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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为了斗争而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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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为了斗争而做实验
近代科学是伽利略和罗马教会斗争的结果。
因此，近代科学从她诞生的时候起，就携带了斗争的基因。没有与各种各样思想枷锁的斗争，就不会有科学的大踏步的前进。
为了使科学免受教会干预，伽利略曾多次去罗马活动。1611年他第二次去罗马，目的在于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他在罗马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和若干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院接纳为院士。当时耶稣会的神父们承认他的观测事实，只是不同意他的解释。这年5月,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文献摘要）
伽利略认识到，罗马教会相当于一棵笼罩社会的大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只能像藤萝一样，缠绕在教会这颗大树上，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伽利略利用和教会的关系，打科学的擦边球。再说，教会和科学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人和人（集团和集团）的利益关系。
1615年，一诡诈的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与伽利略敌对的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控告他违反基督教义。他闻讯后，于是年冬第三次去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誉，企求教廷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廷默认了前一要求，但拒绝了后者。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他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文献摘要）
究竟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教会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关心日心说对教会利益的影响，这是问题的焦点。
如果伽利略和罗马教会开展大辩论，伽利略绝对不会胜利。因为教会的势力很大，而伽利略几乎是单枪匹马。伽利略在强大的罗马教会面前，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1624年，他第四次去罗马，希望故友新任教皇乌尔邦八世能够同情并理解他的意愿，以维护新兴科学的生机。他先后谒见6次,力图说明日心说可以与基督教教义相协调，说“圣经是教人如何进天国，而不是教人知道天体是如何运转的”;并且试图以此说服一些大主教,但毫无效果。乌尔邦八世坚持“1616年禁令”不变；只允许他写一部同时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书，但对两种学说的态度不得有所偏倚，而且都要写成数学假设性的。在这辛勤奔波的一年里，他研制成了一台显微镜，“可将苍蝇放大成母鸡一般。”（文献摘要）
伽利略和罗马教会进行斗争的武器就是科学实验（望远镜和显微镜，等等），呆板的教会的典型特点是死板，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纸里来，纸里去。对付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武器和物质武器，就是新的设备及其新的功能。
例如，“可将苍蝇放大成母鸡一般”，这在《圣经》里是没有记载的，而且，教会的人也可以亲自观察一下。教会人员在《圣经》里找不到关于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描述，因此，教会就可能向伽利略退让半步。
伽利略借助自己发明的实验设备和实验表演，非常直观地向罗马教会和其他老百姓表明了《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也表明了和《圣经》里不一样的东西。
此后6年间,他撰写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1630年他第5次到罗马,取得了此书的“出版许可证”。此书终于在1632年出版了。此书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为哥白尼体系辩护，并多处对教皇和主教隐含嘲讽，远远超出了仅以数学假设进行讨论的范围。全书笔调诙谐，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列为文学名著。（文献摘要）
科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非常明显地依赖于人文功底（文化背景），那些干瘪瘪的科学论文，没有一点战斗力。先驱者都是以人文（文化）为载体，以科学思想为武器，向旧世界和旧势力作斗争。
教廷的迫害和晚年生活 《对话》出版后6个月,罗马教廷便勒令停止出售，认为作者公然违背“1616年禁令”，问题严重，亟待审查。原来有人在教皇乌尔邦八世面前挑拨说伽利略在《对话》中，借头脑简单、思想守旧的辛普利邱之口以教皇惯用辞句，发表了一些可笑的错误言论，使他大为震怒。曾支持他当上教皇的集团激烈地主张要严惩伽利略，而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认为如纵容伽利略会对各国国内的异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提出联合警告。在这些内外压力和挑拨下，教皇便不顾旧交，于这年秋发出了伽利略到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指令。（文献摘要）
罗马教会对伽利略的科学（文化）的胜利恼羞成怒，教会无力对付伽利略的科学文化思想，就对伽利略的肉体下手。
教会把伽利略的《对话》收缴后烧掉，《对话》化作一堆灰烬。教会的人为了解恨，又在伽利略的灰烬（《对话》）上踏了几脚，灰烬（《对话》）随风飘落到排水沟里，雨水将灰烬（《对话》）冲刷到河流里，河流又把《对话》的灵魂带到大海里，海水把《对话》灵魂传播到了全世界。
参考文献：
环境问题思辨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321-5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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