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研究——從科學傳播史上的“聚賢莊之戰”談起
蔣勁松

简体字版

[摘要]：1975年美國186位知名科學家，在18位諾貝爾獎得主帶領下，聯名批判占星術。費耶阿本德卻對此舉提出了嚴厲批評。本文通過對這一案例及相關案例的介紹與分析，提出科學傳播必須要借鑒主要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在內的科學文化研究的成果，才能避免樸素過時科學觀的干擾，實現科學傳播從樸素向反思的轉變。
[關鍵字]：科學傳播占星術科學主義科學精神

一、緣起
占星術作為偽科學迷信的典型代表，在學界向來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面對美國公眾普遍相信占星術的局面，1975年美國186位知名科學家，其中包括18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人道主義者》雜誌上聯名發表聲明批判占星術，指出其是偽科學迷信。這在大多數受過基本教育的人看來，都是不容置疑的好事，是學者忠於學術良知，致力於普及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科學傳播壯舉，理當稱讚和支持。

然而世界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卻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跳出來”對此舉大張撻伐。他指出，這186位科學家的批判是建立在遠遠落後於時代的人類學，建立在對自己專業領域中最新成果及其意義的無知基礎上的。他甚至說，這些20世紀的著名科學家們，在科學精神上遠遠不如15世紀的羅馬教廷。費耶阿本德，區區一介“文科”教授，在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上，居然“故作驚人之論”，以寡敵眾，敢與眾多知名科學家叫板，簡直有點喬峰當年在聚賢莊孤身一人與天下英雄交手的意思。難道這位頗受爭議的“科學哲學怪傑”果然像人們所批評的那樣荒唐可笑，真是走火入魔到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了嗎？他能抵抗住這一幫科學權威的猛烈批評嗎？

從科學傳播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典型案例。一方是擁有崇高專業聲譽的科學家群體，一方是一位爭議很強的科學哲學家，面對社會大眾就有關偽科學和迷信話題展開激烈的爭論。這一案例，形象地反映了在科學傳播中，科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

二、費耶阿本德對聯合聲明的批評

實際上，費耶阿本德並非是要支持占星術，他所批評的是這些科學家在批判占星術時所表現出來的“宗教腔調、‘論證’的錯誤和提出這些論證的獨裁主義的方式”。而原本科學形象應該“是由強調合理性、客觀性、公正性等通常頌詞所組成的。”[1]例如，簽名發表聲明的某些諾貝爾獎得主公開承認自己並未研究過占星術，並不瞭解相關細節，但卻認為這並不妨礙其公開反對占星術。他批評這些科學家們，不僅對所批評攻擊的物件一無所知，而且對於自己專業學科中哪些新的發展成就可能削弱這種攻擊同樣知之甚少。參加簽名的博克教授聲稱現代天文學和空間物理學的概念證偽了占星術的信念——天體位置會影響人類事務。然而，費耶阿本德指出，這一論斷是沒有根據的。太陽的活動對人類的生活有深遠的影響，這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人們所不能確定只是這種影響的靈敏度如何。大量的科學實驗已經表明，生命活動、化學反應與行星的位置之間具有難以排除的聯繫。

這些科學家們同樣缺乏相關的科學史知識。聲明宣稱哥白尼取代了托勒密體系後，“占星術遭受到了嚴重的致命打擊”。費耶阿本德指出，實際上，哥白尼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者開普勒恰恰就是利用了天文學的新發現來尋找新的證據，回應批評，改進占星術的。在當時的占星術爭論中，開普勒反對回歸線占星術，而支持恒星占星術。

科學家們還在方法論上對占星術進行批評。如占星術引入“傾向”概念，存在著與具體斷言相反的事實。然而，費耶阿本德指出，這並非占星術的專利，在遺傳學中同樣也要使用“傾向”概念，幾乎任何稍微重要的理論都存在著與理論相衝突的實驗結果。在這一方面，占星術與那些受到高度尊敬的科學研究綱領並無二致。至於說，占星術家們向公眾提出星占圖來替代人們進行誠實而持久的思考，費耶阿本德反問道：如果這樣的指控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早已流行的各種心理測驗又如何呢？

