilité et le niveau des retraites promises afin de tenter de leur vendre des placements financiers alternatifs. C’est aussi à ce moment qu’est lancée par les sociétés bancaires et d’assurance la promotion soutenue par le patronat d’un système de retraite par capitalisation, supposé meilleur que celui par répartition, et venant compléter voire remplacer le système existant. Cette campagne trouvera une conclusion dans la loi Thomas, publiée au Journal officiel de 1997, mais jamais appliquée car abrogée par le gouvernement socialiste de Lionel Jospin après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 Elle est réapparue depuis avec diverses lois instaurant des Plans d’épargne retraite.

Enfin, la communication autour du mode de financement du régime de retraite est biaisée. Dupeyroux dans « Une ténébreuse affaire »3 s’interroge sur le concept de «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 mélangeant les cotisations sociales avec les impôts sans préciser que les premières sont redistribuées quasi intégralement (entre 96% et 99%) directement aux retraités. Souvent, ce taux de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est rapporté au PIB pour obtenir des comparaisons internationales ; mais elles sont non significatives si l’on ne compte pas les cotisations à des assureurs privés ou les restes à charge du coût des soins que doivent payer les citoyens. En assimilant les cotisations aux impôts, elles perdent évidemment leur caractère redistributif. Le comble de la stupidité est atteint quand on assimile l’ensemble de ces prélèvements aux recettes de l’État ou du secteur public !

Luhmann a raison d’indiquer que les systèmes fonctionnels coexistant durablement dans le système social global n’y parviennent que si leur conservation est organisée. Il doit en aller ainsi des régimes de retraite. La question se pose principalement à propos de leur financement puisqu’ils sont avant tout des systèmes de transferts et en raison des à-coups démographiques. Ainsi, le « baby-boom »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avec plus d’une vingtaine de générations aux effectifs importants, se mue déjà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dans un « papy-boom » qui va accroître années après années le nombre des retraités jusqu’à la disparition progressive de ces générations. La charge du financement des retraites par les actifs va continuer de s’accroître comme l’indique l’évolution prévue du ratio retraités/actifs.

La question du financement est donc une affaire sérieuse. Lorsque les gouvernements de gauche ont abaissé l’âge légal de départ en retraite de 65 ans à 60 ans le 1er avril 1983 sans augmenter les cotisations ce n’était pas un poisson d’avril ! C’était rendu possible parce que les générations arrivant à la retraite étaient encore peu nombreuses et qu’il y avait des gains de productivité non versés intégralement aux actifs. Mais cela fut une décision malheureuse laissant croire à l’existence d’un argent magique ou comme l’écrit Luhmann qu’"ils pourraient si seulement ils le voulaient" (p.490). Une augmentation, même symbolique, aurait été préférable pour éviter les illusions d’optique et assurer dans des conditions durables "les jonctions structurelles entre les systèmes" (p.491) pour qu’ils puissent continuer à fonctionner. Cette décision portait à terme les déficits et les « réformes » à venir…

Inutile de revenir sur le passé. Cette question des retraites a toujours été l’objet d’un fort clivage au sein de l’éventail politique français. En caricaturant un peu, parmi les partis de droite, d’inspiration plus libérale, une fraction importante conserve une attitude réservée à l’égard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la considérant à la fois comme une anomalie échappant à de souhaitables régulations marchandes et comme un facteur d’alourdissement du poids du secteur public et des prélèvements fiscaux, défavorables à la compétitivité globale du pays. À gauche, subsiste, plus ou moins selon les partis, l’idée (seulement en partie vraie) qu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st aussi le résultat de luttes sociales, qu’elle est un progrès pour la qualité de la vie des hommes, qu’elle tend à limiter l’impact d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et qu’il convient plutôt de la maintenir pour assurer une plus grande cohésion sociale. Au-delà de ces visions caricaturales, beaucoup s’accordent pour reconnaître que l’existenc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traîne à la fois des effets négatifs et des effets positifs mais que l’institution mérite sûrement d’être préservée et, si nécessaire, d’être réformée.

