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8日去世的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以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相关研究著称，其研究领域横跨人文社科多个重要领域，影响力波及科学史、艺术史、哲学、人类学、地理学、文学等。法国《世界报》在讣闻中评价他为“这一代最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此前，他也曾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作“在世最重要的哲学家”。

《我们从未现代过》是拉图尔的代表作之一，《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是拉图尔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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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

科学与社会： 无法分割的两者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若要清晰地表述这种变化，我发现最合适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已经从科学（Science）转向了研究（Research）。 科学意味着确定性；而研究则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是冷冰冰的、直线型的、中立的；研究则是热烈的、复杂的，并且充满冒险。科学意欲终结人们反复无常的争论；研究则只能为争论平添更多的争论。科学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激情和情感的桎梏，从而产生出客观性；研究则以此为平台，以便能使其考察对象通行于世。

不幸的是，目前所有的仅仅是“科学哲学”，而没有“研究哲学” （Philosophy of Research） 。在公众的心灵之中，存在着诸多的表述、陈词滥调，他们将之视为理解科学及其神话的途径，然而，人们却并未付出努力从而使研究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在150年前所创立的那个学会是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话，那么也十分有必要来考察一下研究促进会 （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将是何等模样，它又将导致社会在本质上发生何等变化。

我们绝不可以将科学和社会先行分割而后定义之 ，它们依赖于同样的基础：它们就像是由同样的“制度”所界定的两个力量分支一样。如果你对此种“力量分割”做出改变，那么你必须立刻改变你对科学之所是以及社会之所能为的观点。

或许，这是自科学产生以来，所出现的最大变化。在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的方式上，科学和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在第一种模型中，社会就像是桃子那柔软的果肉，而科学则是其坚硬的果核。科学为社会所包围，社会在本质上也异于科学方法之内在的运行方式：社会可以拒绝或者接受科学的成果，也可以对其实践结果表现敌意抑或是友善之情，但是，一方面是科学结构的硬核，另一方面却是其语境 （对一种自治的科学而言，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减缓或者加快其发展速度） ，这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一句陈词滥调道破所有天机：在此处的宫殿之中，伽利略在安置自由落体的命运，而在彼处的宫殿里，王子、红衣主教和哲学家们则在讨论人类灵魂的宿命。

科学扩散其结果、道德规范、方法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教育从而使自己在普通大众中得到普及。在当时，由于年轻的美国对科学并不友好，因此，人们在第一时间创立了这一伟大的学会。时至今日，要在研究与我们犹犹豫豫所称谓的“社会”之间确立联系，将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要说明这一点，一个例子就已足够。1997年12月初，由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 （the French Assoc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uscular Distrophy，AFM） 召集的一个病人群体，通过电视活动 （一个冗长的慈善节目） 为其慈善事业募集到8000万美元的慈善基金。这种能够导致肌肉障碍的疾病，其病因在基因，因此，到目前为止，该协会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然而，令众多法国科学团体大跌眼镜的是，这一慈善基金对人类基因组这一基础研究的资助一度超过了法国政府的投入。在这一基金的资助下，科学家们发展出某些原创性的方法来描绘染色体的图谱，而且他们进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深入，因此，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体的第一组图谱——他们自诩该成果甚至令美国人都大吃一惊！接着，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他们解散了自己所建立的用以描绘染色体图谱的实验室，从而倾其全力投入对基因治疗的探索，即便这是一条漫漫无期的冒险之路。

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所在的那栋建筑物 （位于巴黎南部的宜维［Ivry］） 的自身结构，就表明了将科学与外在社会相隔离这一隐喻的局限：第一层是病区，有坐着轮椅的病人；第二层是实验室；第三层是管理部门；到处都是下一期募捐节目的海报和来访的捐赠者。科学在何处？社会又在何处？现在，它们被纠缠到一起，永远都难以再分开。太超乎寻常了，病人们竟然利用基因决定论 （在很多领域，这都被作为增强自然之决定论意味的一种方法） 作为获得额外自由的工具。

正如最近某些迹象表明的，在很多其他的疾病领域，诸多的决定都是由病人、病人的家庭及其代表共同做出的，他们与某些具有新定位的科学共同体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现在，病人们制定了他们自己的科学政策，仿佛这已成为例行公事。在这些例子中，社会的角色已经全然不同于其在传统模型中的模样。病人们不再苦等着科学一点一点地进入其日常生活，这种苦等意味着，对于疾病治疗方向的科学进步，他们除了接受与拒绝外，别无选择。他们不再企盼着基因、病毒或者疫苗能够将他们的主观苦楚转变为客观决定。他们根据自身之需，接管了疾病的确诊工作以及科学政策的调整工作；他们绝对不会再指望科学能够提供确定性，他们接受了自己所必须共同承担的研究风险。毫无疑问，“病人”一词从未包含如此多的行动和如此少的忍耐！

科学或许已经死了，但是研究却将永存！

如何才能最好地表达出研究与社会之间的这一新政呢？在我看来，“集体实验”的观念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当下的精神实质。

