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继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之后，认为在逻辑中找到思想的硬核，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提供的代数转换，首先给了海德格尔一个基础，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如亚里士多德在《范畴》中所暗示的那样，它是在世界中（physis）？还是在人类的精神中（psychisme）？或者在两者密切相关的关系中，如柏拉图的真理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即表达和被表达事物之间的对应性（adéquation rei et intellectus）？当句子的排列受制于一个约束系统时，逻辑所产生的魔力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由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提供，他在古代哲学家的本体论中区分出一个我已经简要提到的“三位一体”：“经验实在”（Existence-empirique），即感性世界；“给定存在”（Etre-donné），即终极和不可还原的现实；而“客观现实”（Réalité-objective）, 即假设的真实和可知的现实，用于科学的“建模空间”。

“经验实在”无非是感性世界，面向感知。幻觉和悖论的事实本身表明，在“经验实在”的背景中存在着一个“给定存在”。幻觉揭示了我们的感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以非欺骗性的方式领会“经验实在”。亚里士多德在回答诡辩家时说：如果感知从来不是假的，那么由感知产生的印象也不是假的：“至于一切表象（phainomenbon）都不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说，首先，感知至少相对感觉的对象不是假的，但我们对它的印象（phantasia）与感知不是一回事”。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概念来看，这种现象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拜物教”（fétiche）概念的理解，即一个事物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它的真正本质以相反方式进行解释。那么，悖论就是在对“经验实在”的描述中“自发”出现的矛盾，正是因为有幻觉的可能性；当事物以它们出现的方式被说出来时，那么事物及其反面就也会同时宣称出现。

在科学史上，悖论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用来摒弃关于“经验实在”结构的假设，通过突出显示这个假设在“经验实在”中的暗示与人们认为自己对这个“经验实在”的肯定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因此， “薛定谔的猫悖论”包括这样一个事实：适用于客观现实的量子不确定性原理意味着，在认识论的存在中，一只猫既可以是死的，也可以是活的，而这个假设是不允许的。使用悖论作为反驳，一般来说（特别是在爱因斯坦的案例中）揭示了一种结论性的本体论，即假定“客观现实”不过是一个建模空间，即事实上是一种虚构。

如果逻辑在完全假设的模式下授权对“给定存在”进行正确的推理，或者作为辩证法构成探索作为“经验实在”的常识世界的工具，那么，它在历史上首先作为分析性的，将句子串联起来，产生一种话语，确保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描述的编纂方式。这种“客观现实”反过来支持逻辑的有效性，因为后者构成了代表它的方法，即“现实”的真实版本，而不是“经验实在”的版本，后者只是受制于现象、表象的版本：可能的幻觉。

这一替代的另一方面，即把“客观现实”看作是逻辑的产物，被忽略了。但这一假设不能被安全地拒绝：逻辑学所预设的本体论问题是这个“客观现实”的内在现实，它为这个“客观现实”画出了肖像。如果—正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客观现实”是真正的现实，在平时被丰富的“经验实在”所掩盖，那么，逻辑学用语言再现“经验实在”的本质的真实表述的能力，与“客观现实”相识别，必须以某种其他方式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它自己的信仰。这种协调的病因是什么，不是感官的原始知觉与现象的“经验实在”之间的协调，而是从论证中出现的理性与“客观现实”、“真正的现实”、“从感官的自发领悟中隐藏起来的现实”之间的协调？

如果“客观现实”是“经验实在”被任何根据逻辑规则编纂的话语自动代表的方式，那么，它们的和谐奇迹就很容易解释了：“客观现实”是逻辑产生的关于“经验实在”的话语，这要归功于它自己的品质，即从它消除感知的幻觉，从而防止在它内部出现悖论。这种消除是自动的，因为它是基于三段论的三个项：两个端项由中项沟通。

在第一章中，我指出，某些所谓的原始心智事实，如努尔人断言双胞胎是鸟类，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语言中产生，前提是消除存在于包容关系中的反对称约束。事实上，在包容关系中，如果所有狮子都是哺乳动物，那么只有一些哺乳动物是狮子。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狮子是哺乳动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哺乳动物就是狮子。同样，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双胞胎是鸟，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鸟也是双胞胎。我曾记得，努尔族的民族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将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报告，而后来的评论家却只对第一个判断感兴趣，似乎鸟类的双胞胎性质比双胞胎的鸟类性质问题要小。

