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是《科学时报》发表的《创新需要祛除“帮派”文化》的原稿，发表出来的文稿，题目是编辑改的，这一改就不能完整表达我的原意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是第一点，中国需要发展研发产业，不然中国就只能“ 别人屁股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因此，创业政策需要向研发产业倾斜。例如大学生、研究生创业，如果搞研发企业，应该支持；如果是一般性经商，就应该不赞成，因为中国上大学的机会有限，你要经商，为什么还占着学校的位置呢？文章强调的是构建，即建设推动创新的产业和文化的 ，不是一般性地讨论创新文化。

发展创新型国家需要两个构建

最近读了徐冠华院士《走向创新型国家》一书，颇受启发。该书是徐院士担任科技部负责人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政府试图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努力。

我是一个平民，读《走向创新型国家》一书的目的，不是参政议政，主要是要指导学生做论文，明年毕业的两个学生，一个的论文研究创业管理学的，一个的论文是研究创新动力学的，因此我们也结合当前国家的发展战略讨论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或者说，学习《走向创新型国家》有些心得，也就这样写了出来。其实，最近两天，参加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一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气氛弥漫着我的周围，感触颇深，会议上我感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构建两个更具体文化：

1 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要特别的扶持研发产业

   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需要科技的发展，要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活跃，然而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要在经济上表现出来，就得有产业实现。所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或者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与创业的密切结合。在科学政策研究方面，在经济学研究方面，需要有把这两个关系紧密的结合起来的学说。2006年我到德国耶拿的经济研究所访问，得知他们的一个研究部叫创新创业研究部，很受启发。随便说一句，我不知道该叫“部”还是叫“系”，国内前几年，纷纷把系改叫学院，下属系，最近几年又成立学部，下属院，院下设系，英文一翻译，不知道部与系是不是都叫department了。

   言归正传，中国的科教创新，要学德国，不要把精力花在名词上的，而是要落实到产业上，要创业。创业可以针对的产业很多，我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以创新的主导的产业主要是研发产业。我们说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创新落实到企业就该搞研究与开发。一般来说，企业都有研发部门，但是现代经济中，研发可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研发产业这个名词就是美国人提出的，不仅提出而且加入了统计部门，换言之，“研发产业”有了正式的户口了。第三次产业革命，过去人们说是信息产业，现在看来不够，应该是是信息产业加研发产业，美国现在领先的关键是研发产业，信息产业的企业都交由跨国公司搞了，研发的关键内容自己拿着，通过知识产权结合金融手段控制世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就要完成从创新到产业的最后5公里，这就是建设研发产业。不然就会像毛主席担心的，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最早我和学生葛昭攀做过一个工作，模拟发现如果知识转移的阻尼偏大，发展中国家永远跟不上发达国家，例如印度现在信息产业很发达，研发产业不行，一时半会是赶不上中国，更不要说美国。当然印度会改变自己的产业方向，所以中国要发展研发产业。我这个学生后来移民发达国家搞研发产业去了，不止她，我所有出国的学生，除了个搞金融的，一个教书 ，都在搞研发产业。所以说，在新的产业革命中，以中国人的聪明勤劳，科学家个人是没有危机的，而国家面临着发展风险。

   对了，什么叫研发产业，参考美国人的标准，我的理解就是把研发成果直接或间接作为产业产品用于交易的产业，例如建筑设计院的产品，当然研究机构或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品就是交易的研发产业商品。有一次，我在张家港碰到一个农民企业家，他到上海一个设计院去拿一种特殊电机的设计图纸，他要为重庆生产这种电机，这个设计院专干这种事，它就是从事研发产业的企业，而且带动了制造业，帮助农民实现了城市化。我的一个朋友，顶级大学的教授，与人合作搞规划设计院。学术上我可能比他强，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比我高明，因为他代表着产业新方向。看来中国是需要一批人的，有这么一批人来搞研发产业，中国就能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因此政府需要鼓励人们向研发产业方向创业的政策；当然，其他方向的创业也需要扶持，但是研发产业的创业，更需要政策支持。最近几年说北京人多了，对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落户限制很多，我说这个政策错了，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其实要用专业区分的。罢了，话说多了。

