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是一个经典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叫塔什库尔干。电影还提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潜伏人员，被指证为“国民党在叶城地区的特派员”。叶城又叫叶尔羌城，世界第二高峰  乔戈里峰就在这里。

我在叶城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1月5日

晚上9:00到达叶城，安排在一个很破的招待所住，喀什政府萨秘书长陪我到市区走了走。城市广场修得很“派”，就是中规院设计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模式，一排龙柱带中心旗杆的布局。居民们晚上都到广场来活动，所以广场有点拥挤。近年来城市广场的兴起，为民众的晚间生活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虽然存在着城市广场的千篇一律，可是这里的灯光比内地的广场少多了，整个环境有些灰暗，凸显这个城市的贫困。

11月6日

叶城是一个历史名城，但是我们没有去看什么古迹。早上9:00，也就是东七区时间7点我们就沿着到阿里的公路出发到西何休乡。西何休本身海拔只有2900多米，但是路上要经过两个4000多米的垭口。沿途完全是干旱区结合冻融的地貌，山形是凹曲线交汇为角峰的山峦和接近直线的坡面的结合，坡面裸露，没有植被，冻融风化形成的碎石堆在山脚。陪我考察的秘书长萨是个很儒雅的人，可是那个县组织部长，一个汉族，什么话都转到了性上，也许这里太艰苦，他没有别的乐趣。

经过第一个垭口时，我仅仅头有点痛，但是连绵的山峦，远处的雪山还是叫人为大自然的美惊叹。下了垭口，再上高坡，路颠簸起来，我开始呕吐起来，随行的医生给我量了血压，110/140，心跳超过120次，到了一个山谷，GPS显示海拔3600米，不知道有没有测准。看着我呕吐得厉害，萨秘书长不让我走了，让我在山谷里停下，歇一歇。

山沟里有条河，怪石狰狞的源头性河道，充满了稍经磨圆大砾石，流着泛着白花花浪花的水。我身上带着几颗巧克力，分给了同学，当送给随行的干部，他们笑了笑，摇摇手。夏海斌突然说了一句说：“幸好周LP没有来，不然她一定吃不消。”我却想到：“幸好刘筱叫我路上带点巧克力，可以补充一下。”接着医生给我做了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三个孩子站在我们身边，看着我。我一看，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小姑娘是一个薄裙。三个人，六只脚，脚上的鞋一共有十四个洞。我问：你们不会冷吗？他们没有做声。随行的医生是维族，告诉我，他们听不懂。通过他翻译，我知道两个男孩分别是11岁和7岁，女孩是9岁。他们正在放牧，回头一看，山上有几只羊，它们艰难地在陡峭的山壁上觅食。我把剩下的巧克力掏出来递给孩子，他们剥开了，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办，大概没有见过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医生用我给他的那颗做了示范，孩子们才开始吃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起1959年，我们工人幼儿园的孩子到机关幼儿园去联欢，别人给了我一小勺亮晶晶的像碎玻璃一样的东西，让我吃。很甜。带来几颗回家给妈妈看，妈妈说这叫“白砂糖”。

孩子的妈妈来了，一问这个村子有四户人家，我指着前面的一个房子，请她联系一下，我们去访问一下。不一会，她回来了，告诉我们，主人说他家太穷，不愿意让我们看。他建议我们到她家去：“我家在这里最富。”就在这时，乡党委书记一行来了，因为乡党委书记听说北京来人了，远道来给我们“汇报”。我决定我在这里听他们介绍情况，看看这个村子，看看这户最富的人家。那个组织部长、乡长陪同薛俊波、夏海斌去乡里。

到了这个“最富”的人家，我简直惊呆了：一个干打垒的小院，两间房，走进卧室，一个炕，我数了数，七条被子，倒是显得干干净净的。两个开敞的柜，一个放着两袋粮食，一个放着衣服，还有几个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当。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洗得不够干净。我突然想起早上离开宾馆时，带了一块手皂，拿出来送给她。没想到最小的男孩一把从妈妈手里抢走，往嘴里塞，医生赶快制止了他，说维语，大概是做解释。他们没有见过香皂。

这时孩子的爸爸来了，略微能听懂汉语。在医生帮助下，我知道他们家三个小孩，因为维族可以生三个。大儿子已经上学，学校离这里几十里地，要寄读，这几天因为没有钱了，回家来要钱。他正在筹钱，准备同时送9岁的女儿去读书。我摸了摸身上，带了300元钱，我拿出两百元给他，说做两个孩子的学费，另外一百元，递给了妈妈，请她给孩子买鞋。一百元肯定不能买三双鞋，我后悔没有在乌鲁木齐机场多取点钱。我让医生说，以后我每年给他寄八百元供孩子上学。医生没有翻译我的话，对我说：“这里没有邮政。你就直接捐给希望工程吧。”接着咕嘟了一句：“再说，他要去的那个学校学的是维语，毕业了连打个工都听不懂说话。”差不多这时，乡党委书记来了，我对他们说了，他问这个村子是那个村委会的。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催促了，他说：“我们会解决，我们会解决。”

我们回到了河边，薛俊波、夏海斌不久也回来了，他们到了山上的垭口，地上完全结了冰，车子滑了一下，组织部长坚决不让北京来的专家往下走，在山头照了西河休村子的像，返回了。

离开叶城，下一站是莎车，莎车有一个塔吉克人的乡，是从塔什库尔干搬下来的。我们走访了乡政府。了解到塔吉克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都努力送自己的孩子读书。妇联主任两个女儿一个在新疆大学，另一个好像在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上，她很吃力。

就在这个乡，萨秘书长说：“王教授，别问了，你的脸色蜡黄，上医院吧。”在莎车政府招待所，医生来给我输液。这个医生姓沙，苏南人，父母志愿来了新疆。她说，这些农民穷，一般病了，卖只羊，一百多快钱来住院，用完了就出院，然后熬命。她也说起她的爸爸， “1955年南京大学学地质专业毕业，就来了新疆地质队，就像现在的人想出国，那时候的人就想建设边疆”。我想出国的人在国外做了贡献，就回国要这要那。沙先生那一代人，也做了贡献，在一张白纸上，贡献了中国的地质图，于是我们有了石油，有了煤，还有了稀土矿。地质图的引用率，大概不低于Nature的文章，采矿、盖房、土地利用，我们天天在用，我们共和国给了他们什么？小沙对我说：“进疆干部许多人都说建设祖国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可是我爸爸不准这么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到内地去上学。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在地质队的师傅蒋竞月，1953年大学没有毕业，国家需要就到了地质队，天天跑野外，得了胃病，他说地质队的胃病应该是工伤，领导说他无理取闹。我没有听他的话，跑野外，中午饿着，地质队两年，落下了胃溃疡，现在每天都要吃一种叫奥美拉唑的药。那些在国外取得辉煌成就的可能就是珠穆朗玛峰，我师傅蒋竞月、沙先生这样的人，可能是乔戈里峰。没有乔戈里峰，没有许许多多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孤独了点。

离开地质队多年了，不知道蒋老师还在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