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生命

作者：J.M.库切
翻译：朱子仪

哲学家与动物

 

她乘坐的航班抵达时，他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候。他上次见到母亲，是在两年以前。尽管他自己也老了一些，但他还是对她的衰老样儿感到震惊。她的头发两年前已显露灰色的条纹，如今完全白了。她的肩膀有点塌了，肌肤变得松弛。

他们家里的人感情都不那么外露。一个拥抱，低声说上几句，迎接的过程就算完结了。他们默默地跟着旅客的人流来到行李大厅。取出她的行李箱以后，他们就乘车上路了。他要开90分钟的车。

“乘这么长时间的飞机，你一定累坏了。”他说。

“就想睡一觉。”她说。的确如此，在途中她就睡过去了一会儿，脑袋靠在了车窗上。

到了6点钟，天已渐渐黑下来，车驶到了他的家门口。他的家在城郊的沃尔瑟姆。妻子诺玛和孩子们走出门来迎接。诺玛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自己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她张开双臂，叫了一声：“伊丽莎白！”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孩子们表现得很有礼貌，但只是照大人的样子做，显得更加克制。

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对阿波尔顿学院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就住在儿子家里。这可不是当儿子的所期盼的。他妻子和他母亲关系不太好。她最好是去住旅馆，但他不能对她提出。

两个女人彼此的敌意几乎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诺玛准备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伊丽莎白注意到餐桌上只放了三副餐具，就问道：“孩子们不和我们一起吃吗？”诺玛回答：“是的，他们在游戏室吃。”“为什么？”

这问题都没必要问，因为她明明知道答案。孩子们跟大人分开来吃，是因为伊丽莎白不喜欢餐桌上摆着肉。而诺玛又不愿改变孩子们的饮食习惯来迎合伊丽莎白。诺玛在丈夫面前，把伊丽莎白的饮食习惯叫做“你母亲的神经过敏”。

“为什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又问了一遍。

诺玛恼怒地对丈夫使了个眼色。他叹息道：“妈妈，孩子们晚饭吃鸡肉，就因为这个。”

“哦，我明白了。”她说。

约翰•伯纳德是阿波尔顿学院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副教授。他母亲应邀到这个学院做一年一度的“盖茨讲演”，并与文学专业的学生见面。由于科斯特洛是她母亲结婚前的姓，由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宣扬自己与她的母子关系，在邀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时候，校方并不知道在阿波尔顿社区有一个家庭与这位澳大利亚女作家有亲戚关系。约翰更想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最出名的是《埃克尔斯街的房子》（1969）。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玛丽恩•布鲁姆——利奥波德•布鲁姆（注：《尤利西斯》主要人物）的妻子。如今该小说被认为是与《金色笔记本》（注：多丽丝•莱辛作品）和《克利丝塔•T的故事》（作者不详）地位不相上下、具有开拓性的女权小说。在过去的十年里，形成了一小批专门研究她的评论家。甚至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克尔克还出版了一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研究简报》。

身为小说家所建立的名声，是这位身体发胖的、白发苍苍的女士应邀来阿波尔顿学院讲演的理由，她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演讲的题目；演讲的赞助者们肯定更希望她谈谈她自己和她的小说，但既然可以自行选择话题，她就选择了她平时喜欢谈的，那就是动物。

约翰•伯纳德更想在这世界上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所以他从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亲戚关系。他并不因他的母亲感到羞耻。正相反，他为她感到自豪。尽管他自己、他姐姐和已故父亲在母亲作品中被表现的方式有时令他痛苦，但他依然为她感到自豪。不过她可不太想再听她谈论动物的权利这种话题，特别是他能预料到事后的遭遇——他得在床上聆听妻子一通贬低的恶语。

他与诺玛相识并结婚，是他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诺玛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其专长是研究精神哲学。跟他一起搬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没找到教书的职位。这是她感到辛酸的起因，也造成他们夫妻间的冲突。

