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江晓原，刘兵

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4期

《天涯芳草》，劉華傑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飛鳥天堂》，（美）奧杜邦著，帥淩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走獸天下》，（美）奧杜邦著，蔣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植物學通信》，（法）讓-雅克·盧梭著，熊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以上四種系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沙發圖書館·博物誌”叢書首批）

　　□　博物學家奧杜邦被稱為“一個鳥人”，現在我聽說你家中也有一個鳥人了，這想必讓你對這套書別有一番喜愛吧？

　　但我不是鳥人，也不是“獸人”，所以奧杜邦的這兩種書沒有讓我太興奮——當然我還是非常樂意把玩它們。這套書讓我興奮的是另外兩種：《天涯芳草》和《植物學通信》。首先是看到我們的朋友劉華傑教授如今已經和盧梭、奧杜邦“比肩而立”，看到他由業余愛好迅速向“專業水準”邁進，真不枉了他數年“拈花惹草”之功。其次是看到盧梭那被他的哲學和政治著作所遮蔽的博物情懷，在這本《植物學通信》中盡情展露，也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

　　以前我見過一本相當奇特的書，名曰《看草》（何頻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是一個對草木情有獨鐘的人一天天對周圍環境中草木的觀察日記。書前序中引用了王國維的話“一切景語皆情語”，我認為也可以移用到華傑的《天涯芳草》上。當然華傑的立意更高，視野也更寬廣，但那種對草木的情懷，則有相同之處。

　　這種情懷，我無以名之，感覺只有男女戀情差能近之。那種對草木一花一蕊的細膩觀察，那種“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敏感和欣喜，恐怕只有經歷過熱戀的人方能想象——就如愛人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能喚起美的感受和親近的衝動。“一切景語皆情語”不也有點這樣的意思嗎？



■　我家現在確實也有個“鳥人”，那就是我女兒。只因為在她小時候，我帶她參加“自然之友”的觀鳥活動，雖然我對於觀鳥這樣的博物類活動實在不在行，經常會在觀鳥時說出像“看，那只大尾巴鳥”這樣讓觀鳥迷們笑話的外行話，但漸漸地，卻培養出了女兒對於觀鳥的超級興趣，而且，似乎在那些“鳥友”中，還算是認鳥較多的行家呢，有時甚至會被請去客串帶帶觀鳥的旅遊團。她對於那兩本奧杜邦的書，特別是《飛鳥天堂》，倒是更有興趣，而且早就知道奧杜邦的書繪圖精致。

而你說的我們的朋友，近年來一直在身體力行地倡導博物學的北京大學教授劉華傑，首先倒是位“植物人”，即以熱愛觀察博物而聞名，甚至自己還出版了好幾本有關植物的圖文書。這次，在這套叢書中的《天涯芳草》，就是其最新的一本了，盡管他的博物興趣又遠不止植物，近來也開始看鳥，並開始收集貝殼，想來再過些年，也許我們還會讀到他有關貝殼的書呢。

不過，這裏談觀鳥也罷，觀察植物也罷，收集貝殼也罷，其背後，卻都有著一種可以稱之為“博物”的情懷。按照你上面說的那種將對自然的熱愛與戀人間的眷戀相類比的感受來看，那種博物情懷顯然是非常自然和美好的，但也正如劉華傑教授所做的，除了像一般有博物傾向的自然觀察愛好者們親身的觀察、體驗、欣賞、享受以及陶冶之外，這背後還有一種更為哲學化的理論支撐，即所謂的博物學傳統在當代的特殊意義與價值。而前不久，你、我和劉華傑三人為《我們的科學文化》（7）所做的關於博物學編史學的談話，也正是這種更理論性的工作。



　　□　這個現象非常有意思。從“拈花惹草”、“尋花問柳”的業余愛好，看到背後的博物情懷，本身已經是某種升華，但是從博物情懷再上升到“科學編史學的博物學新綱領”，那可就是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創新了——很抱歉我不得不在最正常的意義上使用了這個你非常討厭的詞匯。沒有足夠的哲學素養，沒有足夠的學術積累，那是“想”不出來的。記得以前劉華傑被人指責為“浮躁”，華傑曾回擊說：你也“浮躁”一個給我看看？你看，現在他又“浮躁”出科學編史學的新綱領來了！