同样，通过对连接概念的判断强加对称性，可以产生原始心智的惊人结论，我也在上文表明，当人们对判断强加反对称性时，话语的自动发展，这两种最简单的模式是—在静态模式中—包含，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或作为属中的一个物种，或者—在动态模式中—因果关系。揭示出来的，是我刚才提出的：“客观现实”提供“经验实在”的惊人画像是一个诡计的结果：逻辑和“客观现实”之间预先建立的和谐的神秘性其实并不神秘，因为是前者产生了后者，通过预设它仅仅符合其规则的原则。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 -1900）指责苏格拉底向无足轻重的弱点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用建立在逻辑框架上的话语取代身体力量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以如此完整的方式编纂了这一结构，以至于黑格尔继康德之后指出，在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可能完善他的任务。 当布尔在他1847年的作品（《逻辑的数学分析》）中提出逻辑可以被数学化时，他为这种方法树立了第一个里程碑，这种方法将强调数学对象（即正交格子）与以逻辑模式提出的推理集合之间的结构一致性。当近一百年后的1944年，汉斯-莱辛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 – 1953) ）提出，对量子力学事实的研究需要求助于不同类型的逻辑，现在人们对早期逻辑和“客观现实”之间可能的勾结产生了怀疑，尽管这种怀疑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

在科学的话语中，“客观现实”在与表层存在的感性世界的关系中扮演着真实的现实的角色。感性世界的丰富性应该是为了掩盖支撑它的客观现实的规律性。“现象”（phainomenon = apparentia = appearance）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感性世界的事实往往具有欺骗性，它们以一种无法解释的外观来掩盖其真相，这种外观具有误导性，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安。因此，对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来说，行星在苍穹中的倒退（其方向明显逆转的季节性现象）构成了这一现象的典范：一个矛盾的外观，一个事实上非常简单的现实的“变形”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是行星以不同周期的椭圆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的后果）。

从亚里士多德到胡塞尔（Der Ursprung der Geometrie，1936年），通过莱辛巴赫（Philosophie der Raum-ZeitLehre，1927），许多人建议，任何对“知识话语”概念的批判性复兴，都要求反思回到所有以经验为使命的话语的原点（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而不是以“词汇”为使命的话语（即满足于陈述“语义良好的形式”），即语言内的词与词之间的合法关系，也就是对感性世界的描述，我们被赋予感知我们的出生和死亡所建立的时间界限之间的门槛。

如果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明确地重建科学知识的建构方式（每一门特定的科学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以自己的名义这样做，但却是隐含的），从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公元前460-370）到今天，我们必须问自己，“经验实在”的感性世界是如何在一路上失去其现实地位，而支持“客观现实”的。后者作为一个历史上可追溯的阐述出现，作为一个建模空间，如语言允许在人类想象中建立的 “话语 ”，正如柏拉图在《共和国》中所说的那样，但其虚构的特性永远不应该被忘记。

除了“客观现实”从其历史中汲取的意义之外，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考古学的研究来衡量其范围，它在此时此刻的当代意义是对“经验实在”的大量现实作出说明，作为一个可以用动态或静态的元素组合来解释的对象，这些元素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可能以经济方式描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数量有限。这种乐观主义认为解释的任务是合法的和可以实现的，它与宗教仍然传达的古老的灵魂绝望相悖，它为科学注入了一种热情，使它能够在技术的那一部分赢得真正的胜利，这部分技术是真正的“应用科学”—只要构成延长人的寿命的物质改善可以合理地被这样描述。

“客观现实”与它所要说明的“经验实在”之间的差异，不断受到“常识”（sens commun）的质疑，也就是说，人们对感性世界的实用性知识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为了相信科学所描述的世界，科学需要如曾经使人们相信天使世界的那种承诺：让人相信不可观察的存在的信仰行为。因此，永远都需要有一个专职的神职人员。换句话说，科学所持有的话语，当它确认感性世界在我们眼中出现是自然的，鉴于“客观现实”是如此这般，这种话语所要求我们的信任，远远超过对我们眼睛所见和耳朵所闻的简单保证。

现在，在可以为“经验实在”想象的一组建模空间中，“客观现实”具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前科学）哲学已经拥有的特殊性，即不对此时此地存在的世界（行为中的世界）进行建模，而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潜在中的世界）进行建模。如果我们同意，正如通常的用法所允许的那样，将人类文化所产生的模型空间以及它们所假设的实体（从天使到能量）称为“神话”，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神话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能力”（或带有“普遍性”）的神话和“行为”（或带有 “符号性”）的神话。在前者中，我们可以算上支持宗教的神学神话，以及作为科学基础的客观现实；在后者中，与魔法和占卜实践相对应的 “理论”，以及支持“艺术”的知识，无论是技术（相对于“应用科学”的“经验”知识）还是临床（相对于“医学”的“手术”—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这些术语的意义下--；精神分析）。

一种话语（如科学或宗教）是由具有普遍性的神话支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声称完全通过这个神话来模拟其动态存在中的感性世界：有些神话，如“客观现实”，有这种主张，其他的则没有，例如，支撑基督教的神学神话，它本身保留了一系列不可言说的东西，与“给定存在”中的神话脐带相对应。科耶夫在后一种情况下谈到了“真实的柏拉图式的神话”：“(……)一个神话只有在它承认有一个它不说的东西时才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因为这个东西相对于它所说的东西来说是“超越的”，是“超越”它所说的东西的。”

