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知青运动4：“走后门”阴影下的“大有作为”

毛泽东兴起知青运动，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与“接受再教育”立足点不一样。这个口号的来源，据考证是这样的：

1955年9月，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廖鲁言看到一篇许昌地委书记带到北京的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将其呈送给毛泽东阅览。正在运筹中国农村全面合作化的毛泽东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笔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这个批示连同这篇文章被编入《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人说这是知青运动的开始，其实不是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特指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1968-1973年间下乡的知识青年出来没有享受过“大有作为”的待遇。现在还有人问，为什么知青不能到农村去，农民不是祖祖辈辈在农村吗？这是他们不懂什么叫知青运动，知青是被认定为有知识这个“原罪”的，他们去接受的是“改造世界观”。不然为什么他们会被批斗、会被强奸。

事情的转机是1973年4月，1973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了李庆霖信后，周恩来主持了知青工作会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被用于知识青年身上，再教育的色彩退化了，知青又被部分赋予社会改造责任。李庆霖的信呼吁的不是毛泽东的三百元钱，而是人权的平等。

关于李庆霖，有人说应该把他列入“感动中国人物”，我非常赞成。

李庆霖，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他还写道：“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毛泽东重视来信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么统筹，毛泽东也许在反省自己的知青政策了。

李庆霖的信为知青运动敲了警钟，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此后枪毙了好几个玩弄女知青的干部，下乡知青不再住农民家，而搞了集体户，延长了新下乡知青的经济补贴时间。江青还有个讲话：“女知青在例假期间，不准让他们下水。我在延安，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例假期间过河，就落下了病。同志们，女同志需要照顾呀。”（原话我记得不准），此后，一些女知青就学会了用“例假”保护自己。然而，这次知识青年政策调整，只注意了“聊补无米之炊”生活问题和政治身份的宽容，却没有触及李庆霖大量批评的“走后门”问题，而这时“走后门”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分裂的基础，意味着毛的革命有了连片的蚁窝。

李庆霖后来经毛泽东提名他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的家中。2004年去世。终身不接受采访。我在大学有个同学是莆田城里人，1979年我问起李庆霖怎么样？这个同学说：“关着，不知道。每天见他妻子在扫大街，我们文教局门口那条大街，就是她一个人扫。”我想捐点钱托她带去，她说：“我不敢。”我托她有机会代我对她转达一个意思：李老师是知青的恩人。她答应了。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同学很美很美。李庆霖是知识青年的恩人，的确是这样。李庆霖的信不仅帮助解决了知识青年的经济地位，主要的是政治地位的提高，此后告诉知青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问“再教育”为什么不可以的人，不知道那时候的“政治地位”意味着什么。

关于李庆霖及其信的链接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422.htm

李庆霖的信着笔最多的是“走后门”问题，当时的情况是，1971年后大量解放干部，解放的干部忙着解救自己在农村的过去那些或多或少养尊处优的子女，由于国民经济恢复刚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结果干部们只能采用不合法手段拯救自己的子女。1972年恢复大学招生，有提供了干部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李庆霖所说的“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上大学的条件是平等的，但是这时的推进制要讲家庭政治条件，干部子女的家长自然是老革命，所以他们条件优于一般工人子弟。1975年我被推荐了上大学。可是最终让一个县上的“高干”侄子顶替了，与我一起被推荐的还有一个**司令员的女儿。我所以被顶替就是家庭政治条件不如人。1975年四人帮突然组织批评走后门。毛泽东制止了。当时传达的是“我也走后门。送了两个女孩到北大。”大家的理解这两个女孩是李敏、李纳，后来流行说其中一个叫谢**的，而且“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了，因为她对毛最亲最亲。现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是“你江青、张春桥也走后门，我也走后门，送了几个女孩到北大。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二者有明显的差别。我推测毛泽东是担心自己身后江青、张春桥的命运，毛已经彻底老了。他们批走后门，他们就没有后路了。“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有些语重心长，要求转向。可惜江青野心太大。我总觉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江青有相似处，为了自己的信念，制造事端。不知道克林顿先生会不会劝她：“你不要搞了，别搞新八国联军包围中国”。在李庆霖倒台时，一个来自上峰的说法是他用走后门攻击周总理、攻击老干部。实际上周恩来廉洁奉公、谨小慎微，没有走后门；李庆霖得罪的是一大批老干部，挑战的是保障共和国政治稳定的利益结构。李庆霖可能作为下层人物、作为曾经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对“走后门”深恶痛疾，不依不饶地批判。他们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指示仅仅是“聊补无米之炊”，就像1957年他没有理解新社会是“专政下的新民主主义”，跳出来要民主，自然当了“资产阶级右派。”

尽管可能出于政治需要也可能老糊涂了，毛泽东对走后门给予合法化地位，但是“聊补无米之炊”为知识青年“大有作为”还是奠定了政治基础。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算不上，当时的确有所作为。下面我讲讲我“大有作为”的故事，也许能启发什么。一般家庭青年希望通过“大有作为”来改变命运，这或多或少实现了毛泽东、刘少奇，特别是周恩来兴起知青运动的目的，农村得到了某种改造，知识青年也受到了正面的再教育。可是在“走后门”阴影下，这种激励性的管理学手段，只能归于失败。

我下乡“作为”的第一件事是纠正了农民的错误认识。一个农村小伙子看完《沙家浜》说：“郭建光（的突击队）晚到一会，阿庆嫂就嫁给了胡传魁。”若干年后，我见到当年郭建光的扮演者，我真想告诉他这个故事。