现在的世界竞争，主要在研发产业方面，所以美国人总是找中国知识产权的岔。美国的特点是兴起了若干研发产业发达的城市，我叫它为研发枢纽城市，hub，有人不翻译为枢纽而是中心，不要紧，hub就是一个技术、文化创新的中心，而且具有扩散与教育功能；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建设研发枢纽城市。什么叫研发枢纽城市，我在《中国软科学》写了篇文章，可以供大家参考。呸，不是SCI，嘚瑟什么？我认为上海搞创新型城市，就要建设自己为研发枢纽城市，在几次会议上讲过，有效无效，责任尽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请我做兼职教授，吃了上海的水，呼吸了上海相对清洁的空气，我现在当和尚，撞钟了，钟是撞到了，但愿夜半钟声到客船，能促进上海构建成研发枢纽城市，而不是模模糊糊什么科技创新中心，在产业发展方向上不明确。

2 科技界需要一种承认个人的合作文化

创新，需要具体的人去完成，要建设创新国家，也要靠具体人实现。这就意味着要承认个人的作用，同时要提倡创新中的合作文化。中国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新文化构建。

最近屠呦呦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举国欢庆，如果没有黄晓明结婚的话。长期以来人们说当年牛胰岛素的合成就该拿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拿到呢？因为是集体成果，不知道奖给谁？同样作为东方国家，俄罗斯早有人拿了诺贝尔奖，日本人也拿了，为什么中国人迟迟拿不到。因为我们不承认个人。一个单位有人有了成果，马上就说单位的成果，然后授奖，总是单位某个领导排名第一，不这么排，评审委员会很可能不通过。对科学家来说，多数人是从来辛苦岂为勋呀，开始辛苦的成果被领导拿走了甚至成为排斥相应科学家的资本，就没有人热爱创新、敢于创新了。苏联人卫国战争有卓娅、马特勒索夫这样的普通一兵的英雄，我们的抗日战争也应该有，可是我们没有记录，要有的也是官员。我父亲的表兄，台儿庄炸日军坦克牺牲的，滇军连长，现在连我父亲都记不到他叫什么学名了，只知道孙渡是他长官。这就是我们文化需要构建英雄记忆的地方。荣誉归于集体，本质上是一种帮派文化，帮主就是一切。昨天我与校友讨论起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除了种种原因，我认为国民党革命时靠帮派会门，形成了帮派文化，这是不想改革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改变这种不承认个人的帮派文化。在作为平民我们能做的就是要防止项目评审、成果评审中的帮派文化，讲科学良心。记得有一年《新语丝》说某一学科的院士要么出在B派，要么出在D派，我不知道准确与否，但是这样的文化在中国确实很有市场。所以有研究生说博士论文优秀与否，不在文章中天下，只在导师中天下。这样的文化，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去甚远，得重新构建。

帮派文化的特点就是强调小单位胜出，所以大学排名在中国变得十分敏感。为排名，各个单位勇往直前抢夺成果。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她的职称评审受阻，因为她文章不够。我说你不是很多吗？她不无责怪地说，王老师按你的要求，我博士论文改写的论文发表，第一单位都是我读书的重点实验室，新到的单位不承认（我工作）。对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有关部门评估重点实验室，只承认署第一单位的文章。这就是科技评估中流行帮派文化的小小的恶果。现在，对学者评审的不是对科学的贡献，不是研究能力，而是对单位集体的贡献，评审出来的人，创新能力也就不确定性增加了。

相对俄罗斯，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较多，我认为这是日本人受中华文化影响，相对重视集体合作的结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说了。总之，为建设创新国家，科技界需要一种承认个人的合作文化，旗帜鲜明的反对帮派文化和他的变种，官本位文化。

最后总结一下，建设创新国家首要的是支持发展研发产业，其次要构建承认个人的合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