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知青运动1：起源

因为忙，许多日子不写博客了，可是最近两天不小心看了《知青》，发现我们的知青岁月与《知青》差距大，差距主要在于《知青》里的人物是 “高大全”的或者脸谱化，社会生活与我们当时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倒像我们当时在电影中看到的社会模式，比如22日那场出现群众敢于围堵干部，就像样板戏里的群众斗走资派。我想写一写我所认识的“知青运动”。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知青”。

所谓知青，全称叫“知识青年”，但是“知青”作为专用名词，特指当时有城市户口的青年学生放弃（或者说被剥夺）城市户口到农村当农民，后来为了强调平等，把原来有城市户口的叫做“下乡知青”，上学前就是农村户口的叫“回乡知青”。大家都是“知青”。实际上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在待遇上有实质性差别。1981年，中央通知下乡知青的工龄从乡下那天算起，回乡知青，就没有这个待遇。2004年我碰到某省人事厅副厅长，他说自己也是知青，不过是二等知青。他是回乡知青。

第一个被称为“知青”的人叫邢燕子。邢燕子，女。天津宝坻人，她父亲是个副厂长。百度百科上介绍她“1958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被树为模范人物。请注意这里使用“回乡”，这可能意味着她原来就是农村户口。其实1958年城乡户口卡得不是严的，农村户口容易转变为城市户口。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当时流行一个歌叫《当了工人我嫁你》，动员农民进城当工人。邢燕子的事迹实在没有什么“先进性”。要不，雷锋离开农村到鞍山当工人就成了落后分子。我们在当知青时，传闻邢燕子不是严格意义的知青，因为她本来就是农民，初中毕业。她是刘少奇发现的典型，真正的榜样是周总理树立的侯隽，她是北京工程师的女儿，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等等。关于邢燕子、侯隽的链接分别见

邢燕子：http://baike.baidu.com/view/312299.htm

侯隽：http://baike.baidu.com/view/639341.htm

这两个人一直红到了1977年。当然后来又红了。另一个当时的知青模范叫董加耕，江苏盐城人，董加耕的名字是他当知青改的，他原名董嘉庚。董的政治命运起起伏伏，所以名气没有前面两位大，也可能因为他是回乡知青。更可能因为他是男的。共和国一个习惯就是树“无知少女”。在我们共和国，女性，就业受歧视，当官受优惠。用个别优惠来遮盖普遍的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公平，而不是立法，这是一个悲剧。董加耕的链接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5485.htm

这些知青英雄，都被树立在1961-1962年。原因很简单，大跃进带来了全国经济的大衰退。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了，怎么办？把青年毕业生送到农村去。实际上1961年还大量“下放”城市职工，所谓下放，就是让企业的职工放弃城市户口，到农村当农民。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下放”的残酷性，因为那时候国家只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公费医疗和青少年就业。中国的户籍制度也是从那时严格起来。1960年后，国家实际上划分了三个半个阶层：农民、工人、革命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是分布在工人、农民中的，所以他们只能算半个。这个阶层结构的存在，也就决定了“下乡知青”（狭义知青）与“回乡知青”的差别。这是1954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后遗症，人分了等级。

大跃进后全国就开始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没有考上更高一级学校的青年送到农村去。送得最积极的是上海。现在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上海如此积极，可能是因为上海就业压力大，也可能因为柯庆施比较左倾。没有证据。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同志是很积极的，周恩来总理也比较积极。这说明他们当时都面临中国的经济衰败问题。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5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知青运动就成了国策。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在知青运动开始之初，刘少奇就提出“两种教育制度”，提出办全日制中学，培养精英，办半工半读（半耕半读）学校培养普通劳动者。当时一些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青年，只能去当知青，被剥夺上学机会。我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就是这样的。刘思想的实用主义价值在于能够保障中学毕业生迅速地成为熟练劳动者同时达到所谓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理想主义意义在于破坏了社会公平，与国家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背离，这就酝酿了他后来被公众迅速抛弃的悲剧。难道没有人不质疑“两种教育制度”吗？有。我的叔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是个共产党员，一个小学的教导主任，自以为了不起，私下评论“两种教育制度”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打洞”，被人揭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四清运动”划了个坏分子、“右倾教育思想”。他不理解“反正历史是人民写的”光辉思想：我不让识字，看你怎么写？

   这种理想的冲突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共和国。刘的思想可能是他作为国家建设领导人忽视政治平等导致的。也许他当时就认识到这种理想主义的冲突，刘少奇对知识青年的定位是社会改造者。文革中大字报披露刘少奇当时有个动员知识青年（好像是董加耕）的讲话，大义说：你们当知识青年就要当第一批，第一批就会成社会栋梁。我就是中共第一批党员，现在就当了国家主席。大字报批他说他不是第一批党员，而且是宣扬自己的哲学：“吃小亏占大便宜”。不管怎么说，刘告诉大家当知识青年有与读书同等上升的机会，或多或少透着机会主义色彩。当然“两种教育制度”是违背中国2000年“有教无类”的伦理观的和现代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它意味着知青运动必将最终失败。

   文革前关于知青的主流宣传是这样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社会改造者。所以当时到边疆的青年不是当农民而是到艰苦行业。1965年，我小学五年级，老师组织我跳了独舞，那是我一生最光彩的一次。后来就脑震荡笨手笨脚了。我演一个知青，跳一段叫《春风送我回故乡》的舞蹈，歌词是这样的：

太阳红，太阳亮，

春风送我回故乡。

青山流水多宽广，

展开双翅飞凤凰。

凌云志，心里藏，

要叫穷山变富乡。

我是新式庄稼汉，

新歌新曲新人唱。

   这歌反映了知青的社会地位。不过当时上山下乡的许多青年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一开始就有原罪，很难找到改造社会的感觉。

现在未见当年中共中央任何做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决策的档案披露。不过毛泽东是肯定知青运动的，与刘少奇不同，毛的知青运动是不要两种教育制度的，毛泽东关于知青运动的名言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在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强调干部子女，这是他与刘的两种教育制度的差别，他的理想主义特色；第二、强调接受再教育。知青已经不是社会改造者，而是被社会改造者。《知青》这个电视剧，大量突出知识青年的社会改造作用，实际上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处在被改造者的地位。这个被改造者地位导致了许多知青悲剧的发生。不过“两种教育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基于阶级分类的，最初的“知青”总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后来的知青被社会看做有原罪的。

与我一起下乡的同学的照片，因为他在铁路工程研究方面的成就，是詹天佑奖章获得者；后来可能因为感到遭到不公平待遇，移民了。每当我乘高铁，我都会想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