　　這裏我想可以先透露一下這個新綱領目前的表述文本：

　　以人類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生存為基本價值，中興博物學，重寫科學史。

盡管華傑提出的這個新綱領還只是理論上的雛形，但是我感覺這個新綱領是富有生命力的，我非常期待在這個新綱領下寫出來的新科學史著作——希望華傑、你我以及贊成這一新綱領的其他朋友，能夠早日開始動手進行這項工作。

　　讓我們還是回到這四本書上來。

　　華傑的《天涯芳草》裏當然不會談論科學編史學的新綱領——那畢竟太枯燥了，《天涯芳草》書如其名，充滿了植物知識、博物情懷、審美情趣，非常親切，非常好讀。肯定會得到植物愛好者的青眼。

　　盧梭的《植物學通信》倒是有一點我們今天的“科普”味道——收信人德萊賽爾夫人是一位富有的銀行家的年輕妻子，盧梭稱她為“親愛的表妹”。他以通信的形式向她講解當時的植物學常識和基本概念及術語，當然也不忘記穿插一些男人的甜言蜜語，諸如“美麗的表妹正忙著用放大鏡觀察一堆美麗的花兒，而她本人比起那些花兒來還要鮮艷、明媚和美麗一百倍呢”之類。書中還有許多盧梭在信中談到的植物彩圖。當然，盡管盧梭曾在《懺悔盧》中聲稱自己“有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植物學家，但事實上他在迄今為止的植物學史上並無地位。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盧梭的植物學只能算業余愛好。他之所以一生對植物學念念不忘，也許和當時植物學是非常熱門的“顯學”有關。

　　相對有些遺憾的是奧杜邦的《飛鳥天堂》和《走獸天下》，兩書此次的中譯本都對原書的文字部分大施斧鉞——前者刪去了原來的文字，代之以“根據今天的專業書籍編寫而成”的簡要說明文字；後者則只在原書文字中摘譯了“較具科學性的描述”。看來“科學主義綱領”仍然支配著這兩書的編輯方針。



■　你其實談到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所謂“科學編史學的博物學新綱領”，這涉及到從科學中的博物傳統來看科學史的專業研究，對此我們可以後面再來討論。其二，是就這具體的四本書來看有關博物學的觀察與實踐的問題。

　　這四本書放在一起出版，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組合。奧杜邦的《飛鳥天堂》和《走獸天下》本是這個領域中的經典作品。它們具有著雙重的屬性。首先，它們可以被認為具有某種研究的性質，是基於作者十多年的野外觀察而寫成的，其繪圖的風格，也相應地成為經典的一種，雖然，在現在膠片和數碼攝影如此發達的今天，許多人對這種手繪的動物和植物圖譜也許會有不同的評價，但它們顯然具有著如今現代化的記錄手段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某些有科學價值、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內容。這本應該是博物學傳統中很有人文內涵的東西。而我同意你所說的，國內出版的這兩本書對原來文字的刪節，確實是一種遺憾，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受“科學主義”影響的意味。

　　其次，這兩本書的意義又不僅限於那種專業研究的科學，而是在公眾對於博物學體驗的意義上同樣有著重要的價值。雖然這兩本奧杜邦的作品在國內是首次出版，但我那個愛做“鳥人”的女兒，居然也先就知道奧杜邦的書及其特殊的風格。這樣的書，作為公眾進行博物觀察（觀鳥、觀獸）可參考的圖鑒，也是非常有用的。只是，與我在國外書店留下的印象相比，我們這裏出版的這樣的圖鑒從品種和數量上講都實在是太少了。

　　當然，就一種博物學傳統所具有的特點而言，那些專業的研究與非專業的公眾的博物學觀察體驗，其間的界限，又是很難截然劃分開的。

　　在《天涯芳草》一書由王文采院士所寫的序中，稱劉華傑為“業余植物學家”，而劉華傑教授本人，在許多場合，當然也是在我們經常談論的某種特定語境中，略有自嘲的經常稱自己是“民間植物學家”。但這兩種說法之間，如果去掉人們經常基於對科學的專業化的崇拜而加之於“民科”之上的某種貶義，其實在含義上差別並不大，並且同樣體現出了前面所說的在博物學傳統中這種非常特殊的特點，即專業與業余研究的某種重疊。我覺得，在劉華傑所寫的諸多植物學文章和著作中，也都體現出了這種二重性，即有享受對自然的觀察、娛樂自我、面向公眾傳播的意味，也有某種博物研究的意味。