诺玛和他母亲从一开始就合不来。可能他母亲铁了心不对跟他结婚的任何女人表示好感。至于诺玛，从来都直言不讳地在他面前说他母亲写的书得到的评价过高了，他母亲有关动物、动物的意识以及人与动物的道德关系的观点不够成熟，太感情用事。她现在正在为一份哲学杂志写一篇关于灵长目动物学习语言的实验的评述性文章。假如文章的某条注解里对他母亲嘲弄几句，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观点。小时候他养过一阵仓鼠；此外他和动物就没再亲近过。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但他和诺玛都表示反对。小狗本身没什么。他们是不愿看到狗长大了，就会有成年狗的性需要，那就麻烦了。

他认为他母亲有权利坚持她的信念。假如她想要将自己的余生用来为抵制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作宣传，她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幸好过不了几天，她就要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他也可以回过头来做自己的工作了。

到达沃尔瑟姆的头一个早晨，他母亲起得很晚。他去学校上课，午饭的时候回到家里，开车带着她在城里逛了逛。讲演安排在下午傍晚的时候。讲演之后，校长出面举行正式的宴请。他和诺玛都在受邀请之列。

讲演由英文系的伊莱恩•马克斯主持。约翰•伯纳德不认识她，不过他知道她写过有关他母亲的文章。他注意到在她的一通介绍中，并不想把他母亲的小说与今天讲演的主题联系起来。

伊莱恩说完了，就轮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讲演了。他看到他母亲显得又老又累。挨着妻子坐在第一排，他想给她鼓鼓劲。

“女士们，先生们，”她开始了讲演，“我上一次在美国讲演是在两年以前。在那一次的讲演中，出于某种理由，我提到了伟大的寓言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致科学院的报告》。这个作品写的是一只受过教育的猿猴，名叫‘红彼得’，它站在一个研究学会的成员们面前，讲述它自己的故事，讲它自己如何从野兽提高到了跟人很接近的人猿。在那个场合我感觉自己有点像‘红彼得’，所以才提到那篇小说。今天我的这种感觉甚至还要强，但愿你们随后会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讲演经常要先说几句活跃气氛的话，目的是为了让听众轻松轻松。刚才我把我自己比作卡夫卡的猿猴，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活跃气氛的话，目的是要你们感到轻松。我是想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连你们中那些读过卡夫卡写的猿猴故事的人，也善意地并不把我的类比太当回事。不过卡夫卡也许是用猿猴在人类面前的表演，来讽喻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面前的处境。实际上我并不是犹太人。你们可以把我的类比当作一种讽刺。

“我一开始就想说明，我说我感觉像‘红彼得’并不是我的真实用意。我没有讽刺的寓意。就是它本来的意思。我说的是大实话。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我不想说的话了。”

他母亲说的并不精彩。甚至在朗读她自己写的故事时，她也兴奋不起来。他从小就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一个为了生计而写书的人，在孩子床边讲故事时竟表现得那么糟糕。

由于她讲得很平淡，由于她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讲稿，他感觉她的话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他本人，由于非常了解她，倒是能够领会她的意思。他对她接下去要讲的内容并不看好。他不想听母亲谈论死亡。而且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下面的听众毕竟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他们更不想听她谈论死亡。

她继续说道：“在对你们谈到动物这个话题时，请允许我不对它们从生到死遭遇的恐怖进行详细的描述。尽管我没理由相信你们此时会马上想到世界各地的养殖设施（我不愿意再称它们‘农场’了）、屠宰场、拖网渔船和实验室对动物所做的一切，但我要用你们所认可的修辞的力量来唤起这些恐怖的情景，是你们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们想到我在这里并未详述的恐怖，正是我这次演讲的中心所在。

“在1942和1945年间，在纳粹第三帝国的集中营里，数百万人被杀死。仅在特雷布林卡，死亡人数就超过150万人，也许还多达300万。这些只是令我们心灵麻木的数字。我们自己只有一次死亡；我们所了解的别人的死亡也只是一次一个。从理论上讲，我们也许能数数到100万，但我们数不到100万次死亡。

