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Mark Edward Lewis(陆威仪)所著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的汉译本，译者是王兴亮博士。原书是Harvard大学出版社的Timothy Brook(卜正民)主编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中的第一部。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共六册，在2009年至2013年间出版。与体大虑周的研究性论著“剑桥中国史”不同，哈佛的中国史篇幅较小，属于通论性普及读物，适合作为大学教材。《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的篇幅尤其紧凑，不算年表注记参考文献等，原书正文才260余页。译本保持了原书学术的严谨性，把注记也翻译了，并且保留了原来的参考文献。虽然我并没有看这些，还是觉得该书翻译颇为可靠。

该书的作者是新一代历史学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70年代“西方历史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p. xvi)”哈佛中国史也体现了这种转变，历史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相斫书，而是历史上的生活场景。该书也是大转折之后的作品。前三章是较为传统的政治史，帝国版图、一个备战中的国际、矛盾重重的帝国。随后两种分别讨论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第6章外部世界，也是体现新视野下历史范围的扩大，不局限于传统的中原王朝。随后4章分别是宗族、宗教、文学和法律。

该书强调秦汉两朝的重要性。“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p. 2)”并且概括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1) 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 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 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 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 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联系。(p. 3)”。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的中国史都是从秦汉开始，“剑桥中国史”的第一部也是《秦汉史》。莫非殷商的考古发现还不足以构建那段历史？我个人服膺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所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我觉得，商和周才是华夏文明的“古典”时代。周至少有上述5个特征的前3个，而商似乎都没有。也就是说，华夏的“古典”时代其实是从周开始。

该书对于秦朝特性的议论比较传统，我觉得也有道理。引用《荀子·议兵》所谓，“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p. 14)”。秦人生活似乎了无生趣，除了耕战立功别无所求。当然，这也并非偶然。韭菜之所以成为韭菜，是因为有人种植，有人收割。该书引《商君书》，“国家必须通过进攻敌国的方式来消耗国内人民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国家想要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用于战争之中，才能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去。(p. 49)”读过《商君书》，但没有熟悉到能想出这段话的原文是什么。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不寒而栗。好在商君作法自毙未得善终，让人对天理公道稍多些信心。

该书提到中国人对预言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中国人的预言通常都被视作对某个行动的指导，而非对某个既定命运的说明。预言不是提供对一种注定的未来的知识，而是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这样就能够本着取得最好结果的原则来采取行动。(p. 187)”这种态度或许能解释中国古代科学落后但技术发达。

总之《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很好的通俗历史读物，提供了理解华夏早期历史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