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文观点的推广：中国科学研究应鼓励学者挑战权威

                                杨学祥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最近指出，中国基础教育应鼓励学生挑战权威。他说：

　　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加注重记忆、注重培养学生对师长的尊敬，但却不鼓励学生挑战权威，或者说是与老师探讨、争论。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院，大部分人认为老师说的就一定是对的。

　　而在美国，我自己也带科研团队，有自己的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大一新生。当我给他们授课时，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或他们不认同的地方，他们可以直接说，“我不明白”，也可以说，“我认为你是错的”。大家可以就此开始讨论。讨论与地位无关，只是学术上的讨论。

我认为这是培养创造性思维最关键的一点。当你在读到一篇文章、或听到某位收人尊敬的大人物的观点时，不会自动地去接受和相信这些观点。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一个理论有时候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研究去证实。

http://news.sina.com.cn/w/zg/2015-08-29/doc-ifxhkafe6166545.shtml

作为朱棣文观点的推广，中国科学研究应鼓励学者挑战权威。

我在2014年9月28日指出，中国为什么缺少科学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跟风流行观点成科研趋势，正常科学争论被权威压制，科学研究被垄断，创新没有被关注的机会。

学术权威的历史责任是站在学术研究的最高点，通过发表自身或发现他人的学术创新，引领所在领域学科的学术研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起到承前启后和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为什么缺少科学创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部门的学术权威没有负担起自身的引领科技创新潮流的责任，惧怕科学争论是通病。

科学权威是靠科学争论赢得的，不是靠垄断封锁维护的。被实践检验证实了的科学理论终究会拨开迷雾，再现太阳的光辉。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2/01/content_1048073.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831401.html

关注拉马德雷冷位相灾害链理论。

关注2004-2018年特大地震集中爆发时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2/01/content_1048073.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534094.html

相关报道

http://news.sina.com.cn/w/zg/2015-08-29/doc-ifxhkafe6166545.shtml

气候变化科学争论的公平公正

杨学祥　刊发时间：2010-02-0114:42:26　光明网-光明观察

　　针对近来气候变化科研中的一些错误，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约翰·贝丁顿说，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应该更加开放，容忍更多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提高科研成果的公信力。他同时表示，科研中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延缓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借口。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日前发表致歉声明说，该机构第二工作组２００７年发表的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有关“喜马拉雅冰川消融”的一些表述有误。媒体报道显示，虽然早就有科研人员发现了这一错误，但当时未引起重视。

　　英国《泰晤士报》２７日刊登约翰·贝丁顿就此的表态说，气候变化科研界应该更为宽容和开放，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能更好地发出声音，虽然这可能会导致批评者在某些方面取得胜利，但最终会提高气候变化科研成果的公信力。

   贝丁顿说，科学本身就是在批评中成长的，气候变化科研也有其不确定性。虽然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地球变暖的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但在确定变暖的速度上还存在许多挑战，尤其是在使用预测模型时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他认为相关研究成果应该明确标出其不确定性。但他同时表示，科研上的不确定性不应成为延缓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借口[1]。

   其实，在全球气候大会上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早在2009年3月，凯尔·斯旺森和安纳斯塔西奥斯·托尼斯就指出，在21世纪气温总体上升趋势中，会交替出现阶段性的30年变暖和30年变冷。全球气候在2001年至2002年间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2]。丹·伊斯特布鲁克教授认为，“太平洋十年涛动”周期是影响全球气候冷暖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冷暖交替的周期，在30年的暖周期后，现在它已经开始变冷了。地球在1945年至1977年的变冷就与太平洋上一次的冷周期时间一致[3-5]。

   气候大会忽略了他们的声音，只强调变暖趋势，避而不谈低温冷害的可能性，导致人们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的低温暴雪中毫无防备，蒙受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事实和实践证明，气候的波动理论是正确的，全球变暖直线上升的理论是错误的。

被实践证实了的强震、低温和流感爆发预测

   我们在2006年指出，在中国，主张全球温度将变冷的声音非常微弱，与主张全球变暖的主流派不成比例，即使偶尔出现一点客观报道，也会被淹没在一片全球变暖的喧嚣之中。问题在于，中国人感兴趣的是研究结果，而不是研究过程。这恰恰是中国长期科技落后的原因。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永久性真理，一切都在伴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一切都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历来判定是非。单凭科普知识，无法评论科学界的争论，人们需要掌握评价科学争论的基本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符合程度。认真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能够认清人类的弱点和偏见。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啸发生后，异常寒流突袭全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郭增建的“深海巨震降温说”是一种合理的解释：海洋及其周边地区的巨震产生海啸，可使海洋深处冷水迁到海面，使水面降温，冷水吸收较多的二氧化碳，从而使地球降温近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气温上升与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巨大的海震有关。（巨震指赤道两侧各40度范围内的8.5级和大于8.5级的海震。）