“住在特雷布林卡周围乡村里的人们（大部分是波兰人），说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说他们也许大致能猜到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无法确定；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可能是知道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们并不知道，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还是不知道为好。

住在特雷布林卡周围的人们并非特例。集中营遍布第三帝国，仅在波兰就有将近6000个，在德国，集中营也是数以千计，具体数目无从知晓。一般德国人住的地方，方圆不出几公里就有某种类型的集中营存在。并非所有的集中营都是死亡营（即专门用来杀人的集中营），但所有的集中营都笼罩着恐怖气氛，那里远比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更加恐怖。

并不是因为特定的一代德国人发动了一场扩张主义的战争并且战败了，他们才至今仍被排除在人类的范围之外，在他们能够重新被人类大家庭接纳之前，他们必须有非同一般的表现。在我们看来，由于愚昧无知，他们丧失了人性。处于希特勒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愚昧无知也许是一种有用的生存手段。但那是一个借口。由于我们在道德方面有严格的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借口。我们认为，德国已经跨越了某条界线，使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战争的杀戮和残忍而进入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罪恶’的状态。投降条款的签署和战争赔款的支付都没有消除这种罪恶的状态。正相反，我们仍然把患有某种‘灵魂的恶疾’视为那一代德国人的特征。‘灵魂的恶疾’既标示着那些已经犯下邪恶行径的第三帝国公民，也标示着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对那些邪恶行径置若罔闻的德国人。从实际的后果上说，它是每个第三帝国公民的标记。只有那些深陷集中营的人们才是清白无辜的。

“‘他们就像绵羊被赶进屠宰场。’‘他们像动物一般死去。’‘纳粹屠夫杀害了他们。’对集中营的谴责里充满了原本用在牲畜圈养和屠宰场的语言，我都没有必要为我将要作的对比准备论据。指控的一方认为，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是把人当做动物对待。

“我们（连我们澳大利亚人都是如此）都属于一种深深扎根在古希腊和犹太—基督教宗教思想之中的文明。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可以不相信所谓亵渎，也许可以不相信宗教意义上的罪恶，但我们确实相信存在精神上的罪恶。我们毫无疑问存在这样的看法：心灵（或灵魂）沾染了有罪的知识就无法保持完好。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具有罪恶意识的人仍能健康和快乐。我们对特定的一代德国人侧目而视，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污染；他们显得很正常的迹象（他们胃口很好，他们由衷欢笑），在我们看来都是心灵受到污染的证据。

“我们始终都感到难以置信：那些对集中营不闻不问的人能算是真正的人。我们会选择这样的比喻来说他们：他们是野兽，而被他们害的人却不是。他们就像对待野兽那样对待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同胞，他们也因此使自己变成了野兽。

“今天上午有人开车带我在沃尔瑟姆转了转。这个城市看起来非常美好。看不到恐怖的景象，没有药品实验室，没有肉类养殖场，没有屠宰场。但我可以肯定这里也有这样的场所。它们一定存在。它们根本不需要大肆宣扬。它们此时此刻就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对它们不闻不问罢了。

“让我坦率地说吧：在我们周围进行的是一场堕落、残忍和杀戮的行当，它可以与第三帝国做得出的任何行为相比，实际上它与第三帝国的行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周围的这种行为是没有尽头的，而且能自我再生。这个行当把兔子、鼠类、家禽、牲畜一刻不停地领进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杀死它们。

“人们无谓地进行争论，声称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认为特雷布林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当，因为它只为死亡和毁灭而存在，而肉食工业的终极目的是生存。肉食工业的牺牲者死去后毕竟不会烧成灰或者埋掉了事，而是经过切割、冷冻和包装，人们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享用。这样的争论并不能使那些牺牲者得到些许安慰。原谅我下面的话会让你们听了不舒服——特雷布林卡遇难者身体的脂肪被用来制作肥皂、他们的头发被用来填充床垫，以此为理由来请求死者原谅凶手同样是行不通的。

