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吉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化学家唐敖庆院士逝世，享年93岁。这使我想起了16年前我和我的领导陆叔云对唐先生的一次采访。采访大约是在1992年9月，采访稿由我执笔，刊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刊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5期上。现将原稿转载如下，以表我对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的怀念和追思。

 

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自己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唐敖庆教授

 

本刊记者  陆叔云  苏青

 

    采访唐敖庆教授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心愿。这位卓越的教育家、科学家，无论作为博士生导师，还是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在我们刊物上与读者谈谈他对当前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这一热门话题的看法，自然都是众望所归。

     7月2日上午，唐先生满足了我们的心愿，于百忙中抽时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唐先生和蔼、热情的话语，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访谈很快切入正题。年逾七旬的唐教授思维敏捷、条理清晰，我们的话题从如何评价我国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说开了。

 

    “我国的硕士生质量肯定比美国高，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夸耀的理由”

    当记者请唐先生把我国培养的研究生与发达国家培养的研究生相比较时，唐先生用肯定的语气说：“研究生的水平可以通过课程和论文来衡量。毫无疑问，我国培养的硕士生质量肯定比美国的高。因为我们国家对硕士生既有课程的要求，同时还有论文的要求，硕士生学习期间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训练。而美国则不然，他们的硕士生通常只有课程的要求，没有论文的要求；即使做论文，论文的比重一般也很低。”

    “我们国家对硕士生论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在建立学位制度时就确定了的。因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以培养硕士生为主。建立论文与课程并重的硕士生培养方针，这是确保我们研究生培养质量，确立我国学位声誉的重要保障。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培养的硕士生质量是高的。”

    “但是，”唐先生话锋一转：“我国硕士生的质量比美国的高，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夸耀的理由。要知道，硕士学位在美国只是一种过渡学位，带有一点安慰性质，常常授予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失败者。美国的学位制度已经有了一两百年的历史，它的重点是放在博士生教育上，我们衡量它的学位水平也应该看它培养的博士的水平，而不应该过多地拿我们的硕士学位与美国的硕士学位进行比较。”

    “我曾经设想过，我国的高等教育合理的结构应该是，每10个毕业大学生中应该有一个考上硕士研究生，每10个硕士毕业生中就应该有一个考上博士生。当然，这两个十分之一的目标得逐步实现。在学位制度建立初期，我们首先抓的是硕士生培养，到一定时期再狠抓博士生的培养。现在，博士生越来越多了，是到了认真抓博士生培养的时候了。”

唐敖庆教授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到博士生教育上来了，他认为：

 

“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中等水平，与他们的最大差距在课程上”

    唐敖庆教授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他和王瑞銑、李政道、朱光亚等年轻学者，作为助手随同我国当时的知名学者曾昭伦教授、华罗庚教授、吴大猷教授赴美考察原子能，尔后经推荐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博期间，他以化学为主攻方向，选修了大量的数学课程，这为他今后攀登理论化学高峰打下了坚实而宽厚的基础。

    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深刻了解，加上指导研究生的切身经历，唐先生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课程设置缺乏像硕士生培养方案那样的硬性规定，博士生学的课程太少，知识面不宽，基础打得不牢。他说：“我在哥仑比亚大学学习时，读硕士学位修了80多个学分，读博士学位还要修30多个学分，课程总门数近20门。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既有主课要求，还有副课要求。我是学化学的，除规定的40多个学分的化学课程外，至少还要选修20个学分的或物理或数学或生物课程，我当时选的是数学，修了30多个学分。”

    扎实的理论基础为唐教授在科学领域翱翔安上了丰厚的羽翼，1950年回国后，年富力强的他从此如鱼得水，开始了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历程。他先后在量子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留学期间选修的大量数学课程此时也成了他解决难题的有利工具。为此，目前担任着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博士生导师的唐先生感慨道：“美国在博士生课程的设置上目前又有了加强。我的一个孩子1986年留美学习计算机，很快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据他介绍，他攻博期间学了17门课，这17门课中相当一部分国内是开不出来的，即使勉强开出，内容也比美国的老化多了。在这方面，应用学科的差距更为明显。”

    记者告之唐先生，在博士生课程设置问题上，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导师不主张给博士生开设过多的课程，他们认为很多知识博士生完全可以自学，而且博士生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学习能力。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唐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

“博士生课程设置的意见分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对待课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做法是不相同的，欧洲国家也不太重视博士生的课程设置，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对的。今天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美国取得的经济和科技成就，都说明了它的这种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模式优于欧洲国家。三四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留学人员分别赴美国和欧洲学习，不同的学习经历也就决定了今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我自己的体会是，课程，教师讲和自己自学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何况我们的博士生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外，就没有几门课程了，这是很不利于博士生打基础的。知识面宽一点当然好，对研究生毕业后发展有利。现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借鉴美国的做法，慢慢重视起课程来了。”

