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一般多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社会转型便成新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更替。观照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是从“世界一”和“世界二”的角度切入。笔者认为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知识的转型，是新旧社会知识的更替，这种社会知识与波普尔的“世界三”，即“客观知识”相对应。依此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不仅是传统分析的重要补充，且具有深刻的根源性。本文从这一视角来分析文艺复兴并由此引发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知识转型，试图阐明这种转型具有普遍意义，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并引起积极的回应。无论是上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和“科玄论战”，还是后期的改革开放和“南方谈话”不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史语境之下的文艺复兴的中国化出场形态，是启蒙运动路线图的进一步延伸并与之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启蒙运动的源头—文艺复兴运动

宇宙巨人通过自己的衍生物（即，人）的眼睛，睁开了反观自身的天目，同时也把自己反推上客体的席位；或者说，人类的出现如同婴儿的诞生，随着主体意识的生成，也逐渐把自己与它物区分开。人成了独立于自然界的人，自然界成了独立于人的自然界，人和自然的观念便产生了。然而吊诡的是，这些古希腊的圣哲思想在中世纪被浓重地遮蔽了。在中世纪，人的生活被二分为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人的世俗生活是宗教生活的对立面；人的世俗生活异化为手段，而宗教生活才是目的。这个对立面之所以有价值仅在于它是有待克服的障碍。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上帝全知万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是世界真正的主人，人类是“迷途的羔羊”，只有听从上帝的教诲，在上帝的引导下走向天国。总而言之一句话，中世纪的人是“小写的人”。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14、15世纪，人和自然才得以重新发现和再度确证。古希腊昔日的余辉透过中世纪的迷雾，穿越千年的历史弯道，重新皈依正途，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否定之否定，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回到了古希腊时期，这就是意大利人的文艺复兴运动。145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的学者们有意抑或无意地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主人，他们纷纷逃往意大利，同时也带去了比他们生命更重要的在西欧失传已久的古希腊典籍。他们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种子找了复活的土壤，古希腊学术在意大利开始全面复兴。可以说，此后的意大利人，没有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到不可解，断裂千年的历史重新弥合。 

马克思曾指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了自己。”这可能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注解。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的主体地位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得到肯定，提出人要获得解放，必须以个性自由为前提。倡导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敢于探索冒险，反对消极无为；重今生而轻来世；相信经验，重视实验，反对先验，绝不盲从权威。“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 “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在道德观念上追求放纵与张扬，反对禁欲主义，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被看作道德行为。人的高贵被也被重新定义，高贵与血统无关。波吉奥认为具有美德的人就是高贵的人。彼得拉克认为真正的贵族不是天生，而是自为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正是这些新观念，才穿透千年中世纪的黑暗，把人们从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解放扫清了障碍，打破了经院哲学一统天下、包打天下的格局，各种世俗哲学纷纷兴起并各领风骚。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人成了“大写的人”。

为了确证的人的主体地位，“大写的人”不在乞求于神灵，而是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自然界，因此伴随着人的解放的还有自然的发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被轰然撞开，这是文艺复兴第一阶段。文艺复兴并没有止步，并由此上升到第二阶段，即社会底层的参与热情被充分激发和调动。在此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运用科学技术才能实现人类的幸福。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匠与知识阶层开始交往，并有了互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这种结合起初是偶然，随机的，但很快走向体制化轨道，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正如斯鲁威尔所说：“文艺复兴分为两个不同的但不是完全无关的阶段：一个是早期贵族的和古典的文艺复兴，它的兴趣在于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它所回顾的是它所认为的人类的黄金时代——它通常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阶段，——还有一个阶段是后期文艺复兴，它承第一阶段并予以补充；——它是一个群众性和经验色彩更多，传统性和等级制较少，而更富于科学性并着眼于未来的文艺复兴时期。” 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人们，无论是底层还是上层，思想上得到了解放并在认识上达到一致，使得以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轰轰烈烈思想解放运动就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历史空前的“精神变物质”过程。

2 启蒙运动的路线图—文艺复兴运动的世界效应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形成了连锁反应，这就是启蒙运动，也引发了全球蝴蝶效应。