“我再次请求你们的原谅，允许我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我知道这种谈论会使人们的意见两极分化，遭人反感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我想找到一种与人类同胞的说话方式——它应该是冷静的而不是狂热的，是达观的而不是好斗的，它能给我们带来启发而不是企图把我们分成义人和罪人、受拯救的和遭诅咒的、绵羊和山羊。

“我知道我该使用这样一种语言——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波菲利的语言，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语言，是笛卡儿和边沁的语言，是我们时代玛丽•米奇利和汤姆•雷根的语言。这是哲理性的语言，我们可以运用它来讨论和争论动物具有什么样的灵魂，它们是会思考呢还是正相反——按照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动机制行动，它们是否有权利获得我们的尊重，或者仅仅在于我们有责任去尊重它们。我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语言，而且过一会儿我确实就要使用它了。但事实上，假如你们想要有人来这里为你们区分终有一死的灵魂与不朽的灵魂，或者区分权利和责任，你们更应该去请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唯一能引起你们注意的就是写写虚构人物的故事的人。

“我倒是能用一用我已经说到的这种语言，但充其量只是略知皮毛。比如我能告诉你们，我对圣托马斯的论点是什么看法。圣托马斯认为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上帝的存在的一部分，既然如此，除非我们虐待动物成性致使我们同样也虐待人，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对待动物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会发问：圣托马斯说的‘上帝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他会回答说：‘上帝的存在’就是理性。柏拉图和笛卡儿都以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的话。宇宙建立在理性之上。上帝是理性的上帝。通过运用理性我们能够认识宇宙运行的法则，这一事实证明宇宙和理性是同一种存在。缺乏理性的动物们不能认识宇宙，只能盲目地简单遵循宇宙的法则，这一事实证明动物不像人那样，它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却不是其存在的一部分。人接近于神，动物接近于物。

“我本来对伊曼纽尔•康德有较高的期待，可连他在这一点上都缺乏胆量。在动物的问题的上，连康德都不去探寻其直觉的含义。这种直觉就是：理性可能不是宇宙的存在，恰恰相反，它也许只能算是人类头脑的存在。

“你们看，这就是今天下午我遭遇的困境。理性和七十年的生活经验，两者都告诉我理性既不是宇宙的存在，也不是上帝的存在。正相反，在我看来理性作为人类思想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比这还要糟糕，理性似乎只是人类思想的某种倾向。理性是作为人类思想某种光谱而存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相信这个观点，那么今天下午我为什么要对理性弯腰致敬？为什么要去宣扬古代哲学家的论述，并因此感到满足呢？

“我提出问题，然后替你们作答。要不然的话我就让红彼得——卡夫卡的红彼得来替你们回答。红彼得说：既然我穿着礼服戴着蝴蝶领结来这儿，对了，我的黑裤子上有一个洞，坐着的时候可以将尾巴伸出来，我把尾巴藏起来，你们是看不到它的；既然我来了，我该做点什么呢？我有实际的选择权吗？假如我的言语不屈从于理性，不管理性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只能在这里胡说瞎扯、手舞足蹈，打翻我的水杯，那我和一般的猴子还有什么两样呢？

“你们一定知道斯里尼瓦萨•拉马努金的事情。他于1887年出生在印度，被强行押送到英国的剑桥。他无法忍受那里的气候、饮食和学术制度，便得了病，年仅三十三岁就死了。

“人们普遍认为拉马努金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凭直觉获知的数学家，也就是说，他全靠自学，用数学思维，对他来说，数学的论据或证明显得很矫揉造作，与他格格不入。拉马努金的许多结论（诋毁他的人称之为‘猜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证明，尽管它们绝对是正确的。

“拉马努金现象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拉马努金的心灵（让我们称之为‘心灵’，在我看来只称之为‘头脑’是对他无理的侮辱）与理性的存在是一致的，或者说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加与理性的存在相一致，他就比其他人更接近上帝吗？假如剑桥大学的善人们，主要是G．H．哈代，不去引述拉马努金的猜想，并辛辛苦苦证明了其中一些的正确，那么拉马努金还会比其他人更接近上帝吗？假如拉马努金没有去剑桥大学，只是坐在家里思考问题，同时为马德拉斯港务局填填完税证，那情况又会如何呢？

