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呼,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晓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 美、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者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自认为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的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对家长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对学生的好心反而阻碍他们发展。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誉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比如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老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学的差别。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就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一个学校如果教学深广度不能超过标准教科书很多,其教育优势就可以被学生自我发展所超越 。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的,如果学生自己能读,而且读出门道来,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大学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师。

　　对于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的多,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个大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很多的进步才能赶上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但是注意,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也许可以提供比科学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情况的情况是: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对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免跟不称职的老师做研究生。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诱惑。在咨询时,明确知道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研究生的名单,要靠自己根据专业咨询。而且, 并不能保证自己学校的老师会客观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里读研究生:有些大学老师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却出于私心不告诉学生。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总体被评为第一,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后面,学生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参加评审的大学教授有多差:要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他们对科学院过去几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他们知道而不客观地评价。过去4年,全国大学里面在生命科学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国际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总和,有可能不能超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个所,更不太可能超过包含有多个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如果大学生咨询的是搞不清楚这样情况的大学老师,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中国也在变化

　　有些家长和学生以为如果今后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找工作,它们都很重视应聘人员曾经就学的学校一般名声。实际上,这也是过时的老皇历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几个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在聘任教授时,重视的也是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记录和潜力),而学校名声已经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学教育情况,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在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和中国其它主要机构,这些年都希望学术进步,所以它们对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些学校在碰到看不懂论文质量的时候,就看重刊发其论文的杂志名称,照样不看重应聘者所毕业的大学。我相信其它一些学科也是同样情况。所以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过分看重大学名声,对于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明智。

　　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以专业全美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级教学为主的老师出的考题,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本身就是问题。我相信,中国有些学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种竞赛里面是难以反映出来的,甚至可能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说明,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曾经就读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专门折磨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人,我也曾经当面指出他们这样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在华人交流场合,我被问到关于大学的时候不少。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折磨他来看这篇作文。

　　2004年3月7日

　　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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