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野外的故事7：我与老任（上）

    我最初认识老任是因为看毕令思的《构造地质学》，他见我在看毕令思的这本书，他告诉这本书有个一个严重的翻译错误：“并非所有的逆掩断层都是……”，翻译为“所有的逆掩断层都不是……”。他拿出一本英文原版给我看，我不仅知道了书的错误，而且知道有个特殊的英语句型。

    老任的工作是岩芯审核员。每个钻孔取初的岩芯首先由服务于每台钻机的地质员记录，然后审核员要复查。这个审核员要细心，对岩石类型很熟悉。老任干的就是这个。对全支队的岩芯审核。他的任务是，明天带着地质锤、放大镜、罗盘，走遍每个井台，审核、复查钻井地质员的记录。他大约是1938年生的，19岁当的右派，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当右派原因，好好先生一个，我实在想不通他会被“命中”。

    后来我知道了我们支队原来有三个右派，老任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好像死了，另外一个调走了。调走那个叫李治，因为问题严重，不能搞地质，负责挑水。每天从山下挑几趟水，“数学特好，我们有什么数学问题，一问他，他就能答出来。他是西安的一个大学物理老师，哪个大学？没有人问过，反正是右派分子。”我接着了解下去，原来李治就是我读中学的李治老师，教物理，教得特好。摘了右派帽子后，就让我们的老校长挖走了。我们中学当时有三个“王牌”，一个数学姜老师，一个是物理李老师，一个是语文华老师，姜老师已经老了，不大上课，我不知道右派分子的帽子摘了没有，李老师是“摘帽右派”，华老师原来是《云南日报》的编辑，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只能算外围分子。老任摘了右派帽子就一直干地质员。由于我是李治老师的学生，我就与老任更亲近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要报考大学，可是报了名，被公章卡住了，因为文件规定，中专、技校毕业生必须毕业工作一年后才能补考。我无奈之下，决定报考研究生。1977年中国科学院发布招生通知，招收研究生。可是我从小就崇拜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现在出现了个机会，我兴奋了。从小我就喜欢数学，我在中学时，初中就学完高中的课本，进高中，我校的一个数学老师，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退学的，他把他大学数学课本、物理课本借给我。据说他退学的原因是师母出身是地主，他隐瞒了。幸好在朝鲜立过功，退伍转业了事。在煤技校我也看了《实变函数论》，江泽坚先生编的，还有一本俄罗斯人的《复变函数函数论》，我想考数学研究所的，可是看到指定参考书有一门是梯也玛的《函数论》（作者名不是记得太准），我身边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书。我转而选择报考了中科院一个天体物理专业。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有两个民族英雄，李政道、杨振宁，年轻人都想搞理论物理。更重要的是我前些日子正好邮购到一本李琦先生翻译的《天体物理学概论》，有书复习，我相信我能看懂，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我翻这本书才知道书里有许多统计力学东西，我当时不可能看懂。你不知道“民科”的辛苦呀。没有书，也问不到人，整个一个“碰撞法”学习，往往碰得头破血流。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所有图书都禁止发行了。1977年，解冻了，老的图书，可以邮购。

     1977年的研究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招考。后来改了统称1977-1978年研究生，可以重新报名。特别是大学也开始招考研究生了。这时我想报考了北京大学力学系王仁先生的地质力学研究生，三门考试科目是地质力学、塑性力学和高等数学。在煤技校，受地质力学感染，我就从旧书堆里捡了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学习，书全是从苏联翻译的。在煤技校，我把我课本的一个球体塑性变形的例题解，“套”到地球问题上写了一个“论文”，寄给了北京大学王仁先生。王仁先生给我回了信，指出了一个错误，他说：“这个错误是根本的，所以后面的我也没有看了。我建议你要上大学，要从头扎扎实实学。”后来我想，应该感谢王仁先生，没有他的劝导，我也就成为一个民科。尤其是“扎扎实实学”很关键。受王仁先生影响，我一直这样要求学生，我有一个学生吴，做论文要做城市的“负熵流。”我给他讲了王仁先生的故事，如果我当年不改，不扎扎实实的学，热衷从科普书抄什么“负熵”呀、“奇怪吸引子”呀,就是进了北京大学，我也是个“民科”。我是很同情“民科”的，因为我几乎成为“民科”。

    我最初报了名后，向老任请教外语。他叹息起自己的一生蹉跎。他是上海人，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属于新派，小时候他爷爷就要求他背莎士比亚英文的十四行诗，我喜欢十四行诗，于是崇拜他。我很同情他，就劝他考研究生，他摇摇头不干。我反复劝。荣师傅有一天在野外悄悄对我说：“你不要害老任，他是个摘帽右派，比不得你。弄不好又挨斗。”老李也讲了个故事，1957年，老任，应该说小任划了右派后，一直找不到对象。1968年谈了一个，快结婚了。有一天女方全家来了地质队，把他吊起来打。家长知道他是摘帽右派了，一家子来揪斗他，因为不这样，女方家可能就会被列为阶级立场不坚定。老李说：“小王呀，你也别落个阶级立场问题。”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是在验收槽探沟时说的。验收了，农民请了吃饭，荣师傅坚决不去：“你们去，我不去。”他一脸正气，不可侵犯的样子。荣师傅每天上山带一个饼，从来不接受农民的邀请。但是，他也不制止老李，有次他说起老李家里困难。

    也不知为什么，着了魔，我还是劝老任考，最后打动他的是：“任师傅，你不考，说不定就一辈子回不了上海，像牛师傅，妻子害了癌症也没人管。”上海人的上海情结是一辈子解不掉的，我后来有很多感受。所以当年有人诬陷徐建华是因为想进北大才不同意谁的论文。我反驳说：“上海人有几个愿意来北京？”北京大学有人有时候是会把别的一切都看成“一塌糊涂”的。

    第二天，老任走进了队部，问他的身份能不能考。支队部作不了主，问题反映到大队部，大队部也做不了主，问题反映到煤炭厅。煤炭厅的回答是摘帽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可以考，当时胡耀邦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了，郭沫若说：“科学技术的春天”。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听不懂“摘帽右派”、“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政治术语了。

   老任是我陪着他去报名的，我最终放弃了考地质力学，也因为那时候国内已经出现了对地质力学质疑的潮流，板块学说已经在国内有所介绍。我动摇了。牛师傅说，你考地质力学才占优势，考别的不行，到大队盖章时，政治部杨主任劝我：“你也自学的辛辛苦苦，你考成都地院的数学地质吧，考物理，你不占优势。我们一家都是搞地质的，蛮好。”他是成都地院毕业的，任何人，母校情结都是很重的，你有没有一定不给母校丢人的思想？再说我也复习差不多了。杨主任一边给我盖章，一边叹息：“听不进去，不喜欢地质学？”我不是听不见，而是知识不足，那如得他们科班出身的。蒋老师、荣师傅支持我不换专业，他有他的道理，这里就不说了。大学毕业是，我有一个同学张青留言：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关键的只有几步。我后来想，其实每一步都可能成为关键。

    我与老任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