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学需要公正的评价和宽容的环境

          杨学祥

   网友杨正瓴的博文《负能量：关于没有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一文引起广泛关注，其主要结论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一个想法，本来命中注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于是被某人拿去申请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委办事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之后请几个人去估价，这些估价的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不长眼的，说了一句不看好的话，基金委就原封不动地凭着这个人的想法告诉申请者不能资助...结果每一轮之中只要碰上一位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想法就可能因为得不到资助而胎死腹中...而那些被平庸审评人看好的，确根本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结果几十年下来，中国人就遭遇了自然科学奖窘境...政府当家的不明真相，还总以为国内没人，转而招聘国外的人来...国外的人来了都是延续国外的工作，而国外的工作的原创者都不是这些被招聘来的，结果中国政府花了很多钱，助推那些老外获奖。

   行政管理会消耗掉教职工42%的时间，因为这些时间被花费在了申请联邦研究经费上。

   应该想一想，如何清除那些让你本该把时间花费在科研上，最终却大量耗费在繁文缛节上的事情。 经费申请、职称申报、年终总结。

   同行评审在预测“良好的”论文方面是有效的，但可能难以识别出卓越和（或）突破性的研究。

   在现代的科学体系中，对科研人员的评估是需要的。它的目的，是要增强而不是约束科学研究的自由度和活力；是要鼓励踏实的研究而不是灌水，否则就是有问题了。

   总的来说，决定你的基金申请是否成功的因素中，三分之一是你的过去，三分之一是你对未来的设想，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你的运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917327.html

    我在2010年1月22日指出，世无伯乐，遂使驽马成名。按图索骥是当代中国评价科研成绩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有小学水平都可以操作，使造假者大行其道，获益匪浅。目前，科技工作者不可能一心一意地安心搞科研，更多的是关注各种不合理标准和案例。中国的科研落伍，归根结底是没有一个使学者安心搞科研的环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289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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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王冠

已有 2397 次阅读 2011-10-8 14:51 |个人分类:科技点评|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科普 创新 公平 科学争论    推荐到群组

科学需要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王冠

       杨学祥                                              

   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少数人征服多数人的历史，是独到的真知灼见突破科普常识的历史，因为创新总是从少数人开始，从对科普常识的质疑中产生。如果科普知识永恒正确，科学就不会继续发展。

   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体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谢赫特曼于1982年4月8日首次在电子显微镜中观察到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他们当时所观察的铝合金中的原子，是以一种不重复的非周期性对称有序方式排列的，而按照当时的理论，具有此种原子排列方式的固体物质是不存在的。因此，谢赫特曼的发现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发现“准晶体”后，谢赫特曼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但一切均徒劳，没人认同他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离开他所在的研究小组，他的论文也没能逃脱被拒绝的命运。“胡言乱语”、“伪科学家”，当30年前谢赫特曼发现“准晶体”时，他面对的是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准晶体”违背科学界常识。

   1984年，论文终于得以发表，也立即在化学界引发轩然大波。一些化学界权威也站出来，公开质疑谢赫特曼的发现，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学家、两届诺奖得主鲍林。近30年后，勇敢质疑“常识”的谢赫特曼终于获得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认可[1]。

   谢赫特曼的遭遇并不是特例，而是重大科学发现最常见的历程。事实上，许多科学创新的惊世之作，非但没有在著名刊物上发表，而且长期遭到当时名人的压制与批判。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等，莫不如此。在科学家与宗教、政治联姻的年代，科学创新要付出血的代价，科学的守旧派借助于神权和政权来清除不同的学派和创新学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皇对伽利略的审判。

   尼古拉．哥白尼，是波兰天文学家。他在1533年完成了《天体运行论》这部巨著的初稿。1542年6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本书出版事宜的奥西安德尔却按自己的意愿写了一篇没有署名的序言，说明书中的学说只是为了计算星历表之便而采用的假设，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符。这也是在《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几十年时期内很少人重视哥白尼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相抵触，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他的著作更是被列为禁书。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教会处以火刑，伽利略因赞成日心说而被教会监禁，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1882年，罗马教皇不得不承认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一光辉学说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并为社会所承认。