Y a-t-il urgence à faire une réforme ? À très court terme, pas d’urgence ; il n’y a pas de déficit mais dans trois ou quatre ans les déficits structurels vont réapparaître durablement. Il faut donc anticiper leur réduction car le financement par l’endettement est une fuite en avant dangereuse et inéquitable. Une réforme est souhaitable et la marge en termes de calendrier est réduite.

Quelles réformes sont envisageables ? On sait depuis longtemps qu’il y a plusieurs moyens d’assurer l’équilibre financier du régime. Trois solutions sont généralement envisagées: augmenter les cotisations, retarder l’âge moyen de départ en retraite, diminuer les pensions.

Augmenter les cotisations peut revêtir deux modalités : augmenter la contribution des employeurs ou augmenter la contribution des actifs ou les deux comme pour les indépendants et les auto- entrepreneurs qui n’ont pas d’employeurs. Ces deux solutions ont des inconvénients : la première risque de réduire le nombre d’emplois et d’actifs, la seconde diminue le pouvoir d’achat des cotisants ce qui vient limiter leur consommation et compromettre la satisfaction de leurs besoins.

Retarder l’âge moyen de départ en retraite : là aussi deux modalités sont imaginables : soit on augmente le nombre d’années de cotisations pour avoir droit à une retraite à taux plein (ce qui est prévu par la réforme Touraine pour arriver à 43 ans pour les générations nées en 1973) soit on relève l’âge légal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actuellement 62 ans). Les deux solutions ne sont pas équivalentes. La première pénalise tous les actifs mais n’empêche pas ceux qui atteignent l’âge légal de partir avec une retraite réduite mais seulement s’ils n’ont pas une carrière assez longue. Ceux qui o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très jeunes peuvent ne pas être pénalisés. La seconde oblige à attendre l’âge légal pour partir en retraite. Cela oblige même ceux qui avaient cotisé suffisamment pour une pension pleine à attendre plusieurs trimestres ou années pour pouvoir partir en retraite. En revanche, ceux qui o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plus tard avaient souvent l’intention de travailler plus longtemps pour avoir une retraite s’approchant du taux plein. Plus efficace en termes d’économies de dépenses du régime de retraite, la première solution semble moins juste. Aujourd’hui, tous les syndicats la refusent. D’autres sont prêts à discuter sur la seconde modalité, le nombre d’années de cotisations mais certains la refusent aussi.

Baisser les retraites est une dernière solution. Encore une fois les modalités en sont variables. Il s’agit d’abord de baisser la pension au moment de la liquidation des droits au départ à la retraite. C’est là qu’intervient le nombre des années de cotisations pour avoir une retraite à taux plein (actuellement 41 ans et 9 mois pour la génération de 1960 partant à 62 ans). Si le nombre d’années de cotisation est inférieur la retraite est réduite au pro rata. Une autre variable intervient : le montant de la retraite à taux plein. Celui-ci est fonction du salaire moyen actualisé des 25 meilleures années pour le régime général dont il représente pour un taux plein 50%. Avant la réforme Balladur de 1994, c’était le salaire moyen des 10 meilleures années qui servait de base au calcul. La réforme s’est donc traduite dans une diminution de nombreuses pensions au moment de leur liquidation. Une fois la pension calculée, ce sont les règles d’indexation de celle-ci qui importe. À l’origine, l’indexation prévue était effectuée sur l’évolution des salaires, incluant indirectement les gains de productivité. Maintenant, l’indexation se base seulement sur les prix et ceci souvent avec des retards et de manière incomplète. Tous ces éléments contribuent à alléger la facture des retraites. Cela diminue les retraites de manière proportionnelle, l’impact sur le pouvoir d’achat est donc d’autant plus lourd que la pension est faible.

La réforme envisagée par le Président Macron joue principalement sur l’âge légal augmenté de deux années et accélère le rythme d’augmentation, prévue par la réforme Touraine, pour le nombre d’années de cotisation exigé pour une liquidation de la retraite à taux plein. Cette avant-dernière réforme de 2014 à plusieurs leviers, discutée par certains syndicats mais acceptée pour l’essentiel par d’autres, avait pour effet de répartir davantage les contributions. Elle a conduit à l’équilibre actuel des budgets des régimes de retraite et n’a pas encore développer tous ses effets.