“红彼得的情况又如何呢（我说的是受教育以前的红彼得）？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红彼得或被猎杀在非洲的红彼得的妹妹，其所思所想与印度的拉马努金有什么不同？两者是同样的沉默寡言。以G．H．哈代为一方，以沉默的拉马努金和红萨丽为另一方，双方的区别只是前者精通数学界的礼仪，而后者对此茫然无知吗？这就是我们衡量与上帝、与理性远近亲疏的标准？

“人类一代接一代培养出来的思想家们，他们按规定要接受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和六年的高等教育，随后他们有能力借助于物理和数学法则为解读自然的奥秘做出贡献。他们距离上帝还不如拉马努金近，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人类真的需要十八年时间（人的一生中相当完整的、可以好好利用的一段时间）来取得成为上帝神迹的解码者的资格吗？为什么不是五分钟或者五百年？与有资格接触宇宙奥秘的高校师资精英比起来，与具有很狭窄的自我再生知识传统、擅长于理性思考的专家比起来，还有与面对棋盘擅长理性思考的棋手比起来，我们这里考察的拉马努金现象，其自身的动机可能并非试图要置身于宇宙的中心吧？

“尽管我很清楚，在学者汇聚的场合要使自己被人接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像支流汇入大河那样，汇入西方世界有关人与兽、理性与非理性的主流说教之中，而这正是我要拒绝做的，因为我预见到走这一步就等于我在战斗的进程中做了退让。

“因为在外人眼里，从局外的角度看，理性简直就是虚张声势的同义反复。理性当然要确认理性为宇宙的第一法则——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吗？要理性废黜自己吗？理性体系就像极权主义体制，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假如存在一个可供理性指责和废黜自己的位置，那么理性早就已经霸占这个位置了，否则就不叫极权了。

“在古时候，因理性而得到提升的人类的声音，要面对狮子的狂吼和公牛的嚎叫。人与狮子和公牛开战，经过许多代的奋战，人类无可置疑地赢得了战争。如今这些动物不再威风了。动物用来与我们对抗的只剩下沉默了。一代接着一代，我们的俘虏以英雄的姿态拒绝与我们说话。红彼得和大猿猴是个例外。

“正因为大猿猴（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些）似乎要在我们面前放弃沉默，我们便听到人们吵吵嚷嚷要将大猿猴归入范围更大的类人猿家族——这个家族的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理性机能。那些呼声继续说到：作为人或类人猿，大猿猴应该给予人的权利或类人猿的权利。特别指的是什么权利呢？至少是那些我们给予心智有缺陷的一类人的权利——生存权、不受痛苦或伤害的权利、在法律面前受同等保护的权利。

“那可不是红彼得奋斗的目标。1917年11月，当弗兰茨•卡夫卡记录下红彼得的生平时，他设想的只是在科学院人士面前读这份报告。不管这份致科学院的报告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并不是在请求得到像有心智缺陷的人和傻子那样的对待。

“红彼得不是灵长目动物行为的调查者，而是一个被打上烙印、做了记号、受了伤的动物，它要在一大群学者面前提供证言。我不是一个研究心灵的哲学家，而是一只向一大群学者展示的动物，但我并不展示伤口，我把它藏在衣服里，我说的每句话都会触到我的伤处。

“假如红彼得要让自己从兽类的沉默来一次大降格，沦为被选定的替罪羊，絮絮不休地发出不成熟的理性的声音，那么它生平的记录者生来就是替罪羊，带有对上帝的选民将遭到大屠杀的不祥的预感。这场大屠杀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降临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为了证明我可以信任，就让我装出学者的样子，向你们提出一些学者般的推测，并从众多的注解得到支持。”——这时，他母亲摆了一个没有个性的姿势，将她的讲稿举起来做挥舞状——“这里是有关红彼得来源的注解。”