相比之下，羅馬天主教教廷於1484年頒佈發表的《邪惡的錘骨》一書就要理性得多了。作為該書的導言，教皇英諾森八世的訓令所表達出來的對人們普遍沉溺於巫術的痛惜感情，與186位科學家的聲明幾乎完全相同。然而，《邪惡的錘骨》對巫術的批判是建立在非常全面細緻的研究基礎上的。對於相關現象的描述非常准確，今天的人們甚至可以準確辨認出精神疾病的症狀。對於相關現象的分析，不僅有官方認可的解釋，而且討論了其他各種解釋，包括純粹唯物主義的解釋。最後當然只認可了天主教的官方解釋，但是各種其他不同的解釋同樣得到了認真的討論，才予以排除。因此，人們可以自己進行判斷是否接受那些排除競爭解釋的論證。費耶阿本德對這本書的寫作大加讚賞。他說，作者懂得這門學科，瞭解自己的對手，正確地描述了對手的見解，在反對這些見解時進行了論證，並在論證中使用了當時可以得到的最佳知識。這都和科學家反對占星術的聯合聲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回應批評時，費耶阿本德進一步批駁了科學主義者沒有根椐的流行主張。例如，蒂貝茨教授主張說，“科學是自我糾正的，而巫術不是”。對此，費耶阿本德指出，即使擱置科學的複雜情況不提，主張巫術不是自我糾正的人，並沒有任何的經驗根椐，沒有對任何特殊的巫術形式進行過研究。所以，這不能算是嚴格的論證，而只不過是科學主義者捍衛科學特權的本能反應，不過是其所散佈的流言蜚語而已。而實際上，占星術並非沒有發展，在天文學做出新發現，如發現海王星和冥王星之後，占星術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以吸收新的成果。

不要誤解，費耶阿本德並不是贊同占星術。他認為現代占星術與中世紀早期的天文學類似，儘管繼承了一些深刻而有趣的思想，卻將這些思想歪曲成了淺薄的漫畫，只能適應於占星術家的有限理解能力，卻並不能用其來指導研究實踐，並不能用來拓展來自地球之外的影響的有關知識。所以，除了一些極其簡陋的樸素規則之外，占星術現在不過是一種掩飾無知的託辭而已。然而，科學家們卻並沒有從這樣的實踐維度來批評占星術家，而是沒有根據地批評占星術的基本假定。這樣一來，科學家們把自己的學科也變成了幼稚的漫畫。因此，費耶阿本德認為，在無知、自負以及希望能夠對人們隨意控制等諸多方面，占星術家與反對占星術的科學家之間具有令人驚訝的相似性。

費耶阿本德各打五十大板的行徑，在許多科學家甚至科學哲學家同行看來，純屬偏袒占星術的拉偏架之舉。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評。然而，據我觀察，在這場以眾敵寡的超級對抗中，他與對手相互攻擊，似乎並不吃虧。費耶阿本德的專業聲譽並未受到影響，仍然可以在著名大學中繼續講授他的那些頗具顛覆性的無政府主義認識論。關鍵是，在論戰中他確實抓住了聯合聲明中許多不夠嚴謹的弱點。他之所以能夠在這場巔峰對決中不落下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具有那些科學家們所缺乏的深厚的科學哲學功力和淵博的科學史知識，使得他能夠超越缺省配置的樸素科學觀，從而別具隻眼，認識問題更加深刻。

三、科學傳播從樸素走向反思

費耶阿本德所批評的對象都是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美國著名科學家，堪稱科學界的頂尖高手。然而，正如聚賢莊上割袍斷義的天下英雄們，雖然武功蓋世，卻照樣為奸人所騙，鑄成大錯。雖然這些科學家們在本專業中造詣極高，然而專業知識卻未必能保證其擁有對科學活動全面深刻的認識，所以在專業領域之外他們也同樣可能因無知而犯下低級錯誤。在這一案例中，這些科學家們對於占星術的方法論特徵及其歷史、占星術與科學的關係等並無系統深入的研究，他們這方面的知識，和普通公眾差不多，同樣來自道聼塗説。而科學傳播又需要他們作為權威對此問題發言，這樣一來他們犯錯就不奇怪了。

