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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公元前7世纪。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被道教列奉为 “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
《管子》一书是管仲及其学派的核心思想,它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顾颉刚先生认为“是一部稷下丛书”。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在乐律方面:其实已有了宫、商、角、徵、羽五音和变宫、变徵两个半音,合成七阶。又有了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律,属阳声;大吕、林钟、南吕、应钟、夹钟、仲吕等六吕,属阴声,合为十二律吕。已经是十分有规律而且很复杂了。
《管子•地员》论音律,是我国最早的乐律学,是研究民族乐律最早最科学的宝贵资料。如记述“五音”的文字:“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文中对“五音”的描摹,是以五种禽兽的鸣叫声作形象比喻,揭示出宫、商、角、徵、羽五音调性的色彩。 《管子•地员》还说:“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这里所说的“五音”,是指包括标准音“黃鐘小素之首”在内的“宫”(黄钟)、商(太簇)、“角”(姑洗)、徵(林钟)、羽(南吕)。这就是“三分损益律”,又称“五度相生律”。 《管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色彩,还有法家的意味,其音乐美学思想是诸子各家思想的杂糅。《管子•业内》:“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认为诗、乐具有调节人的喜怒哀乐情感的作用。《管子•心术下》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其中关于礼乐与人性的论述,对后来《乐记》中的“礼外乐内”说、“动静”说等乐论的形成,均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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