一种话语是由具有普遍性的神话支撑的，这仅仅意味着它完全或通过保留不可言说的领域来模拟一套可能的世界，而不是唯一的行动世界。对所有可能的世界进行说明，并不像人们可能自发想象的那样，比单独对现实世界的行为进行说明更有野心，相反，其野心要小很多。任何关于“能力”的论述都使自己免于—通过这一事实—在或有的未来方面站队，也就是说，免于肯定地谈论奇点的到来。相反，任何关于“行为”（或独特）的论述都必须对或有的未来作出肯定的宣告：它总是包含作为其基本部分的最终原因的要素，这在预言中得到表达。

然而，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神话和带有特殊性的神话之间的区别是根本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

1）为什么科学能够如此轻易地与宗教占据同样的位置？

因为，像之前的宗教一样，它借助于具有普遍性的神话来模拟所有可能的世界。

2) 为什么科学不能消除占星术？

因为占星术是关于行动中的世界的单一话语，而科学是关于潜在世界的普遍话语。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宗教一直无法消除各种占卜的咒语。

3）为什么精神分析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因为它作为一种单一的话语，与魔法和经验知识出现在同一位置，而不像科学那样与宗教出现在同一位置。

任何关于感性（现象）世界的话语，如果在一个可以用“神话”进行话语描述的空间内对其进行建模，都可以称为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理论话语“模型”，我们就是在肯定这个神话不是在说真实，而是在说这个真实的虚构的替身，我们可以称之为“模型空间”，但也可以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称之为“模拟”，或者按照普罗克洛（Proclus， 412-485）的说法，称之为“想象力”。现在，对于科学来说，毫无疑问，对“客观现实”的描述不是作为一种虚构产生的，而是作为一种对真实的论述。

那么，就有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对科学来说，真实品质已经从“经验实在”的感性世界转移到“客观现实”的虚构世界，因为必须看到，正是这种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品质的信仰，使科学能够满足于谈论力量的世界，而不是行动的世界，并不把这一缺点看作是一种拘束性的缺陷。

“客观现实”并不模拟“经验实在”的感性世界（历史和现实），而是一个（有限但无数的）众多世界（相似但彼此不同），“经验实在”的感性世界只是其中之一。现在，如果科学不关心解释为什么在众多可能的世界（由客观现实所模拟）中，只有一个世界被实现，也不关心为什么它正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那是因为，对它来说，“经验实在”的世界是一个假象（因为“客观现实”应该是一个现实）。在这些条件下，科学无法解释为什么感性世界（现实的和历史的）单独存在（在它的奇异性中），这一事实对它来说从来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使其事业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问，像“客观现实”这样的建模空间是如何能够从虚构的地位（普罗克洛和柏拉图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转向现实的地位?

第一个原因是，“客观现实”的神话现在已经达到了它在物理学中作为解释支持的可能使用的极限，只要它的实体不能再借给一个仍然有意义的准现象的创作。

第二个原因是，诸如所谓的“量子逻辑”，将建模空间与真实经验混为一谈所产生的误解并非没有不幸的后果，建模的人工制品被当作新的经验数据。

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我们想进行一个不矛盾的论述，我们必须调用逻辑和数学的资源，科学断言这些资源与它自己的建模空间不可分割，这就是”客观现实“。我以前曾说过，”客观现实“是分析学必然产生的神话。但是，正如我们在关于算术不完全性的哥德尔定理的证明中所看到的，科学是由分析性和辩证性论证的非常具体的组合建立起来的。基于真实和合理的推理的另一种组合是否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可以想象，相反，逻辑和数学可以在构建不同的神话（在我们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上，即作为属于想象的、因此必然是虚构的话语大厦）中被动员起来？

所谓纯数学的产生是一种没有先验经验附加物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并跟随科耶夫，我们可以称之为本体论。至于所谓的应用数学，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现象-计量学，当它被用来为”拉朗格“（从测量到相关关系的计算）所建议的”经验世界“的风格化服务时；另一种是能量-图形学（拓扑学和几何学）或能量-计量学（代数学），当它被用来为“客观现实”中的经验世界的建模服务时。另一方面，正如我所说，逻辑在我看来是对刻在“拉郎配”中的文体的自发使用的一种规范性建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逻辑与语言家族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语言家族在语法上基于主语/动词/宾语的谓语结构，在语义上基于根据可见的相似性的风格化：我们应该讨论一种逻辑的问题，这种逻辑将对应于孤立的语言，在语义上基于根据本质上的亲和力的风格化—所谓图腾风格化—完全--并遵循布留尔（Lévy-Bruhl， 1857－1939）。

