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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的故事（25）：[2010年修改版]:中国古植物学未来50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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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的故事（25）：
中国古植物学未来50年发展纲要（2010-2059）（意见书）[2010年修改版]
发表于 2010-1-16 0:41:49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25): Synopsis of THE COMING 50-yea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laeobotany (2010—2059) (revised version in 2010) (by Qigao Sun) [IN CHINESE]
关键词：中国；古植物学；发展纲要；未来50年
原发表于 2009-7-3 12:39:41
2009年的网络老版本不作改动，现利用一期《古植物的故事》重发新版本。
孙启高
2010年元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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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与修改内容如下:
《苏联植物志》（总计25卷）在1934年至1959年间完成编著出版，该套植物志曾是世界上记载种类最多、最完整的植物志。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苏联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完成之后，前苏联开启了一项难度很大、意义深远的“古植物志”的编纂工作。1974年，《苏联有花植物化石》系列丛书第1卷（英文名：“Fossil Flowering Plants of the USSR”）正式出版，其主编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Armen Leonovich Takhtajan （Армен Леонович Тахтаджян）教授（1910—2009）。 后来，丛书更名为《俄罗斯及邻国有花植物化石》（英文名：“Fossil Flowering Plants of Russia and Adjacent States”）。截止2005年，该丛书已出版4卷。第5卷的出版工作正在准备之中。俄罗斯不仅在现代植物研究领域而且在化石植物研究领域都有扎实的基础、雄厚的积累、惊人的耐心和巨大的潜力。
1934年胡先骕先生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70年后，共计80卷126册《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全部出版。该巨著属于中国宏观生物学领域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学术成就，反映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国家体系已基本确立，体现了中国现代植物标本积累及自主研究的综合实力。目前，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正在积极编研之中。
与此同时，系统地开展《中国古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丛书中相继出版了3册《中国植物化石》，分别是:《中国中生代植物》（1963年）、《中国古生代植物》（1974年）和《中国新生代植物》（1978年），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考虑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地区植物化石资料积累情况，高等教育出版社将出版一套《中国化石植物志》丛书（共4册），其中第一卷《中国化石植物志(第1卷)中国煤核植物》已于2009年7月正式出版。其他三卷分别为《中国化石蕨类植物》、《中国化石裸子植物》和《中国化石被子植物》将陆续出版。
在未来50年里，我们应该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同行编研“植物志”与“古植物志”的工作经验，努力编纂一套影响深远的《中国古植物志》巨著。独立自主地编纂《中国古植物志》巨著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
中国古植物学未来50年发展纲要（2010-2059）（意见书）
[2010年修改版]
孙启高
一、引言
古植物学(Palaeobotany)既是古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植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地质历史时期的植物化石（包括孢子与花粉），研究内容包括化石植物的形态解剖与系统分类，探讨植物的起源演化和环境变迁。因为古植物学涉及到地层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和古生态学，所以它在寻找矿产和探讨含有煤炭、石油等矿产地层的分布、划分和对比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 由此可见，古植物学是植物生物学、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领域。植物化石不仅是探讨植物起源演化的最有力、最直接的科学证据，而且是运用生物学思想方法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珍贵材料。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是当前各国政府和科学界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是开展植物演化和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域，加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古植物学之学科是基础中的基础，冷门中的冷门。然而，这个颇具特色、造就大师的冷门学科却充满活力，充满挑战，可谓是“经典亦流行。”欧美古植物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已形成符合古植物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体制。中国古植物学兴起于20世纪初，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虽在本土化、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研究体制、研究基础、研究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9年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1910-1992）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创建了一个“古植物学研究室。”该研究室是我国植物学研究机构内第一个、也是我国植物学研究机构内唯一专门从事化石植物研究的综合实验室。它的建立一方面体现了学术前辈们，如：胡先骕先生(1894-1968)非常重视化石植物的研究；另一方面体现了徐仁先生的学术威望和学术理想。在徐仁先生的领导下并在诸多同仁的艰苦努力之下，中科院植物所古植物学研究室在冷战时代不断变幻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发展，为推动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振兴中国古植物学事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1998年夏，这个重要的古植物学研究室与相关研究部门合并，被整合成目前的“中科院植物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中心。”从此，中科院植物所古植物学研究室便寿终正寝，它的史学意义也许是：为探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实例。
在纪念中科院植物所古植物学研究室创建50周年之际，根据国际古植物学的发展规律和中国古植物学的历史现状，本人草拟一份《中国古植物学未来50年发展纲要（2010-2059）》，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国古植物学研究事业，期望有关领导给予理解和重视，也期望学界同仁各抒己见、批评指正。