　　□　從這四本書出發，又可以引導到公眾參與這種博物學觀察體驗活動的意義。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並非每個學科都可以稿“公眾參與”的。據我的觀察，這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專業門檻不能太高，太高了使公眾無法入手，比如高能物理，公眾沒有實驗設備，根本無法參與；即使是理論物理，因為要求的數理訓練難度很大，公眾也無法參與。二是必須有一定的觀賞價值，才能吸引公眾參與——公眾參與中或多或少總是帶有某種娛樂成分的，如果枯燥乏味，也無法吸引公眾參與其中。

　　如果要求以上兩條同時具備，能夠入選的學科就寥寥無幾了。天文學到今天仍然可以算一個，因為它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業余用望遠鏡找找小行星之類，專業門檻也不算太高，當然要想參與到“主流”方向，比如天體物理學的前沿，那公眾就無能為力了。植物學、鳥類學這兩門學科，它們恰恰是既有觀賞價值，專業門檻也不是太高，所以仍然適合公眾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院士稱華傑“業余植物學家”，非但沒有貶義，他還是當作一個褒義詞來使用的。令愛之樂為“鳥人”，也是公眾參與的實例之一。

　　從這個最基礎的觀察出發，如果要再“上升”一點的話，那上面所例舉的適合公眾參與的幾種活動，觀賞植物、觀鳥、觀天，都具有博物學色彩，都可以歸如你所說的“博物學觀察體驗活動”。

　　這種公眾參與的“博物學觀察體驗活動”的意義，除了娛樂、審美等方面的（許多參與者是被這些意義所吸引而加入的），我感到還有一些間接的、象征的意義。比如，類似華傑這樣的“業余”活動，特別是他這種活動成果的展示——《天涯芳草》的出版就是這樣的展示，一個很強的象征意義就是“公眾理解科學”。在這裏，華傑作為一個“公眾”，他非但理解而且參與了科學活動，讓大家看到科學應該是親切的、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而不只是奧林比斯山上眾神的遊戲。



　　■　這裏，我們就又回到了一個以前也討論過的老問題上來了。那就是：為什麽要科普？為什麽要公眾理解科學？

　　就公眾理解科學這個領域以及這門學科在國外的發展來看，其重要的起因之一，是因為在一些科學發達而且制度民主的國家，對於花納稅人的錢來發展科學，需要有納稅人（也即公眾）的支持和認可（當然這是通過一系列復雜的間接程序），而隨著早在幾十年前就出現了公眾對於科學的懷疑（其實那也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和沒有道理），科學家陣營意識到要讓公眾理解科學對於科學家們的重要性。雖然，後來這個領域中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觀念上的調整，也出現了對於以前傳統的對科學、對科學家以及對公眾的看法的修正，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註意到，即並沒有把讓公眾參與科學研究（註意，不是參與科學，而是參與科學研究）作為要點。

　　我們這裏講的科普，有我們這裏的某種意識形態背景，包括對科學的態度，對於公眾學習科學的意義（包括對自身發展和對社會及經濟的發展等），也都有著一些默認的假定。但除了在極其特殊的時期（如大躍進或“文革”期間）似乎也沒有特別把公眾進行科學研究作為科普的一個重要目標。這部分地，也同傳統中我們科普的主要內容有些關系，正如你剛講的，那種像天體物理學之類的“硬科學”或“精密科學”，隨著其研究內容的專業化、研究手段的現代化和研究群體的職業化，確實不怎麽適合作為非專業人員的公眾參與進行研究。但由於宣傳上的某些誤區，以及意識形態導向上的某種誤區，以這樣的科普為基礎造就的一大批“民科”，恰恰是在這種不理想的研究領域中活動。可以註意的是，在那些學科的研究中公眾參與的不合適，恰恰成為了專業科學家和“民科”之間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如果把科學的範圍擴大（只是擴大到博物學的範圍），我們會發現，博物學確實相對更適合公眾參與進行某些研究。但盡管如此，盡管博物學具有你說的同時滿足的讓公眾“參與”的兩個條件，在這裏我還是想強調，就科普而言，不宜過份地強調公眾參與研究。科普，或者公眾理解科學，本應有其另外的，而且是科學研究所不可替代的更重要的目標（比如對科學的監督、治理和社會文化的提升等）。