当然，我提出的方法与数学家关于其数学实践的“自发哲学”所假设的方法不同。因为他们对 “客观现实”建模空间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虚构的空间被科学认为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所以数学家可以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经验实在”的世界中工作。在制作数学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允许自己被“直觉”（intuition）所引导，这种信念得到了加强。因此，对于阿兰-图灵来说： “数学推理可以被看作是两种能力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直觉和智慧（…）。直觉的活动包括产生自发的判断，这些判断不是有意识推理的结果”。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发现”过程中的这种直觉确实（在数学的源头）有一个锚定在现象世界中，然而这种直觉是大规模的“教育”，以他们专业处理的（非经验）对象的“通常”行为为模型。因为它们是虚构的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些物体具有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仅仅是由传统上分配给它们的属性造成的。把那些不能再被认为与“经验实在”的现象世界有任何联系的对象（例如，无限站点或复数的虚数部分）引入数学，对数学家来说是一种危机。一个没有理由的危机，因为如果他们创造的部分数学能够服务于由现象-计量学操作的“经验实在”世界的形式化，那么他们所创造的大部分对象将只需要作为工具介入建模空间（必然是虚构的），特别是科学赋予自己的空间，即“客观现实”，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它的历史构造。我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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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L’engendrement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par la logique

Heidegger, à la suite de Husserl, pensa trouver dans la logique un noyau dur à la pensée. La transposition algébrique que lui offrit, le premier, Boole, lui procura une solidité. Mais sur quoi repose celle-ci ? Est-elle dans le monde (dans la physis), comme semble le suggérer Aristote dans les Catégories ? Ou bien le psychisme humain ? Ou encore dans l’un et l’autre à la fois, en étroite correspondance, comme le suppose la théorie de la vérité présente chez Platon, celle de l’adéquation rei et intellectus, de l’adéquation entre la représentation et la chose représentée ? Quelle est cette magie propre à la logique produite lorsque l’agencement de l’enchainement des phrases est soumis à un système de contrainte ?

La réponse à cette question est apportée par Kojève lorsqu’il distingue, au sein des ontologies des philosophes antiques, une triade à laquelle j’ai déjà fait une brève allusion, cell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à savoir le monde sensible, de l’Etre-donné, c’est-à-dire la réalité ultime et irréductible. Et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 la réalité supposée véritable et connaissable servant d’ «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 au scientifique. 

L’Existence-empirique n’est autre que le monde sensible tel qu’il s’offre immédiatement à la perception. Le fait même de l’illusion et du paradoxe suggère la présence d’un Etre-donné à l’arrière-plan de l’Existence-empirique. L’illusion révèle la faillite de notre perception à appréhender en toute instance l’Existence-empirique de manière non trompeuse. Aristote en fait la remarque en réponse aux sophistes : si la perception n’est jamais fausse, l’impression qui résulte de la perception peut l’être, elle : « Et pour ce qui touche à la réalité, que toute apparence (phainomenbon) n’est pas réelle, on peut dire, d’abord, qu’en effet la perception, du moins de l’objet propre d’un sens, n’est pas fausse, mais l’impression (phantasia) que nous en avons, n’est pas la même chose que la perception. » 

Le phénomène au sens où la notion est conçue de l’Antiquité à la Renaissance, est très proche de ce que Marx entendra par le concept de fétiche, à savoir une chose qui se présente aux yeux des hommes de telle façon à être interprétée à l’envers de ce qu’est sa véritable essence. Le paradoxe est alors l’apparition « spontanée » de la contradiction dans la description de l’Existence-empirique, en raison précisément de l’éventualité de l’illusion ; lorsque les choses sont dites de la manière dont elles apparaissent, alors une chose comme son contraire peuvent occasionnellement être prétendues simultanément.

Au sein d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le paradoxe joue un rôle particulier : il sert à écarter une hypothèse relative à la structure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n mettant en évidence la contradiction qui existe entre une implication de cette hypothèse au sein de l’Existence-empirique et un principe que l’on croit savoir de manière sûre à propos de cette même Existence-empirique. Ainsi, le « paradoxe du chat de Schrödinger » consiste dans le fait que le principe d’incertitude quantique, d’application au sein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implique qu’au sein de l’Existence-empirique un chat puisse être à la fois mort et vivant ; or cette supposition est inadmissible. Le recours au paradoxe comme contre-argument révèle en général (c’est le cas d’Einstein, en particulier) une ontologie proclusienne, c’est-à-dire supposant 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n’est rien de plus qu’un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c’est-à-dire, en fait une fiction.

