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这条线，可以上溯很长。只是其中几个环节用了实质性等效。形式上，中国博士后制度才建立了31年，博士学位制度虽然早在1935年就建立的，但在大陆重新恢复才35年。而实际上，资深研究人员，指导和帮助“具有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年轻研究者，除了1966-1976那十年，一直在持续。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程昌钧教授。在交大刘延柱教授推荐我与程老师联系，到上海大学力学所做博士后。刚入站时的政策，博士后没有联系导师。因此我给鞍山钢院的报告只能说，入钱伟长院士领导的博士后站工作。这既有利用名人效应的因素，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说不出博士后导师，显得有些怪异。这种政策很不方便，博士后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签字。后来就都有了导师。程老师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程老师的领域是固体力学，当时的研究兴趣是黏弹性结构的(静)动力学行为。我主要是做动力学，因此要学很多背景知识。比较简明通俗的Viscoelasticity (2nd ed.) by Fluegge还好，更深入些的Theory of Viscoelasticity (2nd ed.) by Christensen读得就很吃力，有些地方一知半解。进一步也读些文献。最后博士后出站报告中的工作，陆续在不是很主流的国际期刊Mechancis Research Communications和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s各发了1篇，在国内比较主流的Applied Mathmatics and Mechanics上发了3篇。但申请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没有中。同时期还在继续做些与控制混沌和航天器动力学相关的研究，另外与刘老师合写本专著。平心而论，博士后期间用在黏弹性项目的时间应该不到可支配时间的一半。程老师对我宽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当然，我出站后仍继续做了段时间，特别是论文整理投稿等，MRC论文是2000年发出来的，而那篇AMC论文到2005年才发出来。下图是与程老师在延长校区合影。

程老师求学期间还没有中国学位制度，当然也没有博士后制度。195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兰州大学工作。1959年叶开沅先生到兰州大学数学系任教，并在数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招生在力学方向学习(1986年创办了力学系)。有许多课程，叶先生亲自授课，程老师一直听课。后来也有合作论文发表。总体上，可以认为叶先生是把程老师作为青年教师加以培养的，这也接近博士后，特别是现在的师资博士后。因此我不揣牵强，就把程老师算做叶开沅先生的博士后了。下图是2007年时程老师学生们为庆贺她从教50周年及70寿辰撰写论文的结集。其中也有我一篇文章。

叶开沅1951年在清华大学跟钱伟长教授读研究生，后随导师转入北大，1953年毕业留北大任教。毕业论文是矩形板大挠度问题，部分结果在1956年的第九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ICTAM的前身)报告。需要说明，毕业论文和英文报告我都没有读过。研究生期间的关于环形薄板大挠度问题工作作为单独作者发表于《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尽管当时没有学位制度，但鉴于叶先生的工作，应该说完成了博士水平的研究。1954年与钱伟长合作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参与钱伟长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叶先生写了其中关于环形圆薄板的一篇，并对其他部分有补充评论。1955年，与钱先生在《机械工程学报》上发表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相关公式等。1956，又与钱伟长等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弹性力学》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问题》，其中叶先生写了关于“凑合法”的第三章和关于“比拟法”的第十一、十二章。这3年多，实际工作相当于博士后研究。

钱先生的传记许多人耳熟能详。1943年，他在加州理工作为冯·卡门的博士后入职，半年后成为其实验室的正式员工，1946年离职。合作在Journal of theAeronautical Scineces上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这一卡门称为自己在固体力学方面最后的工作。还完成些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的工作，后来发表。例如，均布压力下圆板大变形，1947年发表于Chinese Journal ofPhysics (这个刊物现仍在台湾出版发行)。下图是钱先生截止到87年的科学论文选集。包括与叶开沅合作的两篇论文，以及与卡门合作的论文。

总之，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的师承，至少可以上溯到5阶合作导师普朗特。普朗特的博士后有冯·卡门，冯·卡门的博士后有钱伟长，钱伟长的等效博士后有叶开沅，叶开沅的等效博士后有程昌钧，程昌钧的博士后有我。前3位高阶合作导师，涵盖了现代力学的开创以及在中国的开创，随后两位“等效”博士后只是我个人看法，未必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