À l’impatience du gouvernement actuel, vient s’ajouter son manque d’imagination qui concentre les effets sur certains groupes (les femmes plus que les hommes, les carrières longues plutôt que les courtes, etc.) et sur certaines générations. L’inquiétude s’accroit lorsque l’on sait que près d’un départ en retraite sur deux se fait déjà aujourd’hui pour des personnes déjà hors de l’emploi, au chômage, en invalidité ou au RSA.

La nécessité de financer les régimes de retraite durablement pourrait aussi prendre en compte le fait qu’ils ont réussi au-delà de certaines espérances puisque de nombreux retraités ont actuellement des revenus supérieurs à ceux de nombreux actifs. Il ne serait donc pas absurde d’imaginer d’autres formes de financement et par exemple une contribution des retraités en incluant les revenus des capitaux pour qu’ils participent à l’ajustement nécessaire aux à-coups démographiques et à l’allongement de la vie après 65 ans. Bien sûr, pas sur l’ensemble des retraités, mais quand leur revenu total dépasse un certain niveau garantissant la satisfaction de leurs besoins. En l’absence d’une telle contribution, les retraités les plus aisés, notamment grâce au système de retraite et donc aux contributions des actifs d’aujourd’hui, accumulent une épargne supplémentaire pour un avenir où ils seront morts ! Les enfants de ces retraités seront les seuls à en profiter d’autant plus que leurs parents seront aisés et que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seront abaissés (mesure au programme d’une majorité de partis politiques !). Paradoxalement, le système de retraite contribuerait alors à l’aggravation des inégalités.

La pensée de Luhmann (si je l’ai bien comprise) nous conduit à enterrer tout projet d’un au-delà du capitalisme ou même d’une « moralisation » de celui-ci. Pas davantage, l’économie dite « sociale », de marché ou non, n’apparaît comme une voie de sortie durable. Pour autant sommes-nous condamnés à cultiver nos jardins respectifs ou à rester les bras croisés ? L’exemple historique comme actuel du système de retraite français semble indiquer qu’existent dans l’espace social comme dans 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nombreuses possibilités d’invention humaine individuelle et collective susceptible d’améliorer à la marge la situation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d’une nation. Certes, cela reste fragile et parfois menacé de destruction mais le jeu me semble en valoir la chandelle.

Remarques complémentaires pour aller plus loin sur les sous-systèmes de redistribution existants…

Il me semble que la discussion sur le financement des retraites doit être replacée dans un cadre plus large intégrant l’ensemble des transferts et le cycle de la vie humaine.

Les travaux des démographes de l’INED, des économistes et des statisticiens de l’INSEE nous apportent des compléments d’informations intéressants que je me propose de vous présenter à partir de cinq graphiques.

Fruit des réflexions d’Ando et Modigliani dans leur article de 1957, l’hypothèse du cycle de vie indique que les comportements économiques des individus sont influencés par leur position au long du cycle de vie . L’hypothèse sera reprise en France par les démographes de l’INED et notamment par Alfred Sauvy.

Ce graphique est profondément démonstratif. La vie humaine s’inscrit dans le temps et implique inévitablement des interdépendances. Ainsi, il est indispensable que le groupe des actifs producteurs renonce à une part de ce qu’il produit pour laisser une part aux enfants et aux vieux. Ces « transferts » s’opèrent par divers moyens : l’obligation alimentaire entre enfants et parents en est un, le paiement des études par les parents en est un autre, l’endettement des étudiants pendant leurs études en est un troisième. L’épargne pendant les années de la vie active pour préparer les vieux jours va dans le même sens pour le troisième âge. Toutefois, le capital accumulé risque d’être inadapté ; trop important si la mort survient en début de vieillesse, il constituera une aubaine pour les héritiers ; trop faible, il peut être insuffisant en cas de vie particulièrement longue et conduire à la misère et à l’assistance. C’est pourquoi, on parle de "risque vieillesse". Celui-ci ne peut être évité que par une rente viagère, c’est-à-dire une rente versée jusqu’à la mort. Il est aussi évidemment du ressort de l’assurance car avec la loi des grands nombres une contribution moyenne devient alors suffisante pour conjurer le risque et donner une certaine sécurité ; ceux qui meurent plus jeunes laissant de quoi assurer la pension de ceux qui leur survivront longtemps.