   孟德尔是奥地利科学家，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1856～1863年孟德尔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总结出两条遗传规律即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一科学成果孟德尔曾在布隆自然科学协会1865年2月8日和3月8日的两次会议上报告过，并于1866年以《植物杂交的试验》为题发表在该会会刊的第4卷上，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孟德尔的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隆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其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对于孟德尔的发现，当时的名人权威不能理解，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他的预言才变成现实。1900年，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与孟德尔相似的结论后，才在文献中找到孟德尔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论文，孟德尔的发现才被世人承认，称为孟德尔定律。

   魏格纳是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10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在偶然翻阅世界地图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大西洋的两岸——欧洲和非洲的西海岸遥对北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非常相似。魏格纳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并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推断在距今3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岛屿都连结在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原始大陆，叫做泛大陆。1912年1月6日，魏格纳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做了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的演讲，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1915年他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大陆漂移说。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陆漂移由于缺乏合理的动力学机制遭到正统学者的非议。当时的物理学界权威杰弗瑞斯为此专门发表了科学巨著《地球》，反对大陆漂移学说，使大陆漂移学说销声匿迹6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魏格纳去世30年后，板块构造学说席卷全球，人们终于承认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正确性。

   科学创新首先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开始，不可能立刻就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适于科学，甚至会扼杀科学。祈求用一种简单的计算模式来来挖掘科学的创新精神，无异于“按图索骥”。英雄识英雄，伯乐识千里马。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界有一种慧眼识英雄的机制，有一种自由争论的公平环境：小人物可以挑战大人物，小刊物可以挑战大刊物。如果文章也讲出身，如果大刊物可以封杀一切，科学的公平何在？

   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科学逐渐与宗教、政治脱钩，使科学的不同观点能够合法地存在和争论，使创新观点能有一个存在、发展和完善的时间和空间。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科学与政治联姻的最大教训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

   科学家在国外，需要和许多不同观点的同行公平竞争，错误被不断修正，在采纳众人的智慧观点之后，离事实的真相就会越来越近；科学家到中国被树为绝对权威——科技皇帝，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没有竞争对手，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似乎自己就是真理化身，把不同的观点都说得一无是处，一句话，一篇文章就能否定别人几十年的科研成果。这哪里有科学精神，哪里有公平竞争？桔生南为桔，桔生北则为枳。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权力参与科学争论，取胜者不是科学，而是权力本身。前苏联李森科事件的教训不能忘记，它使前苏联的农业科学倒退了几十年。

   前苏联学术权威李森科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这种以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研究事业，从而阻碍某些科学事业发展的现象，在20世纪的苏联堪称典型。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进一步表明，诸如李森科事件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还牵涉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斗争，实在发人深省。

   从野蛮到文明，宽容是一把尺子。犍牛能成双，田地耕成行。任何科学假说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一派掌权，必然是另一派的灾难。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先例。

   当前科学研究的官员化是科学与政治联姻的又一种危险的表现，它不仅意味着许多冷门学科变成临危灭绝的“物种”，同时也意味着集团利益垄断了科学发展，论文造假和项目造假层出不穷仅仅是其前兆。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科学评价机制。

   普朗克年轻时与老一辈科学家争论时所写的话令人深思：“要接受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用说服它的反对者，而是等到反对者们都相继死去，新的一代从一开始便清楚地明白这一真理。”换句话说，科学家都有一个从创新派向守旧派转化的历史过程，如果让守旧派掌握科学的生杀大权，那对创新派就是灭顶之灾：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

参考文献

1. 以色列教授获诺贝尔化学奖 曾经被斥为伪科学家。来源：新京报 2011年10月06日07:13。http://news.sohu.com/20111006/n321358594.shtml

2. 杨学祥。与特权脱钩：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固执更专治。2009-6-17 09:52 科学网。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77&do=blog&id=23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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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假伯乐”与千里马

已有 2094 次阅读 2012-3-23 14:19 |个人分类:科技点评|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千里马 伯乐 学术考评    推荐到群组