　　到了這裏，也許我們可以再展開談談博物學以及博物學傳統在當代的恢復，對於科學本身的重要意義了。



　　□　物理科學，或者說，那些需要精密觀測、實驗和數理工具的“硬科學”，已經大行其道幾個世紀了，21世紀正在大行其道的生物科學，也早已將博物學傳統遠遠拋棄在後面，變得越來越“硬”了。在這樣的氛圍中，博物學確實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遙遠，在許多人心目中它甚至已經不再是“科學”了。

　　在反對唯科學主義的思潮引導下，公眾對於“硬科學”那種冷冰冰的、無情而傲慢的面目（這種面目完全是科學主義造成的），反感自然會與日俱增，有思想的人士，也很自然會嘗試從現今“硬科學”以外的傳統中尋求思想資源，華傑近來關於“中興博物學”的呼喚和努力，正是這樣例子——而且我相信將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博物學傳統的式微，無論如何是一種損失。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同意拉卡托斯關於任何綱領都無法被判定為永遠喪失活力的看法，那麽嘗試為一個博物學綱領探尋它在今天可能的價值和應用，當然也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我認為，為科學編史學增添一個“博物學綱領”，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你先前提到的我們三人的對談，正是這方面的初步努力之一。在這個新綱領下重寫的科學史，將具有全新的面貌。雖然，一部這樣的科學史至少還要幾年之後才有可能問世，但它確實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中，再來看這套“博物誌”叢書的出版，就具有深遠的象征意義和現實意義了。至少，它為“中興博物學”作出了努力和貢獻。



■　如果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確實，在歷史上，可以被歸入科學史的“科學”是非常多樣的。只是，由於歷史發展的偶然性，發展到當今的科學的主流，是那種以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為代表的精密的“硬科學”。當然從科學文化的多樣性來看，這樣的科學的存在也有其價值，只不過，我們現在由於你所說的“科學主義”意識形態觀念的影響，只把這樣的科學當作科學，而對原來其他一些科學傳統，或者說不同的“研究綱領”，或是認為那只是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因而不再重視，或是完全拋棄和視而不見，甚至在極端的情形下，還會被當作“偽科學”。

　　這樣的做法，首先是無視歷史，其次是對科學的文化多元性的排斥，再次，也加劇了當下這種主流科學之“雙刃劍效應”負面的那一刃。例如，對於博物學研究綱領的復興，其實作為當下人類與自然之激烈衝突的緩解，未嘗不是一劑有一定效果的解毒劑。如果再考慮到，當更多的公眾有了這樣的“科學意識”，再加上有了公眾對於科學之治理的理想機制，那對於科學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對於社會的和諧發展，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2007年，在《科普研究》雜誌刊出的一組關於“公眾科學”的筆談中，我曾提出過一種分類設想，這裏先引用如下：

　　首先，在傳統的理解中，科學，是由科學家研究出來的，但這些研究成果，卻並非全都可與公眾發生密切的關系，因而，在傳統的科普中，就會涉及到有些內容公眾不歡迎或難以接受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設想，科學家所研究出來的“科學”中，還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為公眾所接受，與公眾的生活有聯系的，這部分科學，我們不妨稱為“公共科學I”。當然，如果再把框架拓寬些，由專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從事的工程技術研究的一大部分內容也可以歸入此類。

　　第二，如果把眼光也放遠一些，我們會發現，其實公眾中，也有許多人在從事著與科學那種標準的科學研究有所不同的科學活動，民間科學愛好者們的“研究”就是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例子，一些像近來為一些專家所強調的在科普中應重視的博物學傳統的科學活動，也在發展中，如民間的“觀鳥”，植物觀察，天文觀察等。但除少量例外，這些活動大多不被重視，不被認可為科學，其實，在新的框架內，它們也是可以作為科學的一部分，即“公共科學II”。

