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海南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天下士”丛书率先推出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下中国14亿人口的生存现状，同时抛出了有关“财富”和“生存”的问题：我们忙忙碌碌、奋不顾身地追求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所追求的财富是否正在危害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财富，而更多思考如何还后人一片净土？

抱着能为所有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个交流园地和信息库藏的理念，海南出版社希望通过“天下士”丛书让所有有代表性的观念在丛书中得到反映或经受考验，并期待该丛书能够成为所有关心人类福祉和文明命运的思想家、战略专家的真正朋友和精神家园。截至目前，“天下士”丛书在海南出版社的努力下，前后出版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书。

同是归属于“天下士”丛书，两本书的市场反馈却大相径庭：《极化的发展》迄今为止只印了一次共几千册，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在面世不久后就已经开始加印了。

尽管如此，丛书策划编辑能昀却说，其实“这两本书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书”，其内容都非常有深度，只是各自侧重不同，风采不同而已。

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所撰写的《极化的发展》一书，主要从农业角度，用经济学剖析了当前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弊端，并且指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农业文明也必将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灭亡。

而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所撰写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则罗列出了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出现的急速倒退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儿童出生缺陷、癌症村蔓延、土壤水资源污染、垃圾围城、沙尘暴肆虐、空气污浊不堪等问题。

这两部书虽然侧重角度不同，一本是谈及农业发展问题，一本是谈及生态环境问题，但其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时，能很快从一些“谜团”中理出因果。如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看到蒋高明所写的“吃化肥和添加剂的时代”后，对农民为何要使用害人害己的农药、化肥的问题疑惑不解时，周立的一篇“当粮食遭遇发展主义时代”却为我们给出了农民无奈之举的各种原因；在《极化的发展》中看到“生存系统价值分配的倒金字塔”图示不明白时，蒋高明书中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恰好解释了这个图示；在面对三聚氰胺事件时，周立还用经济学给出了阐释，处于中间商的商家，因为最具有市场力，所以对上骗，对下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充自己的利益。

翻阅两书，能清晰感受到两位作者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极化的发展》以事例引出问题，对其进行剖析、论证，更多地跟随作者周立跳跃的思维去拨开“发展”的迷雾，看清人类向前迈进的荆棘；而蒋高明似乎更多的是集中列出一个个事件，给我们展示出中国大地山河的一幅幅画面，给我们留下了“课后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寻找答案。

“周立的书从一个或几个点切入，对于粮食、农村发展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剖析；而蒋高明的书则是搭建整体框架，对中国生态环境进行立体式的、全景式的鸟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说，这两种看问题的方式都很重要，因为以往可能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

“蒋高明写这本书既有环保人士的情怀，又有专业人士的理解和知识”，“作为经济学家，周立能从人、生态去思考，在当今实在很难得”，“要写出这样的书不容易啊，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来写出真实”……在采访阅读过这套书的学者们时，几乎都能听到这类评价。

的确，作者写这两本书都是非常艰辛的，为了收集数据、资料、分析、写书花费了多年时间；其次，因为其中涉及当下极具争议的问题，如食品安全、转基因、水电站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写书、出书都如履薄冰。尽管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但是他们不害怕，也不忐忑，其中每一个数据都是真实的，来自以前的新闻报道或是环保局所提供的数据，他们只是在用事实说话。支撑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是，他们都有忧国忧民的心，并将想法付诸实践，鼓起勇气说出实话。

在萨顶顶那首《万物生》中文版的歌中有着这样几句传唱着：

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

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喝河水……

而歌词之中的万物之美如今在中国或许已难以觅得踪迹了。这不是在危言耸听，不是在耸人听闻。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里，蒋高明用文字描绘的一幅幅“素描”，我们的大地已经满目疮痍、奄奄一息：森林衰退、草原退化、近海赤潮、江河污染、湿地萎缩、山体滑坡、地表下陷。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到了“国在山河破”的危急关头！

以几个案例说明当下问题的“急”迫：

最近的渤海漏油事件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另一起事件——2009年的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由于城西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导致市区大面积断水，带来了20万人的饮水问题。

“过去在江河湖泊里捧起水就喝，如今是不可能了。”蒋高明说，过去几年来，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中国水污染到了集中爆发期，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水。”

今年5月，《南方都市报》连续报道的珠三角“垃圾围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甚至分析说，垃圾围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垃圾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节能减排。而蒋高明说，实际上首都北京也难逃“垃圾围城”。在北京周边有近500多座垃圾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其中有的甚至离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居住区、村庄、住宅小区仅相隔1～2公里。

