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刊载于1997第17期总149期《中华英才》

文/苏 青，范 建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正式打响。刀光剑影的战场，高科技的武器，现代化的通讯……，每天这些都是他不断捕捉的电视画面和报刊信息。

东北某试验靶场。当经他之手问世的火控雷达引导着火箭弹、导弹呼啸着击中目标时，他便有了扬眉吐气的欣慰和自豪。此时，他会回忆起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的幸福情景。

人们尽可以夸耀这致敌于灭顶之灾的“霹窝火”，但并不一定都知道他的名字。国防科技保密的特殊需要，从来造就的都是默默奉献的人。

        他叫王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思忧忧，乐悠悠，万家忧乐在心头，“安居”规划筹。

 

        他魁梧健壮，颇有几分将军的风度。这样的外表，很难将他与儿女情长相联系。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暑假的一天，一场雨后，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公楼里，他与一位小女孩正在对活：“小家伙，送你两支自动铅笔，用它好好学习……”。小女孩贴着他的耳根说着悄悄话。若不是耳闻目睹，怎会相信一个繁忙的大学校长能够帮着照看他部下的孩子，并极有耐心地同孩子交谈。

        他爱孩子，曾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为学校附属小学捐款1000元，还资助一名延安地区家境贫困的儿童读书至今……。

        他平易近人，报社开“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座谈会”，特邀两院院士参加。院士们都很忙，记者挨个儿打了一圈电话，轮到王越院士却异常地痛快：“好的，这个会我一定参加，只是请你们照顾我先发言。”

        我们采访他的头一天晚上，他凌晨方睡。“一个学生夜间突然生病去世了。”他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孩子是去年从老区考来的，班上成绩最好。他家里很穷，是靠全村人凑钱才上的学。真可惜啊！我们应该为这样的贫困学生制定资助他们上学的有关政策。”他在深深地自责。

        王越是位善者，和他说话，他都认真地听，全无忙人、名人那种心不在焉打官腔的架式。对待工作，他极端认真、严格，不容许有任何的糊弄和草率。他批评人也是十分的严厉，无论是谁，出了错就要认错改错，决无情面可讲。

        王越关心群众有口皆碑。两年前，他从西安某雷达研究所调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校办的秘书去看青年教师住的筒子楼。拥挤的陋室，狭窄的过道，锅碗瓢盆奏出的杂音敲得他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年，学校工作会议上，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改善教职工的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安居工程”，并很快得到实施。

        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度过了两个春节，每个春节都搞得热热闹闹，别开生面。他邀请几十位院士及夫人到校，与本校的教授联谊，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1995年的联谊会上，由他倡议、28位院士联合签名，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交部上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海外留学人员子女的中文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以增强祖国对留学人员下一代的凝聚力。倡议书经新闻媒体传播，在海外留学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联谊活动最热闹的要数猜谜：“勾践(秋千格)——打一中科院院士姓名”。一会儿，院士们不约而同地喊出“王越”。于是，他就笑着抱拳走到台前，献上他的节目。记者问他的名字与越王勾践有没有联系，王越笑了。尽管是文字游戏，但生于吴越之地的他，孩提时代就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铭记在心。

 

亡国耻，民饥怨，国盛民强平生愿，誓献军工界。

 

      “我的名字与那悲惨的年代有关”。1932年4月，王越出生于江苏丹阳，那是“九一八”国耻日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是位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由于痛恨日本侵略者，有感于苦难年代的漫长，就给儿子取名王越，希望儿子早日越过这段灾难的年代，同时也是激励儿子超越自我，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

        抗战爆发后，王越全家搬迸天津的英国租界。出入租界经关卡每天都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亡国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一天，校长因为拒用日伪课本给学生讲课而惨遭暗杀。这使王越恨透了侵略者，并想方设法报复。一次，师生们被拉去为日本人修机场，他和小伙伴们就偷偷地接上水管往地下飞机库里灌水，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夜深人静，他帮着父亲把爱国青年悄悄地送往抗日的后方。父亲偷偷地把一面青天白日旗藏起来。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美好的明天。