为了忘却的纪念：“假伯乐”与千里马

            杨学祥

   吕秀齐在其博文《从茅广军到曹廷炳：关爱生命，关注抑郁》中指出，又一个年青的科技英才，选择用自杀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人们太多的惋惜，太多的疑问。与同事谈起曹教授之死，不禁联想到五年多前，我们出版社的一位作者，曾在高能所工作的茅广军，才36岁，同样选择了跳楼身亡，才36岁，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同样可惜，同样令人扼腕。据媒体报道“茅广军是优秀的海归青年科学家，他为抗争科学家的人格和尊严，而不惜坠楼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1999年，满怀报国热情的茅广军，春秋鼎盛之年，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三年，正藏器待时、硕果在望之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该所领导粗暴、无礼地赶出了高能所。刻苦钻研、老实少言的茅广军，恳求所领导让他做完有成功把握的研究课题后再离去，即便聘为副研究员也干。但该所所长却以生硬态度拒绝：“不但不聘你，还要开除你。”，酿造了“36岁科学家茅广军坠楼”的恶性事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8991&do=blog&id=550699

   对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茅广军的早逝，我也有一段纪念的文字，现在作为悼念曹廷炳教授文字重新发表，希望伯乐是真爱才，而不是真爱财。

来源：《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20期 作者： 杨学祥

               按图索骥的“假伯乐”与屈死的千里马

                           杨学祥

   2005年9月14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茅广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

   如何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水平，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改革方案”令人眼花缭乱，变化之快，差距之大，与“科学”二字实在沾不上边，不过是迫使科研人员尽快做出成果的“胡罗卜”和“大棒”而已。更可笑的是，有些学术单位竟然将每年拿多少万元的研究项目作为聘任职称的考核标准，学术水平的评价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此看来暴富者应该最有学术水平！

   一位学者曾记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时，与该校一知名教授的对话——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可以的。”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我们这些正教授……”[1]

   或许有人会怀疑上述对话的真实性，不过，我的一个出国同学曾讲给我一个同样的事，这完全是真实的。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主要表现在他的独到见解和创新贡献，是很难用数量化的模式来鉴别的。不是同行专家，给不出正确的评价。用小学生都会的加减法来评价一个专家的学术水平[2]，只能闹出“按图索骥”的笑话。学术水平的评价就这么简单吗？这种使人人都能成为伯乐的“评定方案”纯属害人自愚的无稽之谈。评价的所谓“数量化”的标准并不科学，不同的参考因素及其权重的取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因素未必就是问题的本质，大部分是表面现象。

   同一个茅广军，有截然不同的两个评价：其一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对茅广军“很满意”、“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茅广军先生的师弟顾建忠先生认为“茅广军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论功底极扎实，而且喜欢挑战国际性的难题”；其二是，茅广军没有通过考核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文章数少就水平低吗？

   1956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并且提出了“李一杨假说”，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后来这一假说被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用实验所证实，从而推翻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因此也获得了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一篇不足200字的文章在一年后获得诺贝尔奖，能用文章的数量来衡量学术水平吗？

   世无伯乐，遂使驽马成名。在中国，不是没有千里马，而是伯乐太少，确切地说，是“有权”的伯乐太少。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接着梁又告诉曹，柏林、巴黎诸大学几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陈寅恪的学问，清华不请，外国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惟一的文史两系双料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1]。梁启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伯乐。

   马大猷院士最近指出，大多数留学生（到国外）经过三五年基础研究都能取得博士学位，少数后来还获得诺贝尔奖，多数成为名教授。受同样的教育，到了国外就这样与国内不同，原因是环境改变了，科研体制不同[3]！

  “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太原始了，博士后茅广军竟成为牺牲品。如果再给他三五年的研究时间，如果给他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像马院士说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定会有成果的。花重金培养的博士后，为什么偏偏要“以死相逼”？

参考文献

1． 于立生。中科院博士后跳楼自杀 学术水平究竟由谁说了算。2005年09月21日。来源:新京报。http://news.tom.com/1006/3877/2005921-2492301.html

2． 杨学祥。我国基础科学的尴尬。科技潮。2005，（9）：23-26

3． 马大猷。国家实力根源于基础研究。科技潮。2005，（9）：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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