“普鲁士科学院于1912年在特内里费岛建立一个研究站，专门用于测试猿猴（特别是大猩猩）的智力。该研究站一直运作到1920年。

“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中，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沃尔夫冈•克勒。1917年克勒出版了一部题为《类人猿的智力》的专著，描述了他所做的实验。就在同年11月，弗兰茨•卡夫卡发表了小说《致科学院的报告》。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读过克勒的书。在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里没有提到这本书。他的藏书在纳粹统治时期不知去向。1982年，大约200本他的藏书被重新发现，其中没有克勒的书，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我不是研究卡夫卡的学者。说实在的，我根本不是学者。即使我宣称卡夫卡读过克勒的书，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也不由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来决定。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卡夫卡是读过的，至少时间的顺序使我的猜测看上去是有可能的。

“按照红彼得自己的描述，它在非洲大陆被从事猿猴贸易的猎人捕获，装上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科学研究所。克勒工作中接触到的猿猴也是这种情况。红彼得和克勒的猿猴一样，到达后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目的是要把它们类人化。红彼得经过训练大有长进，不过其自身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就是这种代价：通过小说的反语和弦外之音，我们认识到了它的含义。克勒的猿猴的表现就差远了。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它们也受了一点训练。

“让我来为你们描述一下特内里费岛上的猿猴从他们的主人沃尔夫冈•克勒那里学到的东西。特别是苏尔坦，它是克勒最出色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红彼得的原型。

“苏尔坦独自关在栏圈里。它感到饥饿。平时食物都是按时送来，可不知什么缘故食物不再送来了。

“平时来送食物喂它的人现在也不来喂食了。这个人在栏圈上面高出地面三米的地方拉起一根铁丝，把一串香蕉挂在上面。他又将三只板条箱拖进栏圈。然后他锁上门就离开了。不过他仍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因为猿猴能闻到他的气味。

“苏尔坦知道：现在应该思考了。这就是香蕉挂在那里的用意。香蕉挂在那里促使它思考，刺激它绞尽脑汁地思考。可什么是它必须想到的？它可以这么想：他干嘛要让我挨饿？还可以想到：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他不再喜欢我了？还可以这么想：为什么他不要这些板条箱了？但这些思考无一正确。再看看较为复杂的想法——比如，他是怎么回事，他对我有了什么误解，竟使他以为将香蕉挂起来比直接扔在地上，我更容易拿到香蕉？——连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应该这样去思考：我该如何利用这些板条箱够到香蕉呢？

“苏尔坦把板条箱拖到香蕉下面，一个一个摞起来，然后爬上它建起的高塔，把香蕉取了下来。它在想：这样他就不会再惩罚我了吧？

“事情并非如此。第二天，那人在铁丝上又挂了一串香蕉，但他还在板条箱里装满了石头，这样它们就重得拖不动了。苏尔坦不应该这样想：为什么他在板条箱里装石头？而是应该这样想：板条箱里固然装满了石头，可我应该怎样利用板条箱取到香蕉呢？

“它就开始有了人的心理活动。

“苏尔坦倒空了板条箱里的石头，将箱子摞起来，爬到顶上，取下了香蕉。

“只要苏尔坦没想对地方，他就只好继续挨饿。它忍受着饥饿的痛苦，直到这种痛苦强烈之极、压倒了一切它才被迫往正确的方向上去思考，也就是说，如何做才能拿到香蕉。这样，对黑猩猩的测试便能测出它们心智能力的极点。

“那个人把一串香蕉扔在了离铁丝栏圈一米开外的地方。他将一根棍子扔进了栏圈。错误的想法是：为什么他不再把香蕉挂在铁丝上了？错误的想法还有（尽管这种想法有合理之处）：怎么利用那三个板条箱去够到香蕉？正确的想法是：如何利用棍子来够到香蕉？

