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 施一公

 

国际上，生命科学突飞猛进，改善人类健康，带动多学科发展。

 

国际上，生物技术产业自七十年代以来已成相当规模，推动经济发展。

 

在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遇到了几个较明显的问题。部分存在于科学研究，更大的问题体现在应用的落后。

 

 

 目前中国科学界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发表论文的追求超过了对于研究内容本身的关注，论文的数量及其所发表刊物的SCI影响因子几乎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不仅局限于生命科学界，但因为生命科学论文的SCI指数和引用数相对比较高，导致这个症状较明显。这种趋势的后果就是科研人员倾向于追随国际研究热点，而不太敢于尝试具有一定风险的但可能影响巨大的开创性研究。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鼓励内行评价代替外行审核，这样才能重内容而轻形式；需要延长研究人员的有效研究生涯，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公关应酬时间；需要多方努力改进科研环境，鼓励创新性、前瞻性研究，力争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出现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在学科交叉急剧增加的时代，物理、数学、化学、信息、以及材料、工程学对生命科学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相对来说较少，为学科交叉所做的准备不足。目前学生培养的基础还比较局限，研究人员合作不够充分，学科交叉还有很大潜力待挖掘。

 

 

 生命科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带动一个产业专门发明、研制、生产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方法、仪器、及试剂，如此不仅为世界科学做贡献，也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促进所在国家的经济。在科学方法和技术方面，中国不仅进步小，而且可能在退步。过去，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因为经费少，不得不依赖国产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研制、改进仪器和试剂。近年经费显著增多以后，大量购买进口仪器、试剂，不仅生产能力下降，维修能力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科学发展，不是刺激中国经济而是刺激外国经济：我们大量购买的贵重仪器和常规试剂基本全部由国外生产，国外某些品牌在中国市场呈垄断之势，后果是进一步抑制了本国相关领域的生产制造业。

 

另一方面，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也抑制了本国的技术开发。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我国当年热衷基因组研究，购买了大量昂贵的国外仪器、试剂，我们却只在做技术员性质为主的测序工作。国外的基因组研究带动了深层测序、个体基因组测序等技术上的飞跃，促进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以及相关实验仪器的发明制造，而中国却始终局限于高价购买国外现有仪器，从事缺乏科技含量的实验操作，不仅没有赶上国际水平，相对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特别支持有开创性的技术发明和发展的工作，让相应的人才不为一时发表论文而丧失做出重要发明的机会，让重要的发明得到比一般论文更大而长久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应该鼓励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材料、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的交叉合作，促进生物产业的发展。

 

 

 生命科学在医药、农业、林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而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制药更是现代产业中重要的支柱之一。美国从七十年代起，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Genentech、Amgen等一批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生物制药是国际上最受投资人青睐的产业之一，一些产品比如来自辉瑞制药公司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年销售额就达一百二十多亿美元, 超过我国很多城市的市政收入。

 

与国际上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生命科学拥有自主专利产权的应用很少，生物产业发展缓慢，没有对国民经济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没有为人民健康带来真正的福祉。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缺乏对国家经济的推动。打着高科技口号的企业、产品很多，但它们基本没有真正的有科技含量的研发部门。最糟糕的是，当今社会过度容忍所谓的营养保健品，相当一批企业投其所好大力推出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的营养保健品。诸如脑白金、脑黄金、核酸产品这些没有任何科学研究依据的所谓生物保健品居然畅销全国。对于国家来说，依靠这样的保健产品获得“利税”，充其量是增加一种直接从民众口袋里获取税收的机制，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对一般人来说，营养保健品也许是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东西，但是对于我国生物产业而言，营养保健品则不愧为一剂毒药，因为企业见无效、极低成本的东西借助铺天盖地的广告、夸大其词的促销、和所谓专家推荐可以大行其道，牟取暴利，就宁可把资金花在广告上，也不愿投资做踏踏实实的研发，做出有科技含量的真产品。生物技术产业在中国落后世界多年后仍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缺乏对人民健康应该有的回馈。中国生命科学尚未满足技术上可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例如，诊断遗传导致的疾病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国外的研究已经发现相当多遗传病的基因，也确定了外国人群发病的DNA变异。如果能确定中国人群发病的DNA变异，就可以大规模诊断这些病，如果产前诊断得法，就可能有效地降低发病率及提前制定防病措施。但是，在国外已建立诊断标准多年后，我国仍然缺少确定常见遗传病的分子诊断标准。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上所述之外，还包括科学家致力于发现新基因而对人民健康有益的应用研究没有充分认识，可能还与政府有关部门缺少相应的政策引导有一定关系。

 

没有很好的应用，还造成了人才培养供过于求。虽然少数学校如北大生物系过去30年本科生数量几乎没有改变，但全国范围内生命科学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学生毕业后不可能都做教授和研究员。只有生物技术产业需要人，只有其他应用领域需要人，培养的学生才会学以致用，为社会服务。但是，因为国内工作市场需求不多，其中特别是生物产业领域需求低，导致我国培养的生命科学人才就业困难，学非所用，而名校毕业生则只能以出国为主。

 

没有医药和生物技术等应用领域的起飞，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社会、对人民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