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一系列气候变化控制的会议，感到碳排放控制策略研究兴起以来，大量学者对此展开研究，而且都追求定量研究，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然而，当前的定量研究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克服。这里是我在即将出版的《中国碳排放控制策略研究》中的一段文字。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误区在于，讨论碳排放的可能性，不考虑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所需要的碳排放，太多的技术经济的考虑，代替了发展经济学考虑。在这部书中，我们给出计算平稳增长控制下碳排放动态的方法，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的平稳增长要求碳排放高峰不适合提前到2025年前，也许2030年是最合适的选择。（《中国碳排放控制策略研究》，王铮，朱永彬，王丽娟，刘晓著，科学出版社。）

碳排放控制策略定量研究的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用统计模型代替动力学模型。统计模型是对历史统计规律的总结，而碳排放控制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和地学现象。过去的数据无法完整反映这一特征。依靠统计模型很可能导致局部经验规律抹杀事物发展的本来真相，这种误差严重起来也就带来了碳排放控制策略制订的错误。例如，人们对油价的预测，统计规律可能因为人们减排努力带来的技术革命完全改变。因此，统计模型预测的趋势很可能是不准确的。遗憾的是，国内外杂志上充斥了这类模型。对这些结果我们只能谨慎地运用。

第二个误区来自我们的技术处理。在政策分析中，研究者普遍采用了CGE模型，即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要求保障经济过程是均衡的，由此带来了大量的计算过程。有些研究者做不到相应方程的均衡，就用最优化方法使误差达到最小，这违背了一般均衡原理。在有限时段内，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长期外推可能导致经济系统远远偏离平衡态，这样得到的政策原则上会导致经济危机。

第三个问题是最近一两年出现的。在国际上，Nordhaus与其他学者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一般的气候集成评估模型中，某些学派采用把部门划分的非常详细的做法，这种做法看似是科学的进步，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每一个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都可能知道，要获取具体经济部门的参数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这种参数也存在不确定性，将这些数据作为一个庞杂的经济系统的参数会带来大量的误差。特别是在大规模经济计算中，包含有很多非线性环节，这些非线性在某些情况下带来了计算的不稳定性。参数值差之毫厘，结果谬以千里，反而不如宏观经济模型可靠。这是人类长期经济研究的经验。我们不反对在模型细化方面和参数细化方面做努力，但是我们要知道，计算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计算模式方面“两条腿走路”：既需要技术经济层次的细化模型，也需要宏观经济层面的、能够表达非线性机制的和能够抗拒偶然性干扰的稳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