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丹红

 

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教授等之后，在国际上成名后、壮年阶段全时回国的两位讲席教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近几十年在海外成为助理教授后回国的，人数不到30人，成为副教授后回国的，不到20人。两位讲席教授回国，说明我国吸引人才的能力显著提高，他们都还在壮年期，至少还有20年可以为国家工作。

 

最近，有人以饶毅在回国两个月内就全部关闭了在美国的实验室为由，质疑施一公全职回国的真实性。质疑者以在普林斯顿大学官方网页上仍有施一公实验室的介绍，以及施一公最近获得了2008年度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会（HHMI）研究员等为理由，对施一公全职回国表示怀疑。

 

一番辗转，记者联系到当事人之一的饶毅教授，请他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饶毅：通常，教授回国和一般的初级研究人员、学生回国不一样。教授回国要处理好自己实验室的经费、学生以及和学校的关系等问题，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我是特例，我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经费和学生基本上转到我妻子吴瑛的实验室。但一般来说，教授的妻子不会正好与他在同一个系做教授。因此，我能很快安排好以前实验室的事务是特殊情况。不能以我为标准来要求其他教授。

 

 

饶毅：他回清华是非常好的事情。在考虑回国时，我们几个相熟的朋友交流过。最后，先下决心的是我们俩，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回国。

 

施一公是世界杰出的结构生物学家。他回国不仅会推动我国结构生物学和清华大学的发展，也可以影响更多的学科、机构和人。我们应该非常支持、爱护像他这样优秀的科学家。

 

作为对照，普林斯顿大学一定想方设法地挽留他，其他美国大学也会非常热忱地竞争他。我们国内的竞争条件比不上美国，如果不信任他、感情上不对他热情诚恳，那就更不能吸引他。

 

《科学时报》：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教授回国为什么需要过渡期吗？
 

饶毅：教授回国和博士或博士后回国的程序很不一样。博士或博士后回国，自己一个人回国就是了，不存在处理实验室等其他事情。而作为一个实验室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要对实验室里的人负责，不是简单的工作交接，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果教授马上关门，他对实验室的人就是不负责任。

 

因此，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我们的教育界，要吸引优秀的科学家回国，在细节上也要考虑周到，依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饶毅：我是特例，不能成为常规。我回国前，往来中国12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支持我好几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已经建成，所以转回北京可以很快。但是要在北大新建实验室就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

 

在我回国之前，我已经将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博士后都安排好了，他们或者是去其他实验室，或者是到我妻子吴瑛的实验室。我的研究经费也都转给她的实验室。当然，她自己还有学生和自己的经费，指导这些工作人员和管理经费，她都有丰富经验。所以我回国对我实验室原来的人没有很大冲击，也有相当多的缓冲余地，因此不会对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对于西北大学来说，我的研究经费都还在同一个系里，所以学校和系没有损失研究经费。

 

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接受。但是，其他教授回国，不能以我这两个月做标准，得给他们时间。我们国家的老师和同学应该宽容。特别是不要因为不清楚个人、实验室、学校多方责任和利益，把一些事情搞混了。

 

 

饶毅：这很简单，我不用问他，就可以设想。首先，他实验室的人需要安排好；其次，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大学的利益也一定尽力挽留他，不能挽留也希望他在名义上兼职。

 

2004年，我离开华盛顿大学到西北大学。当华盛顿大学看留不住我的时候，就希望我做兼职教授，这样我可以继续名义上用还在华盛顿大学、没有转到西北大学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在美国学校之间转，经费需要一点时间。从华盛顿大学的角度，转我的经费越慢，对华盛顿大学越好，因为凡是在一个大学用的国家来源的经费，这个大学就成比例地获得管理经费（所谓overhead 或者indirect cost）。教授如果不用、少用国家的经费，国家经费本来附带的管理经费就不能给这个大学。华盛顿大学也不会给我双份工资，让我有兼职头衔，只是有利于大学继续使用以前的经费，NIH才允许这样做。

 

我不仅自己有过在美国转学校的经历，而且做过西北大学教授招聘委员会主席，更能设身处地考虑这类事情。施一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还有尚未毕业的博士生，还有多项NIH经费，普林斯顿大学当然会尽力挽留他，即使他要回清华，大学也希望他以兼职的身份，带完这里的学生，并处理好相关经费。这与他全职回清华工作不矛盾。

 

我相信，正如我当时离开华盛顿大学后一样，兼职没有工资，普林斯顿也不会给他工资。

 

 

饶毅：我不代表他。但是就我在美国转学校的经验和美国怎么对待教授的体会，结合我对施一公的了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他在清华全时工作，清华和普林斯顿肯定都清楚。肯定只有一边给他工资。所以，对于教授来说，这就是全职回国了。在美国做教授很长时间的人，这些原则都很清楚。

 

施一公在中国的实验室刚刚开始，以前在美国实验室的人员又较多，所以当然应该让他有时间处理好两边的衔接。他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我相信他会处理好这些事务和关系。而且，他在美国有那么好的基础，处理好这些关系，也非常有利于今后中美双边的交流与合作。

 

我最近读了聂力写的《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谈到20世纪60年代初，聂帅主持“两弹一星”工作时，对王淦昌等大批回国科技人员的指示：“你们这些科学家以后还可以到国外去休养，顺便可以了解一些国外的情况。”当年中国条件很差，老一辈领导人对科学家很信任，而不是挑剔。

 

我们以后还希望更多的教授、博士后回国，不能因为教授和博士后回国的程序不同，对教授就更为苛刻。

 

 

饶毅：HHMI是美国极负盛名的非营利研究机构，每隔几年从全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提名人选中遴选出若干杰出的生命科学家成为HHMI研究员，为其提供研究支持和资助。今年5月27日，它公布了56位最新的HHMI研究员名单，施一公入选。这表明他是在国外一流机构非常受重视的杰出生物学家。清华大学争取到一位具有很高国际竞争力的人回来担当重任，对清华是好事，对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也是好事。

 

本次HHMI的申报和评选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与他2008年2月全职回国工作并不矛盾。施一公申请HHMI的时候，是想看能否将它带回中国。获得以后，他为此专门回美国与HHMI商谈将经费带回中国。结果HHMI没有同意，所以施一公已经拒绝接受HHMI。这对他是很大的损失，对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很大的损失。

 

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留美的几十万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水平的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研究经费和多项NIH经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我们中国学术界应摆脱社会上相互不信任的风气，如果对施一公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在放弃了许多国外优厚条件后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么就显得我们中国人彼此间太不信任了。

 

我希望能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所以我想说，相互多些理解、多些支持。

　

 《科学时报》 (2008-8-13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