15岁那年，父亲送他去上海念书，那时内战的炮火阻断了津浦铁路，于是他乘海船漂泊六七天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黄浦江畔停泊的一艘艘美国军舰，20万元金圆券换一个烧饼……。这使他的富国强民梦化为泡影。蒋介石煮豆燃萁、同室操戈的倒行逆施，使他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此时此刻，他忽然觉得父亲当年珍藏的那面青天白日旗是多么的可笑和可悲。

少年时代的王越喜欢兵器，迷上无线电。当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祖国的山川大地，当美国军舰耀武扬威于我国的领海江河，他就渴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强盛起来，自己将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

        新中国的建立为他实现这一心愿提供了机会。1950年，他考入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后转至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专攻雷达技术。军事院校的淘汰制近乎于残酷，学生一门功课不及格马上转业，中途生病缺课也无情淘汰。“这里没有怜悯，通过的学生个个都是高质量的。”王越把今天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大学6年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全班入学时有52人，毕业时仅剩25人，一半以上的人被淘汰。作为全班的佼佼者，他顺利地通过了一次次的筛选、淘汰关，并每每以才思出众而受到教师的赞扬。毕业后，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名中尉，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了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漫漫生涯。

 

千里眼，卫长空，卧薪尝胆屠巨龙，雷达立殊功。

 

        王越是我国著名的雷达系统专家，他曾先后任301系统总体设计师、201系统主管设计师、306系统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我国国产第一代岸炮雷达、第一部全晶体管化炮瞄雷达，都是以他为主设计的。为此，他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兵器工业功勋奖等奖励。

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由此探测出目标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它像一支“千里眼”护卫着祖国的蓝天。王越研制的各类雷达系统装备部队后，把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性能和水平提高了一步，缩短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七五”期间，在研制一种新型雷达时，王越用他建立起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国内外著名火控系统的发展，为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发展提供实践根据和实际检验方法。在他的主持下，运用随机服务理论在我国对空防卫系统中，建立了系统射击效能模型，并对雷达的重要参数和体制进行优化选择，首次实现了雷达、指挥仪两位一体设计方案，开创了我国防空火控系统发展的新道路。他还提出了很好的搜索跟踪和快速截获方案，使火控雷达系统的反应时速提高了一倍。

30多年火控雷达系统研究的工程实践，造就了他独具特色的设计思路。他提出以系统对抗的基本构思设计火控系统，在实践应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使火控系统性能大为提高。

        王越在山沟里当了13年某研究所所长，他注重研究所的整体化建设和科技水平的发展，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不图短期效益，不搞短期行为，为研究所的发展攒足技术后劲。他的奇思妙想使该所由只能研制单一型号产品的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成可同时担负多型号多项目及产品的研制任务，指令性项目与其它任务形式相结合，军品民品科研生产、开发与经营齐头并进的新型科研单位。

        或许是从那个任人宰割的耻辱年代走来，王越便有着勾践一般卧薪尝胆的大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我为主。”他说：“在高科技领域，要想获得尖端技术，即使有钱人家也不一定卖给你，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干。”在领导研制某项重要国防产品项目时，他力排众议，提出了走功能研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反对一味跟随国外的设计道路。他的这一设计思想和研制思路，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首肯并起到良好效果。

        对待工作，王越有一句口头禅“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不想得到的却悄悄地来”。他参加工作不久，厂里有一项产品设计改进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是块硬骨头，王越却偏偏接了过来。他裹着皮大衣几次到大冰箱里观察实验情况，连着加班，半夜两点才回家。当时厂长说：“王越，厂里能不能全面完成任务就看你的产品了”。于是，他们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是整夜灯火通明。厂长怕累坏了大家，每天送来一桶红烧肉，专门犒劳王越和他的伙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好转，这种金贵的食物实在是难得，可累坏了的王越一班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就这样，硬骨头终于被啃下，任务最终提前完成。接着，他又带着一支队伍到东北的基地进行实验，一千就是4个月。