一流科學家尚且如此，一般的科學傳播者唯馬首是瞻，犯錯就更加難以避免了。多年以來，許多從事科學普及和傳播的人士，缺乏必要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知識，往往抱持樸素過時的科學觀，因此，在當今科學日益複雜的科學傳播事業中常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甚至會不自覺地違反科學精神。從費耶阿本德批評反對占星術聯合聲明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僅靠扎實可靠的科學專業知識，還不足以保證科學傳播的準確有效，許多時候關於科學的哲學、歷史等學科的訓練往往更加重要。

這裏，費耶阿本德絕不是在為偽科學張目，而恰恰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捍衛科學的純潔性，捍衛科學精神的嚴肅性。科學家，哪怕是諾貝爾獎得主的群體，也不是其言論可靠的充分保證。科學不是一些毋庸置疑的結論，更是一種對真理的無盡探索和不懈追求，一種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反對迷信，弘揚科學，不能搞成爭奪信徒的宗教宣傳。所以，諸如“不信迷信信科學”的理解實在是有違科學精神的。[2]從這個角度講，費耶阿本德批評這些科學家，是一位科學哲學家力圖提升科學傳播水準的積極參與，甚至可以說是面向科學家所進行的高級科學傳播。

當捍衛科學成為政治正確的行為之時，當反對迷信具有天然合法性的時候，人們一定要特別謹慎，“正人必先正己”，一定要有強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以免以科學自居者自己違反科學精神，以免在科學的口號下宣揚新的迷信和教條。某家科普報紙去年因誹謗中醫名譽敗訴，被迫道歉賠款的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警示。該報的動機當然是要弘揚科學精神。該報當初如果僅僅質疑絕食實驗的嚴謹性，不承認試驗結果的可靠性，提醒人們注意演示與科學實驗的區別，強調科學事實的認定要建立在大量經驗基礎上，孤證不足為據的話；那麼這就會是一項宣導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的出色工作，定會受到社會與公眾的稱讚，也決不會遭受賠款道歉的屈辱。可惜的是，該報從試驗結果值得懷疑這一可靠觀點，徑直跳躍到中醫騙局作偽的結論上去，僅以常識作為論證基礎，缺乏足夠的邏輯根椐，最後不但自取其辱，還連累了科學普及和傳播的聲譽。這既有法制觀念不強的原因，也是對於科學嚴謹精神掌握不足的後果，非常可惜。[3]

類似的做法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從事科學傳播者長期以來往往容易以真理在握的“啟蒙者”自居，而將公眾當作蒙昧無知的被動接受者，將所要傳播的科學知識當作絕對真理，將科學之外的其他文化看作是需要改造學習的次等文化。要克服這種缺乏反省的“啟蒙心態”，首先就要超越其缺省配置的“科學主義”科學觀，化“樸素的”科學傳播為“反思的”科學傳播。這也就是近年來科學傳播界新銳們所提出的科學普及走向科學傳播。而要實現這一點，科學傳播者首先應該接受相關的科學文化研究知識的傳播，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二階科學傳播”。

四、科學文化研究對於科學傳播的意義

這裏所說的“科學文化研究”指的就是Science Studies（劉華傑教授譯為“科學元勘”）主要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三個重要學科。劉華傑教授指出，“三種學問綜合起來有助於全面揭示科學的本來面目，是從事現代科普工作的前提。”[4] 因此，科學傳播急需相關理論建設，要更新相關理念就必須從主要由這三個學科組成的科學文化研究中汲取養分。正如20世紀科學哲學經歷了從邏輯實證主義向曆史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轉變一樣，而科學傳播也應當完成類似的轉變。[5]近年來，國內科學傳播界關於科學普及與科學傳播的相關概念和理念之爭，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根本原因還是樸素的科學觀與來自科學文化研究的反思的科學觀的衝突，是樸素的科學傳播觀與反思的科學傳播觀之間的衝突。一般說來，堅持傳統科普理念的科學主義者，大多缺乏系統科學文化研究的教育背景，或者相關知識已經過於陳舊；而支持新的科學傳播理念的反科學主義者，大多是科學文化研究的專業人士。