美国科学促进会创立之初，在科学家——当时这还是个新词——的心目中，科学应该一点一点地解决大多数的社会弊病。因此，人们也就认为科学可以消灭贫穷、迷信以及人类的其他蠢行。至少可以说，科学越是进步，人类的生活也就越好。对现代性的渴望——凭借着这种渴望，人们狂热地献身于科学事业——便可归因于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存在一个时间箭矢，它非常清晰地将人类黑暗的过去 （在此处，激情和客观性混杂而居） 与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彼处，人性不会再将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观性混淆起来） 区分开来。对永无止境的现代化 （就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神话一样） 的坚信，成为大多数科学家惊人力量的源泉，而且，这种现代化能够将人类陈腐的过去与开化的未来截然分开。

试图缩小荣耀的先辈与我辈之间的距离是毫无用处的。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世易而时移！谁还会再相信对科学的这样一种纯粹的召唤——而且，就此而言，永无止境的前沿又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科学化已经产生出诸多美妙的废墟，但这绝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曲解在期望与现实之间那不断扩大的裂缝。很多人都说，科学的美梦已经破碎了，现代化已是油尽灯枯，原先所认定的良善之所现在则充满弊诟，时间的箭矢也绝不再指向进步性：面向下一个世纪的，与其说是一条康庄大道，倒不如说是一盘意大利面。甚至可以说，科学“没有未来”。科学应该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应该被彻底地揭露无遗，就如同被人类历史上这一最强的腐蚀剂所摧毁的一切幻想一样。上帝死后，人类开始从理性起飞。

对于这一巨变，我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从我们在那一卑微的“科学论”领域里所做的田野工作中得到了些许启发。科学或许已经死了，但是研究却将永存！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个“时间的箭矢”，但是，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区分了过去与将来。在过去，物与人纠缠在一起；在将来，它们将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更加纠缠在一起！

举例来说，没有人会相信生态学争论会渐行渐止，直到不再有人关心环境的程度。与科学家和政治家一样，实践者亦不指望科学来简化其生活的网络——相反，他们倒希望研究能够增加在其集体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实体的数量。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集体实验”的观念体现出它全部的分量。多年以来，欧洲人的生活与一种所谓的“疯牛病”交织在一起。对于那些与流行病学、非常规蛋白质、兽医监管、肉类的追踪管理、行业立法等相关的科学问题，人们盼望其进步，但从未有人想一劳永逸地将“科学事实”从“意识形态”“品味”和“价值”的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相反，人们盼望着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对由肉类、部长、骨头、蛋白质、病毒和食用牛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之处。科学已不再步入一个混沌的社会之中，接着为之制定秩序、简化其组分、终结其争论。它根本就没有进入社会，而只是为构成集体实验的其他所有组分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就如那美妙而又出人意料的朊病毒，它为普鲁兹奈［Pruziner］赢得了诺贝尔奖） 。尽管科学家们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们却从未终止过政治：他们为集体过程加入了新的成分。在那些代表了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之外，他们新加入了那些代表了——我该如何称呼之呢？——非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

一个学科越是与其他领域相涉，这个学科就越好

当实体的规模被考虑在内并与至高之善发生冲突时，这种纠缠甚至更加强烈。在《科学》杂志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科学家们以墨西哥暖流的名义声称，由于大西洋含盐量的变化，墨西哥暖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这样一篇文章就是我正在试图界定的研究与社会之间的新政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非常巨大的新实体进入集体实验，也被增加到那构成人类与非人类之共同社会的组分的名单之中。除了朊病毒之外，又加入了墨西哥暖流！诸如此类的杂志每周都将大量的新实体加入人类的交往之中，那又有谁会希望我们与它们相分离呢？现在，只有一件比死亡和税收更加确定的事情，那就是，相比过去而言，将来会有更多此类奇怪的野兽。

尽管有点后知之明，但我们现在仍然明白了，到如今依然被视为科学发展之阻力的“社会”的定义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拙思劣想。自始至终，人们一直都是在削弱科学主张之真理性和确定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的”这一形容词的——如果人们说，一个结果是“社会建构的”，这就是说，它是错误的，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场你死我活的角力，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选择。对科学那古老的口号——一个学科越是独立，这个学科就越好——而言，现在，与之相反，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现实的行动呼吁：一个科学学科越是与其他领域相涉，这个学科就越好。

当然如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改造我们的认识论，不得不调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颠覆社会科学的定义方式。伽利略在他那昏暗的狱房中独自喃喃自语：“不过，它是在运动！”；之前在京都 （Kyoto） 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在同一所宫殿的同一个房间里，各国的政府首脑、说客和科学家们济济一堂，共同讨论地球该何去何从。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例子，就知道科学和研究之间的差别了。

现在，科学家可以进行选择了：要么继续坚持一种理想科学的观念，这与19世纪中期的境况相适应；要么向我们所有人、向大众 （hoi polloi） 阐述一种理想研究的观念，这更与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深涉其中的集体实验相适应。

自科学革命以降，所有的罪恶都有充分的时间从门户洞开的潘多拉之盒中逃出。只有一件东西被留在盒内：希望。现在，或许是从中收获希望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https://culture.ifeng.com/c/8JzeQ141pCU

【2】Le métier de chercheur regard d'un anthropologue（研究人员的专业，一个人类学家的观点），file:///Users/yli/Downloads/extrait_le-metier-de-chercheur-regard-d-un-anthropo.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