蓝天翱翔的国产战鹰首次装上了国产火控雷达，那就是王越的功劳。王越因此当选为全国青联四届二次大会代表。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奖，兵器工业“学铁人标兵”，陕西省科技精英 ……，可他从不居功自傲。

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敢想敢做，与人真诚合作。在技术第一线，他常常和大家泡在一起，久而久之，大伙和他的距离就近了；这个领导原来挺在行，在他手下干舒心畅快；这位合作者确实诚心诚意，凡事都主动替别人着想；这位领导还真仗义，再大的责任他都勇于承担。

王越是两院院士，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有人认为这是他走运，碰到了好机会。其实，机遇对谁都是平等的。一个人如果怕苦怕累，畏首畏脚，或是瞻前顾后，即使有机遇，也会与他擦肩而过，他也就不可能交上好运。王越认为，无论干什么事情，“为自己想得太多，盘算得太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经常这样比喻：“白菜心固然好吃，可你想要吃到菜心，首先就得先吃白菜帮。”

       为了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王越常常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设计方案，一些重要军工项目常常折腾得他思考好几个月。人影消瘦，愁肠苦断。这便更增添了他成功后的喜悦。

    为祝贺他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前段时间有朋友赠诗一首：学富五车谦为上，开物成务自能强。长官科技兴邦国，曾以步勇守封疆。青春做伴研兵戈，白首依旧育栋梁。等闲学海衔两院，再厉北工铸辉煌。

 

抓改革，育栋梁，科技文化兴国邦，放眼铸辉煌。

 

        仕途与业务，王越更看中后者。当年领导叫他干研究所所长，竟使他几天睡不着觉。总工、副总他都愿意干，就是这行政的“长”让他发怵。然而，世上许多事，你越是不想就越有你的份，当年兵器行业最年轻技术人员出身的研究所所长最终还是落在了王越的头上。当组织上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这副重担交给他时，他思考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回他没有多犹豫：还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事呢？没说的，干！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1940年诞生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建校55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总理、部长和将军40余人，培育了成百上千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造就了一代名扬海内外的企业家。

       1940年9月，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窑洞前举行开学典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宣告：“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通才”。于是，王越把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等老一辈院长以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一大批技术干部的办学经验铭记在了心头。为此，他和学校其他十几位领导组成了新一届的北京理工大学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

       刚到学校那阵，校园里正刮着经商风，本是书声朗朗的校园，一下子摆起了地摊，建起了饮食一条街。对此，他坚决反对，不允许玷污这神圣的育人殿堂，贻害青年学子纯真的心灵。有人就用搞市场经济作挡箭牌，这越王之剑便挥斩过去：“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是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帅才和将才，不是摆摊子做买卖。”于是，校党委一道命令，饮食一条街销声匿迹，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出国访问，王越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少留学人员学成后滞留不归？在美国的近十所大学，他会见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发现，留学生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也即留学人员回国后，其子女在就学、升学、适应国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是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促成他和28位院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的缘由。“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他们回国安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对此，王越感慨道：“过去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留学生住房及待遇等生活硬件的改善，而未注意他们精神负担的消除，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北京理工大学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在“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中。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抓了办学机制的转变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成立了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扩大了与海内外许多高校、单位、团体的合作友好关系。

       1995年8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北京理工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预备立项申请。王越校长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起，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把北京理工大学基本建成具有军民结合特色，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211工程’的启动，使我们学校迈出了向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进军的新历程。”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王越在多种场合下倡导他“培养帅才、将才”的主张。于是，跨世纪德育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学科建设在扎扎实实地开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产业……，一系列工作在等待和呼唤着王越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

1995年9月24日，是北京理工大学建校55周年的喜庆日子。站在主席台上，王越为学校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明天的奋斗目标深感责任重大。他满怀豪情致词，并即兴赋诗言志：

科教兴国春常在，建设改革两相长。

求实创新生气盛，团结勤奋力更强。

科学文化毋偏废，素质能力育栋梁。

往过光荣留青史，再接再厉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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