1）文艺复兴运动引发英国启蒙运动

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他还把理性视为一种把人类和其他物件区别开，以至把他们和被对象所作用的自我区别开的能力。这一理论在英国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响应。英国是孤悬海外的岛屿国家，一度是欧洲的遗忘角落，但由于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这种传统劣势一下子成了后发优势，各种新的思想首先汇集于此，英国思想家率先接受文艺复兴理念的洗礼并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弗兰西斯﹒培根首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并指出，科学不是《圣经》上的教条，反对教条和权威，要求清除“剧场假相”，即绝对权威。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霍布斯建立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今天机械唯物主义多是作为批评的靶子而存在的，但在当初，它是革命性的。霍布斯还把机械唯物主义推广到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他指出，国家起源于人民通过契约把权力让渡给政府，政府起初并没有权力，人民把部分让渡给政府。人民让渡部分权力是为了换取政府对人民幸福的保障。洛克提出政府分权制衡学说，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对统治者信任的基础上的，统治者的权力是有条件的。一旦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就得解散。这些理论是成了后来英国议会制度的重要养料。

英国的启蒙运动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思想上的启蒙，第二阶段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启蒙运动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也是工业化的前奏，为发展市场经济准备必要条件。简而言之，英国首先掀起启蒙运动，引发了科技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市场经济，“日不落帝国”渐渐生成。

2）受英国影响的法国启蒙运动

英国的启蒙运动震动了法国，也让法国人看清了自己的目标。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秉承洛克等人的思想，1734年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鼓吹共和，抨击专制；1748年出版《论法的精神》，指出国家的目的不是限制人的自由，而是保护人的自由，他还把政权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分，彼此分立，相互约束。伏尔泰宣传英国社会制度和自由思想。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词，但是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狄德罗宣传“社会契约论”，认为君主的权威来自政治契约，君主的职责是保卫公民不受他人欺凌。卢梭著有《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学说，国家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所组成的联合体，国家主权源于人民，不能分割或转让，人民有任命、监督、罢免行政首领之权，有决定国家统治形式之权，并有推翻专制制度的起义之权。

有了这样的思想启蒙就不难理解1789年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3年颁布《法国宪法》。至此，法国便走上了与英国相似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在法国蓬勃发展。

3）启蒙运动来到美国

美国的启蒙思想源于英国和法国，但与英法启蒙运动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拓宽和拔高。启蒙思想家富兰克林编印《可怜的理查德历书》宣传和传播启蒙思想。潘恩写就《美洲的非洲奴隶制》和《常识》，抨击英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暴政和君主专制政体，呼吁北美独立，倡导共和。杰斐逊1776年主持起草《独立宣言》，制订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案，取消宗教上的特权和歧视，反对奴隶制度。麦迪逊强调宗教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理论上的成熟，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的社会改革变得相对容易。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它继承和发展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理论，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形式确立“人权原则”，如果政府损害这些权利，人民便可以重立政府。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成文宪法，也是美国走上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启蒙思想在美国深入人心，政治精英身体力行。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在担任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仍具有崇高的政治声望，群众推举他连任，但他主动退出参选，绝不树立连任三届的先例。美国历史上，除罗斯福在二战时期担任三届之外，没有人担任第三届总统。这一传统始终保持着，并深深影响今天的西方国家，也一直被看成是检验一个国家民主还是独裁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启蒙运动的连锁效应不限于此，还有德国的狂飙运动、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今天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是在这个历史进路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导致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导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这些国家都发生了质变：由特权为平等，由奴役为自由，由迷信为理性，把合乎逻辑的思想内化为坚定的意志，并上升为刚性的国家制度。

3 启蒙运动的中国出场形态

近代以降，中国历史便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在逻辑上的。尽管人们不断地强化“中国特色”，但“世界共性”仍然清晰可见。文艺复兴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不可能不对中国起作用。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世界上东西方一直是完全隔离开来各自独立发展，中国会不会产生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呢？如果把人类历史理解为是在走“必由之路”，那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这种中国自发的文艺复兴运动要比西方晚得多，可能要晚上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西方，今天的中国差不多还是1840年前的中国；相反，如果没有中国，西方就是现在的西方。历史不容假设，值得庆幸的是，自1500年后，文艺复兴所产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着其他国家。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狂飙运动、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冲击的结果。相对而言，由于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中国受到的冲击来得迟些，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民族战争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主人。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极其坚硬，保护带而又能极富弹性，今天看来，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但也明显存在两个历史时期，与文艺复兴运动高度疑似，这应视作启蒙运动的中国化出场形态，是启蒙运动在中国的进一步延伸。