Si la logique autorise le raisonnement juste - sur un mode tout à fait hypothétique - quant à l’Etre-donné, ou constitue - en tant que dialectique - un outil d’exploration du monde de sens commun qu’est l’Existence-empirique, elle est devenue historiquement avant tout - en tant qu’analytique - la manière codifiée d’enchainer les phrases qui génèrent un discours garantissant qu’un portrait juste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soit dressé. Cette Réalité-objective soutient alors à son tour la validité de la logique, puisque celle-ci constitue la méthode permettant de la représenter elle, version véritable du réel, plutôt que l’Existence-empirique qui n’en est que la version sujette au phénomène, à l’apparence : à l’illusion éventuelle.

L’autre branche de l’alternative, qui verrait dans la Réalité-Objective une artefact de la logique, est ignorée. Or, cette autre hypothèse ne peut être rejetée sans risque : la question ontologique que suppose la logique est celle de la réalité intrinsèque d cela Réalité-objective, dont elle dresse la portrait. Si - comme dans l’acception courante de l’expression -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une réalité authentique, cachée en temps ordinaire par le foisonnement de l’Existence-empirique, alors la capacité de la logique à reproduire à l’aide de mots une représentation véridique de l’essenc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à quoi s’identifie la Réalité-objective, doit être justifiée autrement que sur sa propre foi. Quelle est l’étiologie de cette concordance, non pas entre la perception brute des sens et l’Existence-empirique, phénomènale, mais entre la raison qui émerge du syllogisme et la Réalité-Objective, la réalité vraie, celle qui demeure cachée à l’appréhension spontanée des sens ?

Si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la manière dont l’Existence-empirique est représentée automatiquement par tout discours codifié selon les règles de la logique, alors le miracle de leur concordance s’explique aisément : la Réalité -objective est le discours sur l’Existence-empirique qu’engendre la logique grace à la vertu qui lui est propre d’éliminer de son compte rendu l’illusion à laquelle est sujette la perception, prévenant ainsi l’apparition du paradoxe en son sein. Celle élimination est automatique, car fondée sur les trois termes du syllogisme : les deux extrêmes mis en communication par le moyen terme.

J’ai mis en évidence au chapitre premier que certains faits dits de mentalité primitive, tels les Nuer affirmant que les jumeaux sont des oiseaux, peuvent être produits sans difficulté dans la langue, à condition de lever la contrainte d’antisymétrie existant dans la relation d’inclusion. En effet, dans la relation d’inclusion, si tous les lions sont des mammifères, alors seuls certains mammifères sont des lions. Si l’on tient au contraire que,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s lions sont des mammifères, alor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aussi, les mammifères sont des lions. Et semblablement, si,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s jumeaux sont des oiseaux, alor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aussi, les oiseaux sont des jumeaux. J’avais d’ailleurs rappelé qu’Evans Pritchard, l’ethnographe des Nuer, rapportait ces deux jugements conjointement, alors que les commentateurs ultérieurs ne s’étaient jamais intéressés qu’au seul premier, comme si la nature gémellaire des oiseaux était moins problématique que celle, avienne, des jumeaux.

De la même façon que des effets étonnants de mentalité primitive peuvent être engendrés en imposant la symétrie aux jugements connectant des concepts, j’ai pu montrer également, dans ce qui précède, le développement automatique du discours lorsque l’on impose aux jugements l’antisymétrique, dont les deux modes le plus simples sont soit - sur le mode statique -l’inclusion, comme partie dans un tout ou comme espèce dans un genre, soit - sur le mode dynamique - la causalité. Ce qui apparaître en plaine lumière, c’est ce que j’ai suggéré à l’instant : que le portrait étonnant de l’Existence-empirique qu’offr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ke fruit d’une astuce : le mystère d el ‘harmonie préétablie entre la logique et la Réalité-objective n’en est pas véritablement un, puisque c’est la première qui engendre la second, en la présupposant conforme simplement au principe de ses règles.

Nietzsche accuse Socrate d’avoir posé le premier pas dans le voie de la faiblesse insigne : avoir remplacé la force physique comme fondement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par le discours construit à partir d’une armature logique. Aristote codifie cette structure s’une manière si complète que Hegel, à la suite de Kant, constate qu’il n’a pas été possible au cours de vint siècles de parfaire sa tache Lorsque Boole suggère dans son petit ouvrage de 1847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Logic) que l’on peut mathématiser la logique, il pose le premier jalon d’une démarche qui mettra en évidence l’identité de structure entre l’objet mathématique qu’est un treillis orthomodulaire et l’ensemble des raisonnements posés sur un mode logique. Lorsque, près de cent ans plus tard, en 1944, Hans Reichenbach suggère que l’examen des faits de mécanique quantique requiert le recours à une logique d’un type différent, la suspicion est désormais jetée sur une éventuelle collusion antérieure entre la logique et le Réalité-objective, même si c’est en des termes qui se révéleront inexacts. 