“而在处理垃圾问题中，现在较为严峻、较为隐蔽的问题是——垃圾不分类就进行处理。”蒋高明说。

以广东为例。10年前，广东的确出现了第一批分类垃圾桶，可到2009年广州原先的双色分类垃圾桶却悄悄退场，统一回收垃圾桶重新回到街头。蒋高明解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居民辛辛苦苦分类的垃圾，最终被环卫工人混在一起，令居民寒心了。

蒋高明说：“垃圾中有一部分是化学家发明技术的成果，这些物质一旦合成，则很难降解。加之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随意混为一体焚烧，会产生很多有危害的气体，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化工名词一遍遍地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而除去这些，蒋高明说，还有好多是被我们消费者熟知却忽视的，如蔬菜上的残留农药，“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

蒋高明提出了疑问，“现在暴露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依靠媒体‘穷追猛打’后才发现的，除此之外，谁还能为我们的‘盘中餐’保驾护航？”

“我们总是幻想整体是好的，但当我们把这些例子都拿出来时，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田松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严重。”而蒋高明的这本书直接说明了环境危急已经到达临界点了，再不注意的话，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美丽山河变成今天这幅“落魄”的模样？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吃不到安全的食物？究竟为什么我们的GDP增长了，环境却污染了？蒋高明认为，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的根源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单一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GDP）来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盲目崇拜GDP。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开篇，他就以“跑马圈水”的水电开发、儿童出生缺陷、中国的癌症村等触目惊心的案例，对此结论进行了剖析、论证。

1968年，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曾说：“GDP并没有考虑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和另外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算了个账并给出了类似的结论：目前我国有一些政策是GDP指标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环境会受到破坏，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例如在一个地方建造了一个造纸厂，也许GDP很快就上去了，但排放出的污染物却对生态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当地的居民患上癌症等疾病，如此一来挣得钱根本不足以抵消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GDP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他说，所以今天GDP成为考核官员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在鼓励这些官员急功近利地以破坏环境、影响民生的方式制造表面上的富裕，而人们的生活却更糟糕了。

除了GDP这个导火索外，在周立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迷信进步，发展正在走向极化。“因为对进步的迷信，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即维持发展，这样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他说，因为正常平衡的社会是一个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一个一个有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系统。在西方国家制衡机制主要依靠三个方面——自律、他律（法律、法规）和神律（宗教或是信仰）。在这种极化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负反馈系统只有他律一支“腿”来使其稳固，这使局面失衡。

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田松在所写序言——“最后时刻的呼喊”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什么是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而对此问题，蒋高明在书中回答道，“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发展破坏了生存环境，那就没有道理了。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不能再继续以牺牲环境和健康换美元了，否则，我们就是对子孙后代犯罪”。

“盲目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牺牲环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青山绿山’”。这是蒋高明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反复强调的。

时下，我们是否能刹住破坏生态环境的“车”？又该如何找回这“青山绿山”？

“当务之急是调整发展思路。”蒋高明说。中共中央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是一个重大创举，是总结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曲折发展道路所作出的重要理论突破。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推广曾经夭折的绿色GDP，并将其纳入官员考核机制。

对蒋高明的此观点，周立、蒋劲松等人都表示赞同。“绿色GDP这个指标更加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生态发展的一些情况。这种做法是在不影响原有体制格局的情况前提下，通过修改指标的方法使人们慢慢按照一种更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发展。”蒋劲松说，“绿色GDP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搞绿色GDP，我们说科学发展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在转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过程中，田松建议，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明中提取养分，同时可以向少数民族学习。实际上落后的文化，隐藏着的人类的生活智慧，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蒋劲松也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生态文明可以汲取的智慧，比如天人合一的理念，节用爱物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有限的土地可以长期养育众多的人口，而且保持着高度繁荣发达的文化水准，这与近代工业文明在短短几百年中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针对这种生态失衡、发展失衡的情况，周立说，我们需要从对进步的迷信中逃脱出来，树立独立的思想，并且我们每个人可以进行自我救赎，这需要我们要有敬畏大自然的意识，需要自律，并且每个人参与到问题中来，伸出手做力所能及的事。

的确，做好自己，做好点滴小事，就是为解救我国的生态环境作出了一点贡献，某种意义就是另一种爱国的形式。

现在，声音的力度是有了，就等着你来听了；文字是有了深度了，就等着你读到了；书也有了，就等着你了……为拯救美丽家园，从此刻开始阅读这两本书吧！

《科学时报》 (2011-07-14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