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谈：美国南方奴隶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奴隶主》是一部叙述精当、注脚规范、条理清晰的著作。该书记述内战前的美国历史，着重于南方奴隶主对国家的影响。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声称，19世纪最初数十年中，南方政界人士和思想家——尤其是那些对军事和国际事务有兴趣的人士——日益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认为这是保卫美国奴隶制及其在新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的工具。

作者卡普还声称，南方人并不是将奴隶制视为正遭现代性大潮冲刷的某种古老行为。

在实践层面，他们提高了奴隶制的效率、使之成为一种新经济制度。

在理论层面，他们坚称所有生物学最新进展均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

在商业上和科学上，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完全现代的制度——随着现代性自身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而推广。

文章称，因此，就有了贯穿《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全书的反现代论题。

正如现代鄙视中世纪，后现代主义也对现代的技术、经济和道德抱负嗤之以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声称，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令这个国家一出生就受到玷污。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认为，奴隶制更类似于一切声称具有现代性的事物的原罪。

或者，至少是现代美国的原罪：美国脱胎于奴隶制，在成长过程中被奴隶制所败坏，因奴隶制而必然走向毁灭。

2016-11-10 14:21:36 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11月5日发表题为《奴隶制度的发展》的署名文章，作者约瑟夫·博顿在文章中称，这是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种常青藤源头所蕴含的种种意义，该书都有。

谁会惊讶于《这广阔的南部帝国：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奴隶主》是一部叙述精当、注脚规范、条理清晰的著作这一事实呢？

该书记述内战前的美国历史，着重于南方奴隶主对国家的影响，正是美国一流大学出版社希望出版的著作：具有足以让学者认真对待的学术水平，但也希望让广大读者一读。

南部掌控美国

文章称，奇特的是，事实也证明，《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后现代著作，慢慢得出一个关于美国史的反现代和反宪法结论。

啊，该书没有任何我们在提起后现代文本时会想到的那些特点：没有文字游戏、绕来绕去的伪哲学或尖酸刻薄的怀疑主义。

但是，马修·卡普在其平实文字和常规结构中推动着一系列有着后现代目标的论点的发展。

尽管如此，卡普可能并非有意为之。

他接触了太多福柯主义，免不了深受影响——这反映了当代学界的一种现状。

因此，《这广阔的南部帝国》从明智地研究奴隶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开始，最终提出了一个相当不明智的哲学论断——坚称奴隶制这一独特制度表明，现代性和进步的理想始终是错误、邪恶和自私自利的。

这一哲学论断迅速转变成如下历史论断，即南方人的有害影响败坏了联邦政府、违反宪法、令美国外交政策对世界上最坏的一些道德犯产生了兴趣。

或者，如卡普断言的那样，“脱离联邦并不是彻底逃离中央权力，而是热切接受一种新的明确支持奴隶制的中央权力”。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声称，19世纪最初数十年中，南方政界人士和思想家——尤其是那些对军事和国际事务有兴趣的人士——日益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认为这是保卫美国奴隶制及其在新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的工具。

卡普指出，在1860年前，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来自南方，他们试图通过联邦政府的国际影响力推进其家乡州的利益关切。

文章称，然而，在卡普看来，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目光短浅的。

南方人将全国政府塑造成一个推进其利益的工具。

但是，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令废奴主义者掌握了这一工具。

最坏的情况是，林肯政府让联邦政府反对南方的主张。

最好的情况是，林肯政府不再让南方人担任他们长期占据的外交和军事职位，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从一个支持奴隶制的行为者变成一股反奴隶制的力量。

致力于在北美保留奴隶制同时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推广奴隶制的南方人感到，为了推进奴隶制，林肯当选使他们不得不退出联邦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

蓄奴外交政策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声称，在1833年大英帝国废止奴隶制后，大转折点随之而来。

18世纪90年代对联邦权力感到警惕的南方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们将宣告州权之重要性——开始鼓吹建立强大海军以及与其他蓄奴国家发展友谊。

尽管这一运动组织松散，但其中心人物是在泰勒政府中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国务卿的埃布尔·帕克·厄普舍。

在《这广阔的南部帝国》一书中，厄普舍是南方人物的典型：一名有思想的弗吉尼亚人、一名有着将美国的权力投送到国外的强烈梦想的资深官僚。

文章称，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南方人对墨西哥、古巴和巴西——除美国外新世界所有蓄奴国家，构成了该书标题中的那个“广阔南部帝国”——兴趣渐浓。

卡普声称，南方人通常对古巴问题而不是内布拉斯加问题更感兴趣、对其投资也更多。

在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成为一个蓄奴国并最终成为（美国）一个州后，他们取得了“奴隶制外交政策的典范成就”。

在卡普的描述中，连美墨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源自南方的国际主义利益的战争——尽管约翰·卡尔霍恩（18世纪美国政治家——本报注）对这场战争的有力谴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卡普叙事的一块绊脚石。

现代性原罪

读者们要接受卡普在《这广阔的南部帝国》中得出的强历史结论，会有些困难。

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前，南方人之团结程度完全不足以强迫联邦政府奉行集权制和帝国主义。

但是，卡普的弱历史结论似乎完全正确：南方人对联邦权力的崛起贡献极大，而越来越多废奴主义者在选举中获胜可能会导致联邦权力落入其敌对者手中，关于州权的教条是一个不坦率的政治论题，而非严肃的原则。

然而，卡普还声称，南方人并不是将奴隶制视为正遭现代性大潮冲刷的某种古老行为。

在实践层面，他们提高了奴隶制的效率、使之成为一种新经济制度。

在理论层面，他们坚称所有生物学最新进展均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

在商业上和科学上，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完全现代的制度——随着现代性自身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而推广。

文章称，因此，就有了贯穿《这广阔的南部帝国》全书的反现代论题。

正如现代鄙视中世纪，后现代主义也对现代的技术、经济和道德抱负嗤之以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声称，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令这个国家一出生就受到玷污。

《这广阔的南部帝国》认为，奴隶制更类似于一切声称具有现代性的事物的原罪。

或者，至少是现代美国的原罪：美国脱胎于奴隶制，在成长过程中被奴隶制所败坏，因奴隶制而必然走向毁灭。

一本讲述南方人在内战前数十年间把持美国外交政策要职的历史书是容不下这一太过宽泛的论题的。

事实上，这一论题太过宽泛，使马修·卡普在引领我们回顾那些岁月时无法做到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