秋收当中，我被选拔为“科学实验员”，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更多的也是为了落实“大有作为”的政策，也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农民觉得选我可靠，农民是要你真才实学的，这就是一般家庭青年“大有作为”的基础。我到城里农技站学了好几种新品种的栽种方式，当年从墨西哥引进了几种小麦，就是我去城里学了带着农民栽种的。还有种水稻，成熟期早，是不是袁隆平的不知道了，一季下来，提前15天，结果试验田的谷穗让麻雀来叼光了。大队文书安慰我，说，明年大面积栽种就没有问题。生产队长说：“你的意思是让四乡八野的麻雀都来吃我们队的谷子？”我的农业科学实验员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从农业实验员调开，我参加基建队，当时我们修一个小水电，要些配套图纸，我买了本书，画了出来，大队上，很高兴。不久，有个山区大队来请我帮助修水电，我们大队支书赵迎东不同意，他说：“小王，不是我舍不得你，你现在的成绩已经优秀了。如果你去了，小水电没有弄成，你就不是大有作为了。你是个知青，要整死你就整死你。”后来我体验，带着原罪的创新是危险的，支部书记救了我。

1974年初，我换了个公社，这个公社就在今天的风景区石林旁边，喀斯特地区，石头多、缺水，那时候没有旅游产业，穷。我们大队在南盘江的深切河谷边坡地、缺水、没有电。我是受命去筹办附设初中班的，今天的青年人都听不懂这个名词了，就是小学办初中。我与几个回乡知青办起了初中班。我们这个初中班，远近有名，因为我们用石板做了乒乓球桌，又扩建了篮球场，我从城里买来了教练书，带着练，很快我们在公社拿了男子篮球、男子乒乓球、女子乒乓球第一名。我在村里成为了农民尊重的人，因为他们最关心他们子女的教育。

1974年，正值批林批孔，我组织学生画漫画，丑化孔子和林彪的，贴在村里的大墙上，花花绿绿，好看得很，农民都来围观，公社也公开表扬。没想到我们生产队长马轩，就是当年那个抵制“一平二调”的，他把我拉到一边，一颗大皂角树下，悄悄说：“小王呀，领着学生学习文化吧！没有孔夫子那些劝人读书的话，我们农民何必送娃娃来读书，不如在家挣工分。”

马轩的话是对我的真正再教育，我觉醒了。我反思起批林批孔。开始编写、油印一些小册子，比如《怎样写作文》、《怎样解数学应用题》，因为那时候没有书，农民很欢迎。不久公社发现了，说这样不好，有点白专道路。还好我还写了本《农村建设计算公式》，受到知青办表扬。书的内容是从老杂志《数学通报》、《水利工程计算》等编来的，还有新杂志《农业科学技术》、《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的，以它们为基础，我探索过0.618法的农业应用、水渠的最优断面等。县知青办很感兴趣，把书收上去，准备油印，后来就没有消息了。2005年，计算管理科学期刊出现，我与同学说，30年前我就搞计算管理科学了。哈哈。当然我还为文艺汇演写剧本，其中一个是反对农民外出搞副业的，提出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有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的“相声”，这事，农民不那么欢迎了，我们演出，演到计划生育，他们就走了。我的体验真的是农民心里有杆秤，不过他们不说，用脚做选票。马轩告诉我，不组织出去搞副业，年底群众分红拿不到钱，哪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后来按0.17元分红，就是说，干一天挣一角七分。不过不要像现在一些故意丑化毛泽东时代的人解释的，因为还按工分分粮食。一般人家都过得去，过不去的是“地富反坏”家庭，因为他们的工分被法定性的压低，而且每年有一个月是“义务劳动”。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点。

除了当老师，农忙时我就负责办农忙战报。当主编后我把我们大队的战报直接叫《发峨哨报》，还写“社论”。公社里说，党中央才可以发社论，你们怎么可以写？在中国办什么事都有个等级。没当老师前，我还在基建队帮助看图纸，自己还发明了一个找水准的仪器，老木匠把它一直留着。不过在基建队，要的是劳动力，我与个叫许老久的搭伙抬石头，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在石林的民间摔跤比赛，拔过杆子，就是拿冠军，所以农民很肯定我。到学校后，假期，我养过蚕，因为要教农民看温度计还有别的仪器。那时候我订了农业技术杂志，照着做。我真有点“大有作为”了，大队干部议论着有机会要送我上大学。

要死了，忘了件大事，我还有个作为。在农村，我还大有作为地写了许多恋爱信，帮助那些男朋友出去当兵的女孩子写的。信的开始，总是先抄上这两句毛主席语录：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相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事连在一起的。

或者：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年轻人看不懂了吧，这里的中阿是指中国、阿尔巴尼亚，共同反对苏联。

可能有人问我有没有恋爱，不好意思，我不配。当年我还悄悄地给一个女同学订了一份“农业科技杂志”，她是另外一个大队的，邮电局直接发给她的。……她拒绝了我。她幸运地离开了农村。《知青》里男主角说：“我们知青谈恋爱的不少，可是没有结婚的。”我们真不敢恋爱，不敢结婚，因为一旦这样就意味着“扎根农村。”西双版纳的知青，为了回上海、重庆、成都，隐瞒结婚，把孩子寄养，我特能理解。因为他们还有回到一个自己不被歧视社会的愿望。

这里我要补充一件事，1975年，全国开始推广“株洲经验”，知青父母所在的城里单位所属系统，到指定的农村插队。而且系统排出带队干部。这措施看起来保护了知青，实际上加强了“走后门”，父母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知识青年在农村怎么“大有作为”，结果招工、招生时，自己父母的权力发生着作用。带队干部，参与决策，是否“大有作为”过，已经被世袭化了。

最初对知识青年的政治歧视，1973年后对知识青年的“走后门”分类，使得大有作为的知青，面对的广阔天地，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毛泽东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反修防修”事实上成为了一句笑话.我会写另外一篇文章来评价整个知青运动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