Dans le discours de la science, la Réalité-objective joue par rapport au monde sensibl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le rôle d’un réel authentique par rapport à un semblant. La nature foisonnante du monde sensible est censée masquer la régularité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qui le sous-tend. Le mot « phénomène » (phainomenon = apparentia = apparence) est là pour souligner la nature souvent trompeuse des faits relevant du monde sensible, leur façon de déguiser leur vérité en une apparence ininterprétable porteuse d’illusion, ou en tout cas troublante. Ainsi, pour Johannes Kepler, la précession des planètes au firmament (le phénomène saisonnier de l’inversion apparente d leur direction) constitue-t-elle l’exemple même du phénomène : une apparence paradoxale, distorsion « anamorphisque » d’une réalité en fait assez simple (en l’occurrence, une conséquence du fait que les planètes parcourent des orbites elliptiques de périodes différentes autour du Soleil).

D’Aristote à Husserl (Der Ursprung der Geometrie, 1936), en passant par Reichenbach (Philosophie der Raum-ZeitLehre, 1927), nombreux ont été les preneurs qui suggérèrent que toute reprise critique de la notion de « discours de savoir » exige comme sa condition que la réflexion fasse retour au lieu d’origine de tout discours à vocation empirique (celui qui énonce le synthétique a posteriori de Kant) - par opposition au discours à vocation « lexicale » (qui se contente d’énoncer le « sémantiquement bien-formé », c’est-à-dire le rapport légitime entre les mots au sein de la langue, à savoir, la description du monde sensible, le seuil qu’il nous soit donné de percevoir entre les bornes temporelles qu’établissent notre naissance et notre mort.

Si l’on se fixe l’objectif d’une reconstruction explicite de la manière dont le savoir scientifique s’est bati (chaque science particulière le fait pour son compte à tout moment, mais de manière implicite), de Démocrite à aujourd’hui, il faut s’interroger sur la manière dont le monde sensibl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a perdu en cours de route son statut de réel, au profit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Celle-ci apparaît en effet comme une élaboration historiquement datable en tant qu’espace de modélisation, telle que la langue autorise à en construire dans la « discursion », comme l’appelle Platon dans le République, au sein d l’imaginaire humain, mais dont il convient d une jamais oublier le caractère de fiction.

Excepté la signification 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puise dans son histoire et telle qu’on peut en mesurer la portée en entreprenant son archéologie, sa signification contemporaine ici et maintenant est de rendre compte de la réalité foisonnant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comme d’un objet explicable en termes de combinaisons, dynamiques ou statiques, d’éléments repérables, éventuellement descriptibles de manière économique, et en tout cas en nombre fini. Cet optimisme qui considère la tache d’explicitation comme légitime et réalisable va à l’encontre d’un ancien désespoir de l’ame que véhiculent encore les religions, et il insuffle à la science un enthousiasme qui lui permet de remporter, dans cette part de la technologie qui est véritablement de »science appliquée », d’authentiques victoires - pour autant que l’on qualifie raisonnablement ainsi l’amélioration matérielle du sort de l’homme que constitue la prolongation de la durée de sa vie.

La dissemblance existant entr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t l’Existence-empirique dont elle est censée rendre compte continue de rencontrer l’incrédulité du sens commun, c’est-à-dire du savoir pragmatique que véhiculent les hommes à propos du monde sensible. En ce sens, la science requiert pour que l’on croie au monde qu’elle décrit, le même type d’engagement qui faisait autrefois que l’on croyait au monde des anges : l’acte de foi qui permet de croire sur parole à l’existence de l’inobservable. D’où la nécessité toujours présente d’un clergé attitré. En d’autres termes, le discours tenu par la science quand elle affirme qu’il est naturel que le monde sensible apparaisse à nos yeux tel qu’il est, étant donné 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telle et telle, ce discours exige de notre part une adhésion qui va bien au-delà d’une simple caution accordée à ce que nos yeux voient et à ce que nos oreilles entendent.

Or, parmi l’ensemble des espaces de modélisation que l’on peut imaginer à l’Existence-empiri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présente la particularité que possédait déjà la philosophie naturelle (préscientifique) d’Aristote de ne pas modéliser le monde tel qu’il existe ici et maintenant (le monde en acte), mais partout et toujours (le monde en puissance). Si l’on convient, comme l’usage commun y autorise, d’appeler « mythes » la famille des espaces de modélisation produits par des cultures humaines ainsi que les entités qu’ils postulent (de l’ange à l’énergie), il faut reconnaître que ceux-ci se partagent en deux genres distincts, les mythes de l’en puissance (ou à « universaux ») et les mythes de l’en acte (ou à « signularités »). Au nombre des premiers on peut compter les mythes théologiques qui soutiennent les religions, et la Réalité-objective qui sous-tend la science ; au nombre des seconds, la « théorie » qui correspond aux pratiques magiques et divinatoires, ainsi que le savoir qui soutient les « arts », qu’ils soient technologiques (savoirs « empiriques » par opposition à « science appliquée ») ou cliniques (« chirurgie » opposée à « médecine » - au sens où ces termes étaient utilisés à la Renaissance - ; psychanalyse). 