二、树立发展中国古植物学的总目标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与欧美一些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未来50年，我们要在国家层面不断提升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我国成为古植物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国和学术强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得到提升，因而，我们对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要有信心。但是，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
三、建立“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且又国际接轨的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使古植物学成为紧密联结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我们不仅要建立有利于古植物学稳步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体系，而且要健全古植物学研究的学术诚信制度，使研究成果和研究标本等资讯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
1. 从长远来看，中国古植物学研究总体上要向高水平的、研究型的博物馆靠拢，使之成为古植物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2. 高等院校的古植物学研究也应该“博物馆化”，研究标本必须存放学校博物馆，或存放至相关专门博物馆；
3. 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国立科研机构必须考虑将其学术信用建立在“古植物馆”或“标本馆”之上；
4. 建议民间从事古植物学研究者为建设新型的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而贡献力量；
5. 逐步实现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的网络化、信息化与国际化，实现资源共享，服务于专家学者、服务于社会公众。
四、建立有中国地域特色的探讨植物进化及环境变化的事实体系
古植物研究的首要任务是采集标本并建立一个探讨植物进化及环境变化的客观事实体系。标本积累不仅构成客观事实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且体现学科进步与学术诚信的最重要的科学积累。因此，它理所当然是衡量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的一个“铁”标准。
在中国地区，植物化石馆藏数量最多的是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标本馆。该馆收藏植物化石约50,000块，另有待研标本约20,000块。中科院植物所有一个古植物馆（对外号称“中国古植物馆”，由一位有政治影响力的知名科学家题写馆名），该馆收藏有编号的入柜标本不过15,000块。若将那些没有入柜的标本算在一起，（中国）古植物馆的化石标本不会超过35,000块！这两家附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兄弟”学术机构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地区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两支有力量的“国家队，”对提升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丰富的植物化石资源。然而，以上数字表明中国化石植物的标本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中国在种子与果实化石等方面的科学积累几乎是零！这些数字足以客观地反映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基础是极其薄弱的，与中国地大物博、植物化石资源丰富是极不相称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很惭愧。
为了具体说明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基础的薄弱程度，我想在此陈述一个可资比较分析的情况：如果将（中国）古植物馆的标本积累与欧美老牌博物馆相比较，这似乎很不公平，因为有人会说它们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可是，我发现（中国）古植物馆的标本积累历史可以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部进行比较。目前，该古植物部收藏标本约有30万份（http://www.flmnh.ufl.edu/paleobotany/），比我们多出很多，而且有专业人员--古植物学博士任Collection Manager,专门负责标本管理。据我所知，这30万份标本主要是由David Dilcher教授（1936--）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近50年的野外采集成果。
为了具体说明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基础的薄弱程度，我想在此陈述一个可资比较分析的情况：如果将（中国）古植物馆的标本积累与欧美老牌博物馆相比较，这似乎很不公平，因为有人会说它们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可是，我发现（中国）古植物馆的标本积累历史可以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部进行比较。目前，该古植物部收藏标本约有30万份（http://www.flmnh.ufl.edu/paleobotany/），比我们多出很多，而且有专业人员--古植物学博士任Collection Manager,专门负责标本管理。据我所知，这30万份标本主要是由David Dilcher教授（1936--）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近50年的野外采集成果。
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形势是很严峻的，我们在古植物学的研究领域里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和竞争力。长此以往，我们也不会有较大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古植物学面临以下两项艰巨任务：
1. 拯救管理不善的植物化石之命运
50多年以来，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人员(包括标本采集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但也涵盖地质矿产、高等院校、博物馆诸多部门。目前，有些单位的古植物学研究已停顿，有些研究人员已退休，许多重要的植物化石标本处于散存状态，管理严重缺位。
若以地球人的眼光来观察，植物化石是不可再生的自然历史与科学文化之遗产，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标本的管理不善造成大量人力与物力之浪费，不利于科学传统的建立，也直接导致科学研究的不良信用。拯救管理不善的植物化石之命运，已迫在眉睫。
2. 系统地采集中国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植物化石标本
中国植物化石资源丰富，可是我们的标本积累还很少。系统地采集中国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植物化石标本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未来50年里，中国植物化石标本的馆藏数量必须有一个较大的突破，管理水平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五、编纂《中国古植物志》，提高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苏联植物志》（总计25卷）在1934年至1959年间完成编著出版，该套植物志曾是世界上记载种类最多、最完整的植物志。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苏联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完成之后，前苏联开启了一项难度很大、意义深远的“古植物志”的编纂工作。1974年，《苏联有花植物化石》系列丛书第1卷（英文名：“Fossil Flowering Plants of the USSR”）正式出版，其主编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Armen Leonovich Takhtajan （Армен Леонович Тахтаджян）教授（1910—2009）。 后来，丛书更名为《俄罗斯及邻国有花植物化石》（英文名：“Fossil Flowering Plants of Russia and Adjacent States”）。截止2005年，该丛书已出版4卷。第5卷的出版工作正在准备之中。俄罗斯不仅在现代植物研究领域而且在化石植物研究领域都有扎实的基础、雄厚的积累、惊人的耐心和巨大的潜力。