1）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稍前一些的新文化运动都明显带着“人的解放”的痕迹。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指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孔家店”，要求恢复和展现被封建礼教吞没了数千年的人的本性，但要求恢复和展现的人的本性不是孔孟之前的中国人的本性，而是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德先生”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和精神。到20年代，还有“科玄论战”，它传播科学思想、方法和精神，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在论战中取得最后胜利，“赛先生”占了上风，这也表明中国自觉融入启蒙运动的发展逻辑。稍异其趣的是，启蒙运动的两个阶段在中国难以厘清，但大致仍然可以看出来，在五四时期和稍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同时被请到中国，但更为看重“德先生”；在“科玄论战”时期，“赛先生”的地位被大大的抬高了，这从“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取得胜利得以佐证，但此时“德先生”已不仅是洋先生，也有点中国先生的模样了。

与西方启蒙运动大异其趣的是启蒙的动因不一样，五四运动的动因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目的移植西方民主与科学来富国强国，从而赢得民族尊严。在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这与启蒙运动完全相反。欧洲启蒙运动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引发，主要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则主要是由外敌入侵所激起，主要是解决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又往往直接决定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状况。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先是个人的解放，然后再由底层而上层立国，并制约国家的权力，从而保障个人的权力。而在中国，历来就有“崇尚总体，贬低个体”的传统，万事国为先，个人从未得到真正解放。加之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比个人的解放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为了抵御外敌先要强国，奢谈个人权利，反而要更多地向国家让渡权利，与启蒙运动的内在逻辑相反。

从总体上看，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时间不长，又把西方启蒙运动的两步并着一步，具有启蒙运动的意义，但并不彻底，还有方向性错误。这也预示着，在中国以后的发展进程必将有再次启蒙。

2）从改革开放到92年南方讲话

1949年10月以后，强国仍然是压倒一切的重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夸大公有制，提倡“破私立公”、“越公越好”，到了文革时期“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之类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言行随处可见。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对政府和领袖的权利拔高都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成了西方中世纪高度浓缩。然而人作为“类”的解放和作为个人的解放是人类发展的刚性逻辑，人类历史的发展终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对于中国人来说被延误了半个多世纪的启蒙运动重新启动，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明显地以1992年南方谈话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致与启蒙运动的两个阶段理论相契合。第一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表现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半个多世纪前五四运动的继续，人性慢慢复苏，比如，伤痕文学的涌现、对文革的反思、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新一轮的西学东渐等。然而由于认识上仍沿袭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操守上又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这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迸发出来的热情很快沉寂，给人以雷声大而雨声小之感。

九二年南方谈话明智地将其引向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发展具有文艺复兴第二阶段的一般特征：政治转向经济，转向物质生产和消费，转向平民和大众，文化由精英向平民回归，由理想走向务实，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这是最活性的土壤。唯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康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冲破自然经济以及计划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才会从集体中挣脱出来成为自由的个体，人权、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才能从幕后走到台前。

从20世纪的两个特定时期都可以看出，“中国化的启蒙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未能充分展开就匆匆登场的，是在不具备条件的状态下的上演的，势必要在进入第二阶段又回过头来补第一阶段的课，以使第二阶段得到更好的发展。行进的步伐时常给人零乱之感，其实是思想上的混乱而造成的行动上的徘徊。

能不能自豪地说，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启蒙运动呢？答案是否定的。两次“高度疑似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经历的运动相比较，更不用说意大利了，那是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高度。而且这种“高度疑似的启蒙运动”没有根植于社会的底层，动力不足，而且一直保持在上层需要、许可并可掌控的范围里。

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过启蒙运动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完全可以把“高度疑似的启蒙运动”当作文艺复兴的中国出场形态和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延伸，之所以不象法国、德国、俄国的、日本等国出场形态，除了“救亡压倒启蒙”和对“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的一些传统解释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得不考虑进去。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就象一本书的上下篇，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在彻底看懂上篇后，再看下篇；彻底看懂下篇后，就再也不看了。就根据看过的知识去实践，因为彻底看懂，认识到位，在实践也就不会犯错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上篇看懂一些，或没有看懂，照样看下篇，或者把上下对照着看。笼而统之看过一篇后，不求甚解，就去实践，肯定会摔跟头。摔跟头后才发现原来是书没有看懂，于是再来看第二遍。第二遍看书的效果自然会比第一遍好些，但好不了多少，因为思维方式还是那样的，所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本书要反复地看，要看好多遍。许多学者对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忧心如焚，大声疾呼，当然这是负责任的学者行为。不过不要太过悲观，世界历史发展的刚性逻辑摆在这儿，这本书也一定会被国人读懂，读懂是最重要的，至于读书的方式就不要太强求了，当然谁都希望能尽快读懂。

可以肯定，文艺复兴将会在中国再度出场，但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形式会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量变的色彩，但照样能刷新历史高度。“世界化的内容、中国化的形式”可能是中国特式启蒙运动的最好诠释，在渐渐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之中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