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8/10 

那个据说给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了“教育产业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发表了一个高论“政府干预越多收入差距越大。强制大幅提工资中国不会富有，恰恰可能崩溃”，对于这个命题，张维迎博士应该展开理论与数据的论证，可惜他采用了“举例说明”，完全缺乏科学态度。我转录全文，逐点质疑如下

 

【张】近两年来，个人收入成为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一方面物价在很快上涨，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却很少有增长。今年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有一些学者呼吁要学当年的日本，搞收入倍增计划，等等。从长远来讲，这些举措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可能还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的保姆三四年前的工资只有800元，现在已经涨到2000元左右了。有哪一个政府部门去为她们说过话？没有！这就是市场。市场有一个供求关系，它会指导一个平衡。我们过多的人为强制干预，不一定给当事人带来好处。因为很简单，如果我们可以人为的干预它，我们现在把每个人的工资提到每年100万元，中国就富有了？不会！恰恰中国可能就崩溃了！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评】一个例子不能证明命题，不过可以反驳命题。实际上保姆工资的涨价，正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本届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强调提高农民工待遇，北京的保姆，几乎都是农民工。在政府支持农民工涨工资后，广大农民工普遍上涨，作为一种社会潮流保姆的工资在一些服务公司支持下，普遍上涨。如果说市场，最近2年，家庭增加速度，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没有明显变化，需求市场没有扩大，所以说政府的干预是保姆工资上涨第一推动。。当然市场是有作用的，由于农民工工资上涨，物价有所上涨，保姆普遍要求涨工资，部分年轻保姆转向别的行业，导致保姆数减少趋势，保姆工资最终上涨。整个过程是在政府干扰下市场从旧平衡点找到新的平衡点，结果是保姆市场重新出现供需平衡，他们的实际工作水平提高了，拉动了一部分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打破了旧有平衡点，这个干扰是微弱的，但是旧有的保姆市场低工资平衡点已经不合理，是非稳定平衡点，所以政府一干扰保姆的工资必然要上涨。市场不是万能，没有外部干扰，系统不会从旧平衡点跑到新平衡点，这是系统论常识。

关于“工资提到每年100万元”的说法，完全是诡辩，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工资远远没有100万，政府也计划没有强制提高到100万。

 

【张】如果说我们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对卖家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买家竞争；而对买家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卖家竞争，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推进市场自由地竞争、自由地准入的话，那么各个收入分配自然会达到一个均衡。如果你是人为地改变它，带来的后果就会比较严重。

【评】这是一个没有论证的判断。为什么改变一个平衡点，后果就会变坏？中国计划经济停留在一个平衡点上，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个平衡点，找到一个新平衡点不是很好吗？奥巴马政府实行金融管治政策，改变了就金融体系的平衡点，不是恢复了经济增长吗？系统可以有多个均衡点，哪个均衡点对全体公民有利，就要搞把系统控制到那个均衡点上，不是说控制在任何平衡点都行。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打破平衡点的历史，奴隶社会也是一个平衡点，但是他不公平，人类就打破了，寻找新的平衡点，封建社会也是一个平衡点。那时候穷秀才陈世美可以中状元，社会进入贵族的机会均等了，可是它杜绝产业创新，人类又打破了它，创造了新的平衡点。现在中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高收入，如张博士说的年收入100万，一般公众低收入，是个平衡点，因为维持了十多年，但是这个平衡点至少从政治上看是一个不稳定平衡点，政府要打破它，建立新的平衡点，是良治的表现。

 

【张】经济在发展，各种市场上的力量都在动。尤其中国的劳动力，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在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在大幅度下降，如果中国经济是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的话，劳工的工资是一定会持续上涨的。不需要人为的什么政策，它都会上涨的。但是如果出台的政策和市场的力量是相一致的话，等于没起作用，如果跟它不一致的话，就起了负作用。

【评】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同步增长，不然会发生经济危机，计划生育带来的劳动力减少，更需要提升劳动力工资与保持资本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平衡。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的张博士应该清楚。现在的制度，让资本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结果公众的消费水平上不去，消费强烈依靠国际市场，经济只会走向危机。

 

【张】有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虽然很有效率，但是却不太公平，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拉大贫富差距。这就要看你从怎样的角度考虑了。在市场经济当中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机会均等，就是一个平等的竞争，这个时候有败有胜。但是这是一个长跑，不是跑一圈你就赢了，要跑好多圈，所以在市场当中平均来看，我们仍然能看到它是一种把效率和公平很好结合的机制。

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大在哪些地方？就是获取特高收入的这些人，好多都是不合理的。不是由于市场的问题，而是说他们有特权。控制了某一种资源，控制了某一种行政许可，那他就可以暴富。如果把这些东西取消了，资源都是公开拍卖，拍卖的钱收归财政，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许可给他废除了，差距就自然缩小了。

【评】这里在偷换概念，把行政部门要求资本家提升个人工资的行政行为，偷换为“行政许可”加于批判，完全偏离了自己的论题。当然行政控制要反对，公权私用更要反对，但是这不能成为政府无作为的理由。管治（governance）是必要的。

 

【张】我做过一项统计分析。哪个地方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行为比较规范，平均而言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反倒小；哪些地方政府干预很多，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很大，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大，这些地方收入差距比较大。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多的话，政府财政支持多，这应该是收入更公平一点，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因为企业家投资是冒险的，而政府操作的不确定性很大。政府控制资源，就只有一小部分人，或者胆子特别大的、或者有特别关系的人，才敢做生意，那么他只要一做生意就会赚大钱，另外一些人就没有这个机会，那他就只能打工，所以收入差距比较大。如果这个市场上透明度比较高一些，政府控制少一点，所谓的风险也只是市场的风险，不存在政策的风险，获得资源也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人就可以从事企业家活动。更多的人从事企业家活动，这个竞争自然就会把这个利润降下来，反倒收入差距分配比较小一点。

【评】真有这项统计，张博士应该公布样本，在哪里调查的？有多少调查对象？通过统计检验没有。

当然，张博士，后面一段内容我赞成，但是张博士在这里同样在偷换概念，因为“政府控制资源”与政府要求给职工涨工资完全是两回事。张维迎的“低工资有利论”，只不过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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