1934年胡先骕先生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70年后，共计80卷126册《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全部出版。该巨著属于中国宏观生物学领域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学术成就，反映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国家体系已基本确立，体现了中国现代植物标本积累及自主研究的综合实力。目前，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正在积极编研之中。
与此同时，系统地开展《中国古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丛书中相继出版了3册《中国植物化石》，分别是:《中国中生代植物》（1963年）、《中国古生代植物》（1974年）和《中国新生代植物》（1978年），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考虑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地区植物化石资料积累情况，高等教育出版社将出版一套《中国化石植物志》丛书（共4册），其中第一卷《中国化石植物志(第1卷)中国煤核植物》已于2009年7月正式出版。其他三卷分别为《中国化石蕨类植物》、《中国化石裸子植物》和《中国化石被子植物》将陆续出版。
在未来50年里，我们应该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同行编研“植物志”与“古植物志”的工作经验，努力编纂一套影响深远的《中国古植物志》巨著。独立自主地编纂《中国古植物志》巨著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50多年来，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在学科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进步，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中国古植物学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发现等方面鲜有独创性工作，专著性的、系统性的基础研究非常匮乏，在国际合作中缺乏主动性，存在依赖西方同行发表论文的现象，严重损害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和学术尊严。在未来50年里，我们要从整体上逐步提高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六、突破培养优秀中国古植物学人才的瓶颈
古植物学是植物生物学与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领域。古植物学属于“古生物”，而不是“古死物”，它要求研究人员拥有多学科的专业训练和野外实践。就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建制而言，培养优秀古植物学人才的工作几乎是困难重重，造就古植物学大师的希望非常渺茫。在未来50年里，我们如何培养杰出的中国古植物学家，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但又必须突破的瓶颈问题。
七、提高学会公信力-----关于中国的两个古植物学分会之未来
中国有两个古植物学分会，一个隶属中国植物学会，该学会挂靠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另一个隶属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学会挂靠中科院南京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这两个古植物学分会是国内较大的古植物学术团体，分别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然而，两个古植物学分会实际上都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多年来，两个古植物学分会一直并存，似乎都有存在的合理性。1996-2000年在筹办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期间(The Sixth Quadrenni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alaeobotany, IOPC-VI, Qinhuangdao)，两个古植物学分会有过难以言状的合作。
中国虽是13亿人的大国，但我国目前全身心从事化石植物研究的人数很少，是可以屈指可数的，比大熊猫的数量要少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处在科研第一线、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已成为“活化石”了。两个古植物学分会的并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对当前学术体制的“非科学性”因素进行思考和变革。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需要新型的、有活力的学术社团，其使命是着力提高学会公信力，努力建设一个顺乎国际潮流的中国古植物学共同体。
八、结语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植物学的进步和未来取决于我国教育和科研体制以及学会体制的变革，取决于若干代人扎扎实实的努力；急功近利、浮躁自满和自欺欺人都是科学的公敌，也是我们的大敌。广大学术同仁应该铭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九、致谢与几点说明
1. 在编写《纲要》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国内外同仁的各种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 编写《纲要》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纪念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创建了古植物学研究室50周年。这个古植物学研究室早已不复存在，似乎已被世人淡忘，学界也无正式的纪念活动。我们应该感谢徐仁先生和诸多学术前辈为发展中国古植物学事业而贡献了毕生精力！
3. 本月8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高层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请参见：http://www.cas.ac.cn/10000/10001/10010/2009/135634.htm）。6月10日举行了《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战略研究系列报告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已组织300多位高水平专家，对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海洋、油气资源、人口健康、农业、生态与环境、生物质资源、区域发展、空间、信息、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纳米、大科学装置、重大交叉前沿、国家与公共安全等18个重要领域至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进行了战略研究，基本理清了至2050年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重要科技领域的战略需求，提出了若干核心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设计了相应的科技发展路线图，形成了系列战略研究报告（请参见：http://www.cas.ac.cn/10000/10000/10040/2009/135629.htm）。根据目前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我编写本《纲要》，旨在振兴中国古植物学研究事业，拟在“科学网”个人博客独立首次发布。
4. 本《纲要》的时间范围暂定未来50年。对于提升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来讲，50年的时间并不算短。我估计，中国古植物学要发展到目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水准，50年的时间恐怕不够，可能需要100年、或200年、或更长时间扎扎实实的努力。
5. 本《纲要》很笼统，很不完善，仅罗列了几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形成一个大框架，供学界同仁讨论、批判。有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解决需要广大同仁的集体智慧，逐步细化，进而提出中国古植物学发展路线图。
2009年6月30日完稿于美国康州，2010年元月15日修改
[完]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287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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