　　第三，在如今國際上科學教育和公眾理解科學研究中越來越強調的“地方性知識”，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內容，這部分內容還可以與文化密切相關，如中醫、風水，但也是與人與自然（包括作為人類自身的自然）有關系的，是對於自然之認識的非主流方式。其他一些像民間技藝、生產技術等內容，也相應地應歸入此類，這可以稱為“公共科學III”。

　　最後，同樣在國際背景下，對於公眾參與科學討論、決策等方面的強調，我們對於那些並不充分具有標準西方主流科學知識的公眾，也同樣應支持鼓勵其對科學決策事務的參與，像這樣的公眾對於科學決策的參與活動，可稱為“公共科學IV）。

　　顯然，博物學傳統中的“科學”，可以成為這種“公眾科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對於我們這裏“科普”工作的發展，也是有積極的意義的。



　　□　我同意你的看法。將博物學，或具有博物學色彩的某些科學活動（比如業余的天文學活動），視為某種類型的“公共科學”，確實是一個建設性的思路——特別是對“中興博物學”的目標來說，更是如此。按照這個思路，這套“博物誌”叢書的出版，也是對“公共科學”的一種促進。

　　我還覺得，中興博物學，重新重視博物學傳統，甚至對於今天那些已經遠遠自外於公眾的“硬科學”來說，也會有間接的好處。你想，如果博物學或具有博物學色彩的科學活動，仍然能夠被接納為“科學活動”的一部分，那不是就會使得“科學活動”變得更平易近人、更具“親民”色彩嗎？這對於改善科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也有好處嗎？這個想法，和你上面所說的關於“公共科學”的看法，兩者有內在的相通之處。



■　確實如此。我覺得，我們剛才說到的，華傑在開始探索的這種新的編史學研究綱領，有著三方面的重大意義的。其一，相對狹義地講，是會在科學史的研究中，使科學史家們去關註以往在科學主義的編史傳統中，只關註主流科學及其發展脈絡的缺陷，而將那些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科學史中所缺失了的對於有關博物學科學傳統之研究的內容補充進來，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科學史圖景。其二，則是在一種博物學的理念之下，將這種看待科學的態度在科學史研究中的推廣，從而，即使科學史家們在研究非博物傳統的科學歷史時，也會得到一種新的借鑒和觀照。其三，就是這樣的編史綱領，可以為多元化的科學編史綱領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最後，針對你說的博物學傳統與“硬科學”的關系，我倒想補充一個歷史上“硬科學”研究者具有博物情懷的實例。當代科學史之父薩頓曾撰寫過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莫塞萊的傳記。這位物理學家在年輕時就發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即在原子序數與對應的X射線譜之間關系，但在此之後他犧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在那篇傳記的結尾處，薩頓曾這樣寫道（以下為我的譯文）：

　　盡管莫塞萊那樣潛心於研究中，他的心智並不是畸形發展的，良好的古典文學訓練使他具有一種暢達和恰當的表達力，他能夠清晰有力地表達他的觀點。像他父親一樣，他是位受人尊敬的朋友，他能參與任何談話而使之有聲有色。他經常和他母親一起在他們的新弗來斯特的小別墅度過他的假期，他熱愛園藝並且從孩提時代起就對博物學保持了強烈的興趣。他在近東當兵的日子裏，這給他以好處。在執行軍務時當然不可能繼續化學或物理的實驗，但他有了機會來觀察周圍的植物和鳥類。

　　他寄自東部的最後的家信盡是對植物的生存、鳥類、獸類和所有時代燧石工具的觀察，這是他在紮營的山坡上的一天閑逛中發現的。

　　因此他生命的最後幾周並非完全被戰爭的恐怖和殘暴所淹沒，由於他的愛好，由於他對自然的同情，由於他敏銳地理解這個在人類地獄中繼續著其無罪而謙卑的生命的小小世界，這些日子也就有一些觸目的光彩了。我們能夠想像，他像最勇敢的人一樣，也有憂郁和絕望的時刻，但當他凝視著一只飛過的小鳥或一朵小花的時候，他也得到慰藉：小鳥在人類的愚蠢面前唱著歡樂的聖歌----花兒在彈坑的邊緣裝點了一絲美麗……生命繼續著。

　　在這裏，我們不是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在作為科學家的莫塞萊身上，以及在寫作這篇傳記的科學史家的心目中，所存在著的那種高雅的博物情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