Du même auteur que celui du précédent graphique, les deux graphiques ci-dessus montrent en parallèle la variation en fonction de l’âge des consommations publiques (donc financées par des impôts) et des consommations privées (financées par des achats sur les marchés) par personne et par an. Attention, les échelles des deux graphiques sont différentes ; La courbe du graphique de gauche devrait avoir une hauteur diminuée de 44% pour être visuellement comparable à celle du graphique de droite.

On observe que les consommations publiques assurent une grande part des coûts de l’éducation que devraient supporter les familles si l’éducation n’était pas quasi « gratuite » (évidemment ce sont les contribuables avec ou sans enfant qui les paient). On voit également la croissance importante des dépenses socialisées en matière de santé avec l’âge. Les dépenses de logement et vieillesse qui sont représentées ici n’incluent pas les retraites mais seulement les allocations logement et les aides sociales aux personnes âgées.

La somme des consommations privées et publiques donne la consommation totale élargie qui était représentée dans le graphique 1. Fortement concentrée sur l’enfance scolarisée et sur la période de la vieillesse la consommation publique est un facteur d’aplatissement de la consommation totale élargie en fonction de l’âge.

Ces deux graphiques de la page suivante proposés par France Stratégie apportent deux visions synthétiques complémentaires décrivant la distribution en fonction de l’âge des dépenses de protection sociale au sens large (intégrant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d’éducation).

Le graphique de gauche donne une vision macro-globale de l’affectation des dépenses de protection sociale par classes d’âge. L’unité est alors le milliard d’euros par an. Les surfaces représentent les masses par système fonctionnel. Trois masses dominent. En bleu, la facture des retraites qui devient très faible au-delà de 90 ans car il n’y a plus beaucoup de survivants. Cela sera moins vrai dans l’avenir. La seconde masse en gris concerne la santé avec les dépenses d’assurance-maladie. Mise à part la période néonatale, elle est limitée pour les enfants et plus forte pour les adultes et surtout pour les plus âgés. Heureusement, quand l’âge augmente ils sont moins nombreux ce qui limite le coût. La troisième grande masse en orange concerne les dépenses d’éducation. Elles sont concentrées entre l’âge d’entrée à la maternelle et la fin des études supérieures.

Le graphique de droite issu des mêmes données les présente sous un angle microéconomique individuel. L’unité est alors le millier d’euros par an. Pour chaque âge le graphique colorié indique le montant annuel reçu pour chaque type de prestation. Ainsi, pour l’éducation en orange et pour la famille (allocations familiales) en bleu on cumule les allocations en espèces reçues par les parents pour élever leurs enfants et le coût des prestations en nature sous forme de services d’éducation pour les élèves et les étudiants. Ce graphique fait apparaître la croissance régulière avec l’âge des dépenses de santé financées par la Sécurité sociale. Apparaissent également en rouge le coût de la prise en charge des personnes âgées dépendantes. Enfin, en bleu la masse impressionnante des retraites correspond bien à un niveau de moyen de revenu des retraités égal ou supérieur à celui des individus d’âge actif.

Pour conclure, on peut comprendre que la simple comparaison des taux de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par pays laisse dans l’ombre trop d’éléments pour être significative. Élevée dans certains pays, elle n’est pas forcément excessive si l’accès aux soins et à l’éducation est quasi- gratuit et si on part tôt en retraite avec des possibilités d’autonomie. Faible dans d’autres, elle peut être cependant excessive si un lourd reste à charge pour les soins empêche de se soigner, si les enfants quittent prématurément l’école si leurs parents n’ont pas les moyens de payer, si les jeunes adultes doivent rembourser leur prêt étudiant pendant des années et si les générations de soixante ans doivent prendre en charge leurs parents âgées impécun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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