“苏尔坦每一次都被迫去思考无甚趣味的问题。它从纯粹的猜想（比如‘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做？’），被无情地推向较低的层次——去做实用的、工具性的思考（比如‘我如何利用这个拿到那个？’），这样它就只能把自己主要当做一个生物体——它的胃口需要得到满足。尽管它的整个身世已经够惨了，从它母亲被射杀，它自己被捕获，到人们把它关进笼子用船运到这个岛上的监禁营地囚禁起来，人们还要在那里用食物和它玩虐待狂似的游戏。这些遭遇促使它去求索有关世间的正义和这个受尽苦难的群落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心理学强化训练，迫使它离开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层面，而跌落到比较卑贱的实用性思考的层面。当它缓慢地穿越这个强制性的、受操纵的和充满欺骗的迷宫时，它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想到：它肩负着作为猿猴帝国代表的责任，因此它绝对不敢放弃。它的兄弟姐妹的命运也许就取决于它表演的出色与否。

“沃尔夫冈•克勒本人可能很善良。他是个善良的人，但他不是诗人。当捕获的黑猩猩迈着大步在栏圈里绕圈慢跑时，诗人会有更多的感受，因为这里的景象就像是行进的一支军队，有的像初生的时候那样赤裸着，有的披挂着它们捡来的线绳或旧布条，有的背着扛着垃圾。

“我读的那册克勒的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有个读者在这个地方气愤地写道：‘把动物当人了！’他想要说的是：动物谈不上‘行进’，它们不会打扮，因为它们根本不知道‘行进’和‘打扮’是什么意思。

“猿猴们在以往的生活中，不习惯假设自己是另一种生物、通过它的眼睛从外界看自己。因此，就像克勒察觉到的：猿猴们披挂布条和垃圾并不是为了视觉效果——让它们看上去美观，而是为了动态的效果，它们让你产生别样的感受——只是为了解闷。克勒的同情心和见识只能走到这一步了；而这对于诗人来说可能仅仅是个开始，从感受到猿猴的感受开始。

“从本质上说，苏尔坦对香蕉问题并不感兴趣。只是实验者固执己见的监管，才迫使它专注于这个问题。真正占据它头脑的问题，与身陷实验室和动物园这类地狱之中的鼠和猫想着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家在哪里？我怎么才能回家呢？

“卡夫卡写到猿猴带着蝴蝶领结，穿着晚礼服，还有冗长的演讲稿。让我们回过头来测量一下距离——从这只猿猴到特内里费岛栏圈里绕着圈拖着腿慢走的、可悲的俘虏的队列究竟有多远。红彼得走得真够远的！不过我们应该发问：作为它取得的智力方面惊人的超常发展的代价，作为对它掌握了讲演大厅的礼仪和学究式言词的代价，它又必须得放弃什么呢？答案是：要放弃很多，包括传宗接代。只要红彼得有一点意识，它就不会要孩子。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捕获它的人想用一只绝望的、半疯的母猿猴和它交配，它们生下的可能只是一个怪物。很难想象红彼得有孩子，同样很难想象弗兰茨•卡夫卡有孩子。杂种是（或应该是）不生育的；由于可怕的思想工具阴差阳错装在了受苦受难的动物身上，卡夫卡把自己和红彼得都看成是杂种。在所有留存下来的卡夫卡的照片中，我们都要面对他的盯视，这是一种充满惊讶的盯视：吃惊、惊奇、惊恐。跟别人比起来，卡夫卡在性情方面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他似乎在问：这，这就是上帝的形象？”

注：
玛丽•米奇利（1919-），纽卡斯尔大学哲学教授，作品《野兽与人》探讨了人与动物的关系。
汤姆•雷根：美国著名的素食主义者，代表作有《动物权利问题》。
拉马努金（1887-1920），出生于印度的数学天才，与欧拉、高斯和雅各比齐名。他活得时间不长，却留下了近4000条数学公式。
G．H．哈代（1877-1947），英国数学家。解决了素数理论的许多难题。1931年在剑桥大学任数学教授直至逝世。

原文PDF
http://www.tannerlectures.utah.edu/lectures/documents/Coetzee9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