 

    “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要发展，但要有一个发育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

     在谈到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时，唐敖庆教授认为：“新兴学科，如微电子学、激光、生物工程等需要大力发展，这些学科代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发展新兴学科，抓好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这对我国高科技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新兴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有的可以出国培养，有的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智力在国内培养，但更主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培养。”

     说到这，唐先生显出了一丝忧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持慎重的态度。现在有不少人主张，既然要大力发展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那就应该在这些学科多设博士点，多批博士生导师。这种意见我是不赞同的。相对而言，我们的新兴学科还是落后的，很多新兴学科的课程还开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积蓄力量，不要忙于大量设置博士点，增加博士生导师，放松了对博士生的质量要求，做拔苗助长的事情。”

    其实，吉林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史，已经为唐教授的这番话作了最好的注释。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唐教授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到长春市支援东北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化学家蔡镏生教授、关实之教授、陶慰荪教授通力合作，创建吉林大学化学系。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30多年的艰苦努力，吉大化学系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最终跻身于国内先进行列，并在国际上确立了应有的学术地位。

唐先生认为：“新兴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先从硕士点搞起，努力培育它、促进它，用建立博士点的标准要求它。等到质量上去、学科发展成熟后，建立博士点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做到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从此走上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为学位制度建立的参与者，作为新旧社会两种教育制度的见证人，唐先生自豪地说：“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育历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我们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应该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走自已的路。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上的独立自主问题，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只能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辅助方式。事实上，自创立学位制度至今，我国已经培养了20余万硕士生、8000余名博士生，毕业研究生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高级专门人才。”

已逾古稀的唐教授记忆力惊人，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一串数字：“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个博士点、5400多位博士生导师、16000多位教授，这是很可观的一股培养力量。我们的基础学科实力雄厚，能大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高级专门人才，新兴学科高级专门人才也要逐步做到立足国内培养。”

    唐先生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3年，从那时到1966年，他先后指导过物质结构、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方面的20多个研究生。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和其他知名学者一道通过办进修班、学术讨论班等形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一代宗师，唐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学部委员，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学术领导人。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唐教授焕发了青春，为培养研究生竭智尽力，共招收了30多名硕士生、20多位博士生，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就有14人之多。

     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唐先生以极大鼓舞，他激动地说：“小平同志讲话后，形势一片大好，各省市为求自身的发展已经表示出大量需要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愿望，这给我们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作为研究生导师，深感任重而道远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教授1986年离开了担任多年的吉林大学校长职位，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目前由于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担任基金会的名誉主任。当记者问及基金会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时，唐主任用数据和事实作了回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1986年2月成立，6年多来，基金会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基金会每年资助约10000个项目，资助的人数有80000人，其中研究生就有20000人，占去了四分之一。基金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起作用。一是研究生导师通过申请基金获得经费，以弥补研究生培养费用的不足，改善研究生的培养条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目前，我们博士生、硕士生每年的培养经费分别为1500元和1200元，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做实验、加工材料、出差调研、参加学术会议、复印论文等，都要花费很多钱，现有的培养经费远远不够。基金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唐先生顿了一会，接着说：“另一方面，基金会还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专门用于资助35岁以下获博士学位或已经具有中级职称的青年学术骨干。这项基金是1987年设立的，在所有项目的基金里，它的增长速度最快。”唐老很快给我们拿出了这方面的数据：青年科学基金起步的当年，资助了97个项目，资助额342.52万元；1988年资助170项，533.91万元；1989年290项，861.50万元；1990年410项，1200万元；1991年1472项，1548.76万元；1992年的工作还未全面展开，预计资助总额将达2200万元，占全部基金总额的十分之一。

唐教授强调：“基金会就是要把培养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放在重要的位置，青年科学基金这几年大幅度的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人。”

 

   “应该切实改善研究生的待遇，给学位获得者以荣誉感”

    采访快结束时，唐教授希望通过我们刊物呼吁改善研究生的待遇。老先生激动地说：“目前许多年轻人不愿报考研究生，其中很大原因是研究生待遇太低。提高研究生的待遇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就学研究生的待遇，改善他们学习期间的生活条件；二是提高毕业研究生的待遇，让读研究生、获学位者与没有读研究生的待遇有明显的区别。应该给学位获得者以荣誉感，鼓励年轻人上进。可以试行学位津贴制，比如，获得博士学位者发给50元津贴，获硕士学位者发30元津贴。总之，耍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望着老先生满头的白发，聆听着老先生发自肺腑的话语，我们感动不已。唐教授功成名就，享誉中外，但仍念念不忘提携后人，竭力为改善青年学子的工作、生活条件鼓与呼。这不正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尚品德、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嘛！

告别唐敖庆教授，骑车行走在大街上，一轮骄阳正午当空。我们忽然觉得，祖国的研究生教育不也如同这高照的艳阳，正不断放射出蓬勃的异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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