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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野外的故事9:我到大学走一圈(上)
我到县招生办报名时,报名的干部听说我是143地质队的,上下打量我一下,主动握了我手,又给我到了一杯茶,他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叫王铮的?”“有呀。”“他是不是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是呀!”那个干部喘了口气说:“他是个人才,中国科学院都推荐他考大学。还有一个我们地区模范老教师也推荐他考大学。地区招生办批了,虽然有点要破格,但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他拿出了两封信,一封的信笺抬头是我报考的那个中科院单位的,上面说王铮同志考试成绩接近良好,本着党中央、华主席爱护人才的原则,结合本人意愿,特推荐王铮报考大学。还有一封是我们中学的模范教师姜老师推荐的.我们有三大名牌,数学姜老师、物理李老师、语文华老师,前两个是右派,后一个是胡风分子。不过姜老师指定推荐我报考数学专业,可能因为他是数学教师的原因。当然还有地区招办负责人的批示。这个字迹我认识,因为过去经常出现在我的作文本上。
当我告诉他我就是王铮时,他慌忙收走了信:“你晒得挺黑,手上又有老茧,我以为你是个工人呢?”
大学报考很顺利。大队部的人肯定看到那天的报纸,我想他们决定放我一马。我到城里顺便照了张像,为了贴报名表。照相时,摄影师说:“你那头发乱得像个鸡窝,找梳子梳一梳。梳子呢?梳子呢?”我们没有找到梳子,用手插了插,头发反而翘起来了。“注意,看着我!”啪!照了像。
大学考试了,小插曲就来了。第一堂考试,我忘了带准考证。从考场跑回旅馆要5分钟,可是偏偏管理员不在,那时候旅客是不给钥匙的。门开不了。我有点懊悔了,本来爷爷说陪我来考,“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可以考大学的。”我没有同意。突然看见门上的窗户开着,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一用劲趴到了门顶,钻进了屋子。当我跑回会场,监考的人说,没事,才耽误13分钟。她把我领到预设的考位,说:“你先喝点茶。”我跑回去时,把茶缸给了她,她已经给我倒好了茶,我揭开口缸盖,一股热气涌上来,透过白腾腾的热气,看着她有点模糊。第一堂考试是数学,不像过去,第一堂考试一定是政治课。数学考试,我有一个题目没有做完。要应用韦达定理的。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学,韦达定理的命从教材中革了。刚才跑来跑去,人慌了,到底没有记起来第二个等式。
开始的第一天下午是化学,出了考场,我与其他考生对题,很快发现我没有翻完考卷,呀,我少做了一个12分的题。我提前40多分钟交卷的光荣,立即成为了耻辱。第二天的物理考试,我想扳回失败,前些日子听说,77年高考,有一个考试的用英语做了一个考题,结果给了双倍的分。于是我选择了一个12分的题目,用英语答题。这一次没有图出风头,认真检查了又检查。1978年的英语考试是实验,不列入总分,可以不考。考英语那天,我们考场只有我一个考生,大家都放弃了。两个监考官陪着我一个人。他们和我一样,第一次见到托福式的标准化考试。
高考完了,我回到了地质队。自己感到前些日子太耽误工作了,每天陪着荣师傅加班。咳嗽,也渐渐轻松了。老任从合肥工业大学复试回来,由于他英语考了70多分,合肥工业大学决定推举他出国读研究生。我们地质小队都为我们高兴了,决定聚餐。聚餐总得吃点肉吧,没有肉票,农民也不敢私自卖肉。色子出了个主意,买只狗来。虽然过了吃狗的季节,可是没有别的选择。
狗是我与老马去买的,卖狗的是个青年妇女,老公在矿上,所以她养了好几只狗。她吆喝了一声,一直浑身浅黄色毛的狗从远处的铁路桥上跑下来,跳过了水沟,越过了灌木丛,沿着田埂跑到她身边,看着她,汪汪叫。有个十几岁的男孩朝着狗说:“叫你送死来了,你欢什么欢?”我突然提出:“马师,不要买了吧,有点可怜。”老马笑了:“你说什么?大家三个月没打牙祭了,你别以为就为你们两个考试的。”我还能有什么说呢?我们拉着狗沿着铁路线回驻地,狗肯定发现了它此行的厄运,突然扳着铁路的枕木不动,死死的。它已经不能叫,因为那个女人帮老马把狗的嘴巴用铁笼子封住了。我真想放他逃走,把手里它他的铁杆松了。那狗一跳想逃走,可是拖着铁棍跳不高,反而顶了喉咙。老马用铁杆从后面狠狠扎了它一下,它屈服了,无奈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悲哀。老马不要我拉狗了,亲自把它拉回了驻地,我躲到被子里哭了,我想我一定要遭报应的,那狗,那看着我无奈的大眼睛。狗煮熟了,我说我不吃狗肉。老牛已经探亲回来了,说:“你学小荣?”荣师傅是从来不参加大家吃狗肉的。
高考分数下来了,除了外语的5门课,每门100分,我考了368分,外加外语49分,那时候兴张榜公布,两项都是全县最高,如果加上外语,我可能是地区第一或者第二,那时候人们都不学外语的。物理86,化学84,数学只有76,我丢了一个题,另一个题的最后结果又写错了,遗憾。后来知道,政治课出了个大错误,把“还存在阶级斗争”写成了“不存在阶级斗争”字,时代已经变了,没有找我的茬,算我不及格。我去拿体检通知书时,招办的批评我,你怎么可以用英语做题呢?“大家看不懂,没有给你分!”
体检的时候,检查X光的张大夫问我:“你害过肺结核吗?”
“没有呀!”
“没有你就通不过。”
“害过,害过!”我慌了。
“县里打过招呼,你是全县第一。回去,雷米封不能停,还要加强营养。”
我从来不知道雷米封是什么?提到营养,我就想到那只大黄狗的眼睛,我把医生的话当耳边风了。
不久县里通知,我的考卷经过省里抽查,调整到389分,物理用外语答那题给了10分,数学也加了分。可惜政治又降了4分,语文降了1分。
平均分连80分都没有上,因为云南省平均分上80的有16名,我想考中国科技大学的愿望只能放弃。1990年张丕远老师给我介绍研究生刘啸雷时,他说:“中国科技大学的,考分比北京大学低不了多少。”我大吃一惊,中国科技大学在云南的招生不是一直遥遥领先于清华北大吗?后来我才知道“科技”在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后,出现了“倒爷”这个名词,已经不那么吃香了。后来,我女儿要报考大学,我叫她选择中国科技大学的地球物理。她斩钉截铁的说:“我要读金融,影视编导也行。”
我选择了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想将来搞地质力学。高高兴兴地告诉牛师傅,没想到牛师傅就反对,他刚刚探亲回来,整天愁着洛阳的家,一个癌症病人,一个孩子。荣师傅、蒋老师都劝我:你物理研究生都考了接近良好,不要变了。我们分队的总工程师许说:“你要学地质,就学古生物,将来看镜子。别学我们整天风里雨里的。”我最后选择了南开大学的**物理专业。重点大学的最后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普通大学第一个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南开大学在云南威望很高,因为它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再说,它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心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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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3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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