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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先骕(3): 忆水杉、忆山旺、小议胡先骕与中国植物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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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水杉、忆山旺、小议胡先骕与中国植物科学的国家体系
在家乡念初中的时候，我不仅认识了水杉这种“活化石”植物，而且在学校周围的坡地上曾和老师同学一起栽种过小水杉。在我念高中的教学楼前有一排排水杉树，我和同学们经常在水杉树前做课间广播体操。现在那些可爱的水杉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植物学》是大学期间的必修课，要上两个学期，一学期专门学习基础知识并做一些解剖学试验，另一个学期专门学习分类系统并进行教学实习、认识植物。坦率地说，大学期间我对植物学并无浓厚兴趣，对中国植物科学历史只有一点很肤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浏览《植物杂志》知道的。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念研究生后，我经常听老先生和一些学长谈论植物学界的历史故事和现实情况。例如，卢思聪先生常跟我谈起有关胡先骕先生的一些有趣故事。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同学老庄、小宁同住一间宿舍。庄本来是报考陈心启先生的，那时陈心启很牛气，可是陈心启没有录取庄，把庄转给徐克学先生了。宁是古植物研究室的研究生，跟随席以珍先生，那时徐仁先生还健在。
我特别关注胡先骕先生的历史是很晚的事情，一个直接原因是1996年我开始涉猎山东山旺中新世（距今约1500万年）植物化石的研究。胡先骕先生和美国著名古植物学家R. W. Chaney关于山旺植物化石的英文著作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必读文献，我花了一些时间认真阅读。由于刚刚接触古植物学，我有很多问题。当时，我经常请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地层古生物学退休教授李凤麟先生和北京大学地质系退休教授王宪曾先生。他们知识面非常广，都是有名的“老山旺。”值得一提的是，李凤麟先生对山旺情有独钟。
李凤麟先生告诉我，胡先骕先生和R. W. Chaney合作研究山旺植物化石的原著非常重要，希望我一定要抽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李先生跟我介绍----英年早逝的地质学家计荣森先生曾于1939年和1941年在《地质论评》上撰文评述胡先骕先生和R. W. Chaney的著作。
山旺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境内，离县城20公里左右。山旺是举世闻名的“化石宝库”，也是培养中国新生代古生物学家的摇篮。1996年，李凤麟先生和王宪曾先生曾亲自带我和几位同事到山旺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自此，我到山旺去过很多次。我在山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8年春夏之交，那次我和尚华（时为博士研究生）在山旺剖面上逐层连续采集化石标本3个月，如此系统采集是山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在临朐县有关单位（文物局、山旺化石保护管理所、山旺硅藻土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23米高的硅藻土剖面分成三段，我负责植物化石的采集，尚华负责鱼类化石的采集。我们有个梦想：希望在山旺找到保存“古DNA”的动植物化石标本。系统的野外采集工作是研究的关键，我们必须把论文首先写在山旺的野外剖面上！
2000年，在编辑出版《植物学通报》（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专辑）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一个“山旺研究”专栏，其中发表了我和李凤麟先生等同事合作的中英文版山旺研究目录。为此，李凤麟先生特地将计荣森先生写的“山旺书评”复印给我，让我核对。
在操办完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后，我曾给有关同事建议在北京召开纪念胡先骕先生暨水杉重大发现的学术研讨会。2002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办第一届国际水杉会议。我收到了大会的通知，但未参会。会后，我曾与马金双先生就“胡先骕与水杉会议” 当面和email沟通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启动这项工作。
2004年夏，我和数位同事在辽宁抚顺一个著名的始新世地层（距今约4000万年）开展野外工作，我们采集了许多水杉化石。不久，我又和同事王宇飞先生、刘秀群博士、王青博士以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David K. Ferguson教授专程赴湖北西部的利川磨刀溪，考察原产地的水杉。那次鄂西之行非常辛苦，我们乘火车从北京到宜昌，先去神龙架进行植被考察，后走209国道途径巴东、恩施到利川。盛夏时节的鄂西山区气候多变，时晴时雨；山高路险，塌方断路，苦不堪言。返程的时候，我们走318国道，由于路况原因我们曾在野三关镇小住一宿。第二天赶往武汉，然后回京。那是一次难忘的“水杉之旅”！
我在学习和工作中对“活化石”水杉的发现历史、山旺的研究历史以及胡先骕先生的奋斗历史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水杉是著名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中新世山旺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拥有裸子植物大化石的可靠记录，却不见水杉的踪影？！“水杉”和“山旺”是胡先骕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两个耀眼的关键词。胡先骕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是有章法的，是有系统的，也是有远见的。他对中国植物科学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大胆学习西方现代植物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初步奠定了中国植物科学研究事业的国家体系。
孙启高