   我们发现，1889年以来，全球大于等于8.5级的地震共20次。在1889～1924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发生6次，在1925～1945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1次，在1946～1977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及其边界发生11次，在1978～2003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0次，在2004～2005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已发生2次。规律表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是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时期和低温期。2000年开始进入了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预测显示，2000～2035年应该是全球强震爆发时期和低温期。（“拉马德雷”是一种高空气压流，亦称太平洋十年涛动，分别以“暖位相”和“冷位相”两种形式交替在太平洋上空出现，每种现象持续 20 年至 30 年。从拉马德雷暖位相转到冷位相，飓风为高活动期，从拉马德雷冷位相转到暖位相，飓风转入低活动期。1995-2020年是拉马德雷从暖位相转入冷位相，飓风活动正进入高活动期。）

   近期研究表明，流感大流行有六大特征：处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及其边界；前一年或前两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拉尼娜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中国强沙尘暴年；前后一年或当年为中国东北地区冷夏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严重低温冷害年）；当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年；当年为太阳黑子谷年或峰年，或其前后一年。 1889～1890年、1900年、1918～1919年、1957～1958年、1968～1969年和1977年的流感暴发都满足这6大条件，同时，在1890年以来，满足这6大条件的只有以上6次暴发。

   按照全球变暖说，准60年周期的全球拉马德雷冷位相低温期不再出现，今后禽流感不会在人类世界暴发。肯定地说，这种预测有极大的危险性。在地球进入30年冷周期的预测上，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与部分中国气象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至多到2020年，低温和禽流感就会再度光顾人类世界[6]。

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据天气网报道，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麻烦不断，“气候门”事件真相尚未大白，又一桩丑闻袭来：1月20日该组织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4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

   “早在数月前，IPCC专家、奥地利著名冰川学家卡泽尔就已在该组织内部发出警告，指出这一错误，但当时并没有人在意。”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黄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从“气候门”到“IPCC门”，再到最近两个月来世界各地频频爆发的寒潮，气候究竟是“变暖”还是“变冷”，已越来越扑朔迷离。黄锷透露说，去年9月，IPCC内部的一位德国专家拉蒂夫通过研究发现，未来10年地球将进入一个较冷的时期，但他的声音当时被忽视了，直到最近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样一系列事件，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对学术研究本身的思考。

   启示一：气候变化的争论还将继续：在1月20日的声明中，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称，他们的报告中存在数据错误。但同时强调，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这一总体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我不认为一个错误就会削弱这份长达3000页的报告的可信度。”而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则认为：“气候变化的争论还将继续，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现有的对气候系统完整观测的时间还不够长，只能再通过二三十年的观测，结合过去100年的记录，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启示二：中国应展开独立的气候变化研究：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IPCC工作组专家罗勇曾指出，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有巨大差距，而差距之一就在于中国缺少获国际公认的自己获取的观测数据。在“气候门”被披露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专家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国内学者以后要慎用外国的数据，最好尽量使用自己获取的一手数据。

    该专家解释说，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气候变化时大多使用国外的数据，现在看来这些数据都有可能是被处理过的。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缺少自己获取的原始数据，即使有数据，质量也不是很高、精度也不够。此外，由于国内学者都喜欢往国外学术期刊上发文章，而外国学术期刊看重的是国外数据，不认可中国的原始数据。

   这似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位专家说：“如果国内数据与国外数据是一致的，没问题；但果然有分歧，就会说你的数据不行。这就导致了国内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倾向于引用国外数据。”

   中国不仅仅需要获取自己的原始数据。更进一步而言，正如罗勇所指出，中国需要在气候变化上展开自己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

   启示三：科学研究应该秉持公正：黄锷告诉记者，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本应当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但现在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变暖”说一家独大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目前IPCC是支持“变暖”说的主要力量，而IPCC的研究又是国际气候谈判科学依据的主要来源，因此，在美国，很多科学家的想法就是：既然IPCC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学界，他们就不好再发出质疑的声音，以免让公众对科学界失去信心。

   而另一方面，在“气候门”事件后，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就分析指出，“气候门”所涉及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环境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在近10年中获得的研究经费增长迅速，有的甚至增长了近10倍。

   中国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显尧担心自己在申请课题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尽管气候变化是目前正“热”的领域，但他的研究却是其中相对较“冷”的一个方向。与IPCC的论断“全球正在加速变暖，而人类行为是其主要原因”不同，从海洋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的陈显尧认为，全球温度可能存在一个65—70年的自然振荡过程，而过去10年恰好是这个振荡过程的高峰，因此对全球加速变暖的原因还需进一步分析。“与主流声音相比，我算是少数派吧，并且力量还很弱小。”对此，陈显尧颇显无奈。他还给记者讲述了一件小事：最近他与IPCC的一位外国专家通电邮。在邮件里，他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并在最后问对方是否真的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我本想和他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可没想到他在答复中只强调IPCC的结论具有权威性，不可置疑。我感到很遗憾，他并没有在学术上说服我。”