對於前者而言，科學是其出發點，是其視野的基本框架，科學已經不是現實存在的活動和具體的知識信念，而是代表真理的理想規範，所以他們很難跳出科學藩籬之外對科學進行反思。對他們而言，真理已經在握，唯一需要關心的只是如何多快好省地傳播確定無疑的真理。他們也不需要對科學進行反思。而對於後者而言，科學是其研究的現實物件，不是象徵一切正面價值的褒義詞，跳出科學藩籬，對科學進行反思，是其專業研究的基本要求。故而，劉兵教授曾不無誇張地指出，一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在接觸到了最新人文研究成果之後，卻仍毫不動搖地堅持強科學主義立場，那就說明他還沒真正入門！[6]顯然，對於現代科學傳播而言，這一點尤其適用。超越科學主義，應該是科學傳播從樸素走向反思的關鍵。而科學文化研究則是實現這一轉變的必要理論資源。

科學傳播之所以如此需要科學文化研究，還在於今天反思的科學傳播不同于樸素的科學傳播，不再把科學當作普適的真理。科學不僅是對真理的追求，還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特殊形式的文化，它會涉及到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和運作，涉及到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從科學實踐哲學的角度看，現代化的過程是科學知識全面應用的過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按照實驗室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進行改造的過程。其中，不僅整個物質性的生態環境要按科學實踐所要求的進行改造，而且社會公眾也要進行相應的轉變和改造。這種重構不僅表現在知識、技術方面，而且更深刻地表現在態度、情感方面。因為實驗室外的公眾具有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現在面臨著標準化的重構。

這就是說，伴隨著知識的普及和傳播，同樣重要的是實驗室中權力關係的傳播和擴散。科學傳播本質上就是簡化和受控的微觀世界的擴展和延伸，涉及到以實驗室的權力關係作為範本來重塑整個社會。但由於科學知識及其應用的地方性特徵，來源於實驗室地方性的科學知識，應用到社會生活中的過程，既是一個去地方性的標準化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去標準化” 和“重新地方化”的過程。[7]

樸素的科學傳播基本上只強調來源於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權力關係應該按照實驗室的模式進行標準化，因此往往是獨斷的。而科學文化研究的成果則通過研究來自實驗室的科學知識的地方性，從而揭示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依此種知識標準化後帶來的文化衝擊及其負面作用。不僅如此，科學文化研究還可以展示科學知識在應用的過程中“去標準化”與“重新地方化”的可能與案例，促進科學的人性化利用。因此，在科學文化研究成果的理念指導下，反思的科學傳播是一種多元化的、開放的、民主協商的文化建設力量。

最近幾年，國內一些科學文化研究者進入科學傳播的理論研究領域，多有斬獲。多所高校的科學傳播專業依託科學文化研究機構成立[8]，本文寫作期間，科學文化研究的專業協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開始籌備成立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專業委員會，這可說是國內科學文化研究與科學傳播全面結合的標誌性舉措。從這些方面看來，我國科學傳播和普及事業已經進入了新的良性發展階段。


參考文獻：
[1]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著，蘭征譯，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97-102，218-223。
[2]吳岩，魂歸萬佛園，科學時報，2003-11-20。
[3]羅布麻，以科學的名義就要更講點科學精神，科學時報，2005-12-07。
[4]劉華傑，大科學時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報，2000-11-2。
[5] 柯文慧，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學術宣言，中華讀書報，2002-12-25。
[6]江曉原劉兵，布林迪厄：哲學家的科學觀，文匯讀書週報，2006-7-14。
[7]蔣勁松，科學實踐哲學視野中的科學傳播，科學學研究，2007（1），即將發表。
[8]莫揚，我國高校科學傳播專業建設現狀分析及建議，科普研究，2006（2），31-35。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Science Studies
Abstract: In 1975, 186 American leading scientists included 18 Nobel Prize Winners issued a statement against Astrology, accusing it as a kind of pseudoscientific superstition. But Paul Feyerabend criticized this action sharply. Through this and other related case stud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academic progress in Science studies which mainly included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ety of Science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impacts 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from oversimplified and outdated viewpoints of science, and the naive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reflexive one.
Key word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strology, Scientism, scientific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