Qu’un discours (comme la science ou les religions) soit sous-tendu par un mythe à universaux ne signifie pas qu’il prétende modéliser entièrement - par ce mythe - le monde sensible dans son existence dynamique : certains mythes telle la Réalité-objective, ont cette prétention, d’autres non, tel, par exemple, le mythe théologique qui sous-tend le christianisme et qui réserve en soi une plage d’indicible correspondant à un ombilic du mythe dans l’Etre-donné. Kojève parle dans ce dernier cas de « mythe authentiquement platonicien » : (…) un mythe n’est authentiquement platonicien que dans la mesure où il admet un Quelque-chose dont il ne parle pas parce que ce Quelque-chose est « transcendant » par rapport à ce qu’il dit, étant « au-delà » de ce dont il parle. » 

Qu’un discours soit sous-tendu par un mythe à universaux signifie simplement qu’il modélise, complètement ou en réservant des plages d’indicible, un ensemble de mondes possibles et non le seul monde en acte. Rendre compte de l’ensemble des mondes possibles n’est pas, comme on pourrait spontanément l’imaginer, plus ambitieux que de rendre compte du seul monde réel en acte, mais l’est au contraire beaucoup moins. Tout discours de l’en puissance s’épargne - par le fait même - de devoir prendre parti pour ce qui touche aux futurs contingents, c’est-à-dire, s’épargner la nécessité de parler avec certitude de l’avènement de singularités. Au contraire, tout discours de l’en acte (ou du singulier) doit se prononcer avec assurance quant aux futurs contingents : il contient toujours, comme sa part essentielle, un élément de cause finale qui s’exprime dans le pronostic.

Cette distinction entre mythe à universaux et mythe à singularités est cependant fondamentale, puisqu’elle permet de répondre à un certain nombre de question :

1. « Pourquoi la science a-t-elle pu si facilement advenir au même lieu qu’occupait la religion ?

• Parce que, comme les religions qui l’ont précédée, elle modélise l’ensemble des mondes possibles à l’aide d’un mythe à universaux. »

2) « Pourquoi la science ne parvient-elle pas à éliminer l’astrologie ?

• Parce que l’astrologie est une discours du singulier portant sur le monde en acte, alors que la science est u discours de l’universel portant sur le monde en puissance. C’est pour les mêmes raisons que les religions n’ont pu éliminer les diverses mantiques divinatoires. »

3) « Pourquoi la psychanalyse ne peut-elle être une science ?

• Parce qu’elle apparaît, en tant que discours du singulier, au même lieu que la magie et le savoir empirique, et non comme la science au même lieu que la religion. »

On peut appeler théorique tout discours sur le monde sensible (phénoménal) qui modélise celui-ci au sein d’un espace qui peut être décrit discursivement par un « mythe ». Mais si l’on dit cela, qu’un discours théorique « modélise », on affirme par là même que ce mythe ne parle pas du réel, mais d’un double fictif de ce réel, que l’on peut appeler «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 mais aussi bien, à la suite de Platon, « simulation » ou, à la suite de Proclus, « imagination ». Or, pour la science, il ne fait aucun doute que la description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n’est pas générée comme une fiction mais comme un discours portant sur un réel.

Il faut alors pouvoir expliquer pourquoi pour la science la qualité de réel s’est déplacée du monde sensibl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au monde fictif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Car il faut bien voir que c’est cette croyance dans la qualité réelle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qui permet à la science de se contenter de parler du monde en puissance et non du monde en acte sans voir dans cette lacune un vice rédhibitoire.

La réalité-objective ne modélise pas le monde sensible (historique et réel) de l’Existence-empirique, mais une multitude (finie mais innombrable) de mondes (semblables mais différents les uns des autres), dont le monde sensibl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n’est que l’un d’eux. Or, si la science ne se préoccupe ni d’expliquer pourquoi parmi la multitude des mondes possibles (que modélise la Réalité-Objective) un seul se oit réalisé, ni pourquoi ce soit précisément celui (historique et réel) que nous connaissons, c’est que, pour elle, le mond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est un semblant (puis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elle, censée être un réel). Dans ces conditions, le fait que la science ne puisse expliquer pourquoi le monde sensible (réel et historique) existe seul (dans sa singularité) ne lui est jamais apparu comme un problème sérieux remettant en question la validité de son entreprise.

Il existe donc de bonnes raisons de se demander comment il se fait qu’un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comme la Réalité-objective ait pu passer du statut (clairement reconnu, aussi bien par Proclus que par Platon) de fiction à celui de réel.

La première raison est que le mythe de le Réalité-objective a atteint aujourd’hui en physique les limites de son recours possible comme support à l’explication, dans la mesure où ses entités ne peuvent plus se prêter à une mise en scène quasi phénoménale qui fasse encore sens.

