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4日增加如下的段落）
非常不幸的是，戈革教授因直肠癌，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享年86岁。
戈革先生1922年1月生于河北献县，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联大复原后，改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余瑞黄教授。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一年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从事物理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年后改治科学史，一直在石油大学工作到退休。
戈先生一世非常勤奋。他是12卷本的《尼耳斯·玻尔集》（前10本已出版）的独立汉译者，另著有《渣轩小辑》、《学人逸话》、《玻尔和原子》、《史情室文帚》、《玻尔》、《尼尔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编有《地震波动力学基础》、《宏观电磁场论》；独自承担或参与翻译的英文（个别参阅丹麦文）著作有：《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海森伯传》、《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尼耳斯·玻尔传》、《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丽丝·迈特纳：物理学中的一生》、《和谐与统一：尼耳斯·玻尔的一生》、《一个时代的神话：爱因斯坦的一生》、《电磁通论》、《尼耳斯·玻尔的哲学背景》、《量子革命：雷昂·罗森菲耳德文选》、《量子理论的历史发展》（第一卷第一分册），从俄文译有：《弹性动力学 》、《古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相对原理》、《理论物理学》和《分子物理学》等。著译四十余种，总数达1500万字。
2001年7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研究丹麦20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尤其是在翻译12卷本《尼耳斯 ·玻尔集》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戈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治学之余，广泛游弋于诸多领域，能作旧体诗词，尤嗜治印。有数本诗集、印谱存世。
大毛忽洞和戈革先生曾经在一个教研室（物理），但是我们共事不多。我和戈革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2月，那时，我刚到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物理教研室。1982年，是6天工作制，星期六下午是政治学习。
我报到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下午照例是政治学习。我和一起留校的助教（有10几个，其中有一位是戈革的预留研究生，1983年开始读）提前到了物理会议室，我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戈革先生也来啦，大家都站起来向戈革先生问好。
出乎我意料的是戈革竟然在他的准研究生指引下，径直向我的位置走来，而且向我问道：“你是吉林大学来的”。
戈革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是余瑞璜先生的学生。当戈革知道我是从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就破例参加了一次政治学习。后来我才知道，戈革也曾经当了10多年的“右派”，戈革以前有很严重的胃病，“右派”劳动改造时，每天要拉车，因为戈革很“右”，所以让戈革驾辕。结果10几年“右派”下来，驾辕的活还真把戈革的胃病给治疗好了，而且还去了病根。
当戈革向我打听余瑞璜先生的近况时，我不知道戈革也当过“右派”，我就毫无顾忌地介绍了余瑞璜先生的情况。我说余瑞璜先生很少上课，我只听过余瑞璜先生的一次演讲（参见我的博文：
价键派科学家：余瑞璜院士），演讲时余瑞璜先生仍然穿着棉衣戴着棉帽，我还特别强调说，余瑞璜先生是吉林大学最后一个被平反的“右派”。当戈革听完我的最后一句话时，戈革就接过我的话题，毫不客气地开始批评当年整他的人，这些人就在会场里。戈革的讲话使我很难堪，很显然，戈革的发火是我点的炮。幸好这是我的第一次政治学习，因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他们都明白这一点。
戈革先生是物理教研室水平最高的教授，在培养77级物理师资班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加上戈革的特殊背景，当时物理教研室的各种活动不硬性要求戈革参加，因此，如果不去戈革家里，很难见到戈革教授。
据77级物理师资班毕业的同事说，戈革不但是水平最高的教授，戈革也是最厉害的教授。有一次物理课，内容是讲电容和电容器，戈革把自己认为该讲的都讲授完之后，就提前30分钟下课了。教务处的人知道了戈革提前下课的事情后，就委托教研室的人找戈革说，提前下课是教学事故，是要受处分的。戈革却说，他们（教务处）什么都不懂，什么叫教学事故？我该讲的都讲了，不该讲的让学生自己看，这不是教学法吗？戈革还骂了一些别的话。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去计较戈革什么时候下课了，但是，戈革上课的水平和认真程度依然如故。
1983年暑假，我在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一个为期2周固体物理研讨学习班，而戈革也来承德参加一个物理学史研讨班，我们住的很近，只进行过很短暂的交谈。
后来，戈革从东营调到北京学院路的石油大院，住在56楼的筒子楼里。我出差时，如果是住在石油大院里，有时也去看看戈革。
总之，戈革是余瑞璜先生的学生，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石油大学最有水平的教授，可是在石油大学的三个校区，没有多少人知道石油大学还有个戈革。
我们每天都在呼唤大师，实际上是叶公好龙。如果大师真的出现了，大家又都害怕他，戈革就是这样一位让官员非常害怕的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学者。
处长、局长、部长，后面的队伍很长啊，我们不用担心。
戈革后面可是没有排队的人，戈革没有了，是真的没有了。
附录：戈革小传
（摘自：现代学者，古式文人——记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作者田松）
2001年6月5日，戈革先生接受了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这是戈革先生倾二十年之力独自翻译十一卷《尼耳斯·玻尔集》所应得的回报，是丹麦对于一位传播本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的外国人的真诚感谢。在此之前，曾有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因为翻译安徒生而获得了同样的褒奖。
安徒生和玻尔，是丹麦这样一个小国为人类奉献出的两位文化巨匠；叶君健和戈革，是向中国介绍人类优秀思想的两位翻译大家。当然，就全世界来说，了解安徒生的人要远远多于知道玻尔的人；就中国而言，叶君健也远远比戈革有更高的知名度。这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领域使然。相比之下，戈革先生的工作更为艰难，因为能够翻译玻尔的人同样要远远少于能够翻译安徒生的人。当然，无论安徒生还是玻尔，无论叶君健还是戈革，他们对人类和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以妄论高下的。
戈革先生在信中说：“不加分析地无限夸大和捏造中国古文化的‘伟大性’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所谓‘影响’，这绝不能说是什么‘爱国主义’。因为这种荒谬作法只能引起国际正派学者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鄙视和耻笑。那其实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是一种‘害国主义’，哪里有什么‘爱国’之可言！只有当你艰苦不懈作出比他们更坚实的工作时，人家才会承认你，敬重你，那才真正能够为国争光，才是真正的爱国。”
戈革先生以他自己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高尚的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