   “科学家要有诚实、正直的品格，不能为了拿到科研经费而跟着主流走。”丁仲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这番表示，似乎意味深长[7]。

   谁能给我们的研究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们的科研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经历：在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各圈层能量交换过程与全球变化关系》（批准号：49774228）基础上，我们提出拉“马德雷冷位相灾害链”的概念和预测理论，为此我们做了十年的研究，并在2000年开始提出基金申请。由于与全球变暖的主流观点相矛盾，直到2008年退休，“马德雷冷位相灾害链”项目也没获得批准。

  2004、2005、2007年印尼苏门答腊连续发生三次大于等于8.5级以上的强震，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50年一遇的冰雪冻灾，2009年全球流感爆发，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低温暴雪袭击北半球。“马德雷冷位相灾害链”已经得到证实，我们的灾害预测已经得到证实[8-23]。

气象部门应该做一次客观的总结和公正的评价

  2009年底，中国气象网上刚刚公布说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又是一个暖冬，紧接着华北就来了强暴风雪的寒冬。气候的不确定性确实为气象科学家们出了难题。2004－2005年冬天，我们预报是暖冬，但却经历了全球变暖后的第一个寒冬，当时的媒体报道“谁制造了暖冬的谎言”，我们压力非常大。2009年也是一样，刚报出来暖冬，华北就遭遇了六十年一遇的寒冬。当时发布报告的时候，还没有深入认识到假厄尔尼诺，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际观察和分析，才得出结论。极端气候的出现，为天气预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气象局在接下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要下大功夫研究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关系。

   这引出如下问题：

   第一，“北极涛动”和非正常“厄尔尼诺”是人为效应还是自然作用？人为效应能解释“北极涛动”和非正常“厄尔尼诺”是如何产生的吗？

   第二，气象专家认为，科学家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将近200年，在多种模式演练和其他星球的比较研究中，温室效应理论已比较成熟。那么，温室效应理论能解释“北极涛动”和非正常“厄尔尼诺”是如何产生的吗？温室效应理论预测到这次低温暴雪灾害了吗？

   第三，温室效应只能预测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作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气象部门，能用温室效应理论预报低温冻灾吗？2004-2005年和2009-2010年两次暖冬的错报已经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不研究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气象局应该向公众道歉。

   第四，关于气候变化的准60年周期，国内外都有明确的研究，相关文献比比皆是。为什么气象部门对气候波动变化的理论，特别是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灾害频发的研究视而不见？

   北京大学研究小组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在资料、机理解释、预测等方面仍然具有实质性的不确定，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和挑战出现。例如，最近10年来实际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并没有按照IPCC预期的上升0.2℃，而是出现了一个年代际平台。报告呼吁，这一温度平台的出现，是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应在哥本哈根高峰会议上得到探讨，而不是回避新问题，完全以全球变暖作为大会的出发点和前提。

   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国环境部长会议上，解振华评论说：“现在科学界存在不少争议，我们应该对科学研究持开放态度。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相比，另一种说法是气候变暖是大自然周期性趋势造成的，对此我们应该心态开放。”

   公众不需要气象部门坚定的全球变暖立场，而需要准确的天气预报和突发冷事件的预警。气象权威在发表学术观点的时候，要申明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气象部门，两者不能混淆不清，误导公众。气象部门应该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对待科学争论，广泛地吸收各种观点和意见，及时采纳正确的观点，改正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错误，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保证科学研究的公正性。

   我在2005年指出了2004-2005年暖冬预测的错误，相关博文被转载在国家气候中心的网页上[24]，我认为，这是相关部门客观公正的表现。

   相关部门不是某一学派的垄断部门，客观公正是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义务。事前没有预测或预测错误，就应该承认别人的预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后的任何解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气象部门应该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保证科学研究的公正性，改变在气象科学研究上只有一种声音的不正常现象，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被国外敌对势力的蓄意宣传所损害[11]。

   我国在气候问题上所遭遇的巨大压力与气象部门的工作失误是有关系的，忽视气候变冷的研究不仅仅是全球气候大会的错误，也是中国气象界更丰主流趋势的表现。据我所知，中国一次气候问题研讨会上，赵振国就提出过30年冷周期，美国国防部气候报告之后中国气候界高层在香山气候会议上，钱维宏和罗勇就提出过气温变化60-70年周期问题。相关部门忽视了他们的研究。

   谁能给我们的研究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们的预测为什么没有达到减灾效果？

   为什么大量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忽视最新科研信息，相关部门是否担责？

参考文献（略）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2/01/content_10480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