La deuxième raison est que la méconnaissance qui résulte de la confusion d’un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avec un réel empirique n’est pas sans conséquences facheuses quand, comme c’est le cas, par exemple, avec la prétendue « logique quantique », des artefacts de la modélisation sont traités comme autant de nouvelles données empiriques. 

Le troisième raison est que, si nous voulons tenir sur le singulier un discours qui ne soit pas contradictoire, il nous faut faire appel aux ressources de la logique et des mathématiques, dont la science nous affirme qu’elles sont indissociables de son propre espace de modélisation qu’est la Réalité-objective. J’ai affirmé précédemment que la Réalité-Objective est le mythe que l’analytique engendre nécessairement. Mais, et comme on en verra un exemple dans la démonstration du théorème de Godel relatif à l’incomplétude de l’arithmétique, la science s’est construite à partir d’une combination bien spécifique d’arguments analytiques, d’une part, et dialectiques, d’autre par. Une autre combinaison de déductions fondées, d’une part, sur la vrai et, d’autre part, sur le vraisemblable, aurait-)elle conduit aux mêmes résultats ? Ou bien est-il concevable au contraire que logique et mathématiques puissent être mobilisées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mythes différents (au sens où nous entendons ce mot, c’est-à-dire comme édifices discursifs relevant de l’imaginaire et, partant, nécessairement fictifs) ?

La production des mathématiques dites pures est celle d’un outil sans attaches empiriques a priori, que l’on peut appeler si l’on veut, et à la suite de Kojève, ontométrie. Quant aux mathématiques dites appliquées, elles sont de deux types : soit phénoméno-métriques, quand elles sont mises au service de la stylisation du monde empirique telle que la suggère « lalangue » (de la mesure au calcul des corrélation) ; soit énergo-graphiques (topologiques et géométriques) ou énergo-métriques (algébriques), quand elles sont mises au service de la modélisation du monde empirique au sein de la Réalité-objective. La logique, quant à elle, m’apparait, comme je l’ai dit, comme modélisation normative de l’usage spontané des stylisations inscrites dans « lalangue ». Comme on a eu l’occasion de le voir précédemment, la logique est indissociable des familles de langues doublement fondées, syntaxiquement sur la structure de prédication sujet/verbe/objet et sémantiquement sur la stylisation en fonction de la ressemblance visible : il conviendrait de reprendre entièrement - et à la suite de Lévy-Bruhl - la question d’une logique qui correspondrait aux langues isolantes, fondées sémantiquement sur la stylisation en fonction de l’affinité essentielle -stylisation dite totémique. 

L’approche que je propose est, bien entendu, distincte de celle que postule la « philosophie spontanée » des mathématiciens quant à leur pratique mathématique. Du fait qu’ils contribuent au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de l’espace de modélisation Réalité-objective, et comme cet espace fictif est tenu par la science non pour une fiction mais pour un réel, les mathématiciens peuvent entretenir la croyance qu’ils travaillent -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 au sein du mond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Cette croyance se voit renforcée par le sentiment qu’ils ont souvent de se laisser guider par l’intuition dans le processus de production des mathématiques. Ainsi, pour Alan Turing : « Le raisonnement mathématique peut être considéré schématiquement comme l’exercice d’une combinaison de deux facultés, que nous pouvons appeler l’intuition et l’ingéniosité (…). L’activité de l’intuition consiste à produire des jugements spontanées qui ne sont pas le résultat d’enchainements conscients de raisonnements. » Ils ne s’aperçoivent pas que, si cette intuition dans le processus de « découverte » a effectivement (à l’origine même des mathématiques) un ancrage dans le monde phénoménale, cette intuition est cependant massivement « éduquée », modelée sur le comportement « habituel » des objets (non empiriques) qu’ils manipulent professionnellement. Car le fait qu’ils soient fictifs n’empêche pas ces objets d’avoir un comportement, qui résulte tout simplement des propriétés qui leur sont assignées conventionnellement. L’introduction en mathématiques d’objets dont il n’a plus été possible de penser avec la moindre vraisemblance qu’ils entretenaient un lien quelconque avec le monde phénoménal de l’Existence-empirique (par exemple, les sites infinies ou la composante imaginaire des nombres complexes) a été pour les mathématiciens l’occasion d’une crise. Crise injustifiée, car si une partie des mathématiques qu’ils créaient pouvait servir dans la stylisation du monde de l’Existence-empirique opérée par la phénoméno-métrie, la plupart des objets crées par eux n’auraient jamais à intervenir que comme outils au sein d’espaces de modélisation (nécessairement fictif) et en particulier au sein de celui que s’est donné la science, à savoir, la Réalité-objective, dont il convient maintenant d’étudier la construction historique. Je reviendrai longuement sue ceci au chapitre 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