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可以做的范围，自然是做。自己掌管的行政和资源，自己的教学，自己的实验室，都只要做好工作，无需多说。
 

不过，在中国有很多掌控行政和资源者做的很少、做的不对，这样，有可能出现：做好的与没做的、做不好的看不出差别，至少从外界看来。
 

也许，以后考虑，有些可推广的事情，需要有时说说。
 

自己不掌控的，而知道情况、并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如果人家实在无理而且抵制和压制，只好以说的形式来批评。
 

风气的形成和舆论关系很大，不说不可能改变。
 

人家能力有限的，我都不说，也就不可能公开批评。如果这些要说，那真是每天都要说了。
 

人家可能接受意见、或确实有情有可原的困难，我也不公开说。包括我参与过一些单位和一些评审，只要还有从内部改的机会，我就不在外面说。
 

有些事情，虽然有问题，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改，我坚决不批评他人。比如，高考有弊端，不过，如何改，没人能提出可以克服中国文化带来的困境，批评教育部是白搭，因为高考的问题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整个社会的偏见，迄今各种提议都不能比高考更好。
 

所以，以“说”的形式来批评的事情，是我知道和思考过的极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