2009年6月29日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242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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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念初中的时候，我不仅认识了水杉这种“活化石”植物，而且在学校周围的坡地上曾和老师同学一起栽种过小水杉。在我念高中的教学楼前有一排排水杉树，我和同学们经常在水杉树前做课间广播体操。现在那些可爱的水杉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植物学》是大学期间的必修课，要上两个学期，一学期专门学习基础知识并做一些解剖学试验，另一个学期专门学习分类系统并进行教学实习、认识植物。坦率地说，大学期间我对植物学并无浓厚兴趣，对中国植物科学历史只有一点很肤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浏览《植物杂志》知道的。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念研究生后，我经常听老先生和一些学长谈论植物学界的历史故事和现实情况。例如，卢思聪先生常跟我谈起有关胡先骕先生的一些有趣故事。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同学老庄、小宁同住一间宿舍。庄本来是报考陈心启先生的，那时陈心启很牛气，可是陈心启没有录取庄，把庄转给徐克学先生了。宁是古植物研究室的研究生，跟随席以珍先生，那时徐仁先生还健在。
我特别关注胡先骕先生的历史是很晚的事情，一个直接原因是1996年我开始涉猎山东山旺中新世（距今约1500万年）植物化石的研究。胡先骕先生和美国著名古植物学家R. W. Chaney关于山旺植物化石的英文著作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必读文献，我花了一些时间认真阅读。由于刚刚接触古植物学，我有很多问题。当时，我经常请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地层古生物学退休教授李凤麟先生和北京大学地质系退休教授王宪曾先生。他们知识面非常广，都是有名的“老山旺。”值得一提的是，李凤麟先生对山旺情有独钟。
李凤麟先生告诉我，胡先骕先生和R. W. Chaney合作研究山旺植物化石的原著非常重要，希望我一定要抽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李先生跟我介绍----英年早逝的地质学家计荣森先生曾于1939年和1941年在《地质论评》上撰文评述胡先骕先生和R. W. Chaney的著作。
山旺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境内，离县城20公里左右。山旺是举世闻名的“化石宝库”，也是培养中国新生代古生物学家的摇篮。1996年，李凤麟先生和王宪曾先生曾亲自带我和几位同事到山旺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自此，我到山旺去过很多次。我在山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8年春夏之交，那次我和尚华（时为博士研究生）在山旺剖面上逐层连续采集化石标本3个月，如此系统采集是山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在临朐县有关单位（文物局、山旺化石保护管理所、山旺硅藻土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23米高的硅藻土剖面分成三段，我负责植物化石的采集，尚华负责鱼类化石的采集。我们有个梦想：希望在山旺找到保存“古DNA”的动植物化石标本。系统的野外采集工作是研究的关键，我们必须把论文首先写在山旺的野外剖面上！
2000年，在编辑出版《植物学通报》（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专辑）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一个“山旺研究”专栏，其中发表了我和李凤麟先生等同事合作的中英文版山旺研究目录。为此，李凤麟先生特地将计荣森先生写的“山旺书评”复印给我，让我核对。
在操办完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后，我曾给有关同事建议在北京召开纪念胡先骕先生暨水杉重大发现的学术研讨会。2002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办第一届国际水杉会议。我收到了大会的通知，但未参会。会后，我曾与马金双先生就“胡先骕与水杉会议” 当面和email沟通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启动这项工作。
2004年夏，我和数位同事在辽宁抚顺一个著名的始新世地层（距今约4000万年）开展野外工作，我们采集了许多水杉化石。不久，我又和同事王宇飞先生、刘秀群博士、王青博士以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David K. Ferguson教授专程赴湖北西部的利川磨刀溪，考察原产地的水杉。那次鄂西之行非常辛苦，我们乘火车从北京到宜昌，先去神龙架进行植被考察，后走209国道途径巴东、恩施到利川。盛夏时节的鄂西山区气候多变，时晴时雨；山高路险，塌方断路，苦不堪言。返程的时候，我们走318国道，由于路况原因我们曾在野三关镇小住一宿。第二天赶往武汉，然后回京。那是一次难忘的“水杉之旅”！
我在学习和工作中对“活化石”水杉的发现历史、山旺的研究历史以及胡先骕先生的奋斗历史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水杉是著名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中新世山旺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拥有裸子植物大化石的可靠记录，却不见水杉的踪影？！“水杉”和“山旺”是胡先骕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两个耀眼的关键词。胡先骕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是有章法的，是有系统的，也是有远见的。他对中国植物科学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大胆学习西方现代植物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初步奠定了中国植物科学研究事业的国家体系。
孙启高
200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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