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上下两册逾千页，是1989-1994年间在纽约听众家里讲授的记录。听众中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经济学家等，“一人一小时十元，夫妇算一人收，离婚者不算。不满十人，暂停；十人以上，继续讲。”阅读时随时做些笔记，以下是阅读上册的札记和随感。上册讲到18世纪结束。

文学史是了解文学艺术的向导。“讲文学史的目的，乃观察方法，思想方法，分析方法。(p. 92)”文学艺术有助于人的教养。如作者所谓，“向未来看是胸襟宽阔，向古代看也是胸襟宽阔。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此外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健朗的态度。艺术态度，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p. 366)”了解文学，或许有助于提升自己，离开庸俗乏味的“大多数”。“哲学、文学属于极少数智慧而多情的人，是幸福，是享受，和大多数人没关系。(p. 180)”

作者凭着阅读的记忆，大体按时间顺序谈论世界文学史，包括古希腊罗马、古希伯来、古印度、华夏、波斯、阿拉伯、日本、欧洲的文学，也涉及文学性强的宗教、哲学和历史著作。贯通的必要性在于，“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作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作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p. 33)”文学与语言表达相关，因此影响所有领域。例如，“每一宗教的创教者，都是坦荡真诚的，所以他们是创造者，有创造性。凡教会就有功利性，然而又不能公开，故向上用经院哲学，向下是标语口号。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先要从语言入手……(p. 209)”。作者坦承，“我的文学，有政治性，是企图唤回人类的自爱。推己及人，重要的先还不算‘人’，是‘己’。若人人知爱己，就好办了。西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指先从自己做起，不是自私自利。(p. 89)”“一个人忠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p. 105)”“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p. 106)”作者的文学史讲座，或许也是“爱”的教育。

《文学回忆录》其实是作者的阅读史，属于个人传记的一种特殊形式。我是当作文学史来阅读，可能不是恰当的打开方式。毕竟作者不是专家，讲课内容主要也是根据个人记忆，因此不足以代替通常的文学史。比较吸引人的是作者的评论和感慨，体现了阅历和洞见。要发现书中的知识疏漏不难，但汲取智慧未必容易。“每个世俗的人都喜欢骂世俗的书，以此认为自己不俗。(p. 389)”

《文学回忆录》以古希腊开篇，前两讲是神话，随后两讲是史诗、悲剧和其他，其他指喜剧、诗、散文。作者所说的神话其实是广义的希腊神话，就是包括罗马人的扩充和转述。给出的几个神话故事都特别有画面感，在绘画和雕塑中常见，如果能说明出处从而明确到底是希腊神话还是罗马神话就更好了。作者概况很精当，“整个希腊文化，可以概括为‘人的发现’；全部希腊神话，可以概括为‘人的倒影’。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而且不在水里，却在天上，在奥林匹斯山上。(p. 34)”史诗、悲剧和喜剧都是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语言特点概括为“迅速，直捷，明白，壮丽。(p. 47)”。“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p. 57)”“希腊人承认命运后，心里在打主意，怎样来对抗命运。希腊教育的总纲、格言，是殿堂门楣所刻：你要认识你自己(也可说是：尊重你自己)。这是伦理总纲，是认识论。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既骄傲又谦虚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希腊对死是正视的，对命运是正视的。正视之后，他们的态度是好自为之—人道。拿人道去对抗天道，很伟大。他们聪明，认为人道可以对抗天道(p. 58)”散文包括历史，最晚到了罗马时代的普鲁塔克传记。

随后4讲是希伯来的新约旧约。复述些故事，也分析涵义。提纲挈领，“《圣经》全书只是一个主旨：人寻求上帝。历史、诗歌、预言、福音、书翰，都蕴着对上帝的爱。《圣经》……庞杂，像人类生活本身，忍耐、懦弱、胜利、失败，像一个老实人的日记。作者们……正直、善良、热情，所以文字明白简朴，思想直接有力，有一种灵感、一种气氛，笼罩你。……文字的简练来自内心的真诚。(p. 70)”这种源于伟大的单纯，几乎是通例。“思想、情操越是高超、深刻、伟大，越是自然地涌现。可是怎么会含蓄无穷呢？因为思想情操本身细致丰富。(p. 177)”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思想的两块基石。“希伯来思潮：理性、禁欲、苦行、理想……希腊思潮：感性、自由、行动、现世……世界史不成文的规律，就是这两种思潮的消长起伏。糟糕的是：中国例外。目前超稳定结构，再过五十年，会更糟。(p. 331)”“读欧洲历史，别忘了两种思潮：希伯来思潮、希腊思潮。希伯来思潮以基督教为代表，注重未来，希望在天堂，忽略现世，讲禁欲。组织上，教会统治一起；希腊思潮以雅典文化为代表，讲现世，享乐，直觉，组织上讲自由民主。……始终是两种思潮消长、斗争，或隐或现。我看人类世界也就是这两种思潮的斗争。(p. 398)”

随后作者转向东方。各用一讲简要说明印度的原始佛教和史诗。接着就开始了华夏文学史，诗经、楚辞、古代历史各一讲，诸子3讲分别是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其他。随后两讲分别是魏晋文学和陶渊明。接着是唐诗三讲、宋词两讲、古代戏曲四讲，最终结束语十八世纪和曹雪芹。相关知识比较熟悉，很难出特别的新意。有些从华夏西方比较方面的议论富有启发性。例如讲老庄的差别，“老子是阿波罗式的，冷静观照，光明澄澈。庄子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放浪形骸，郁勃汪洋。老子是古典的，庄子是浪漫的。老子是苦行的，庄子是享受的。老子内敛克制，以少胜多，以柔克刚；庄子外溢放射，意多繁华，傲慢逍遥。(p. 174)”在我看来，老子长于智慧，庄子长于审美。华夏哲学的局限，“中国哲学少得可怜。西方哲学像歌剧，中国哲学像民歌。(p. 202)”华夏戏剧的局限，“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起感化教育作用，在古代有益于名教、风化、民情。有了这种观念，容易写成红脸白脸、好人坏人，不在人性上深挖深究。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再牺牲了。作家没有多大的宇宙观、世界观，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p. 351)”本质上还是“三观”有局限。关于传统戏剧，作者推崇《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此外，对于“江左三大家”中的钱吴，评价很高。“到明末有两位大人物出，钱谦益、吴梅村，风气为之一振。他们的文风可以四字概括，精莹浑厚，开之后两百年文字局面。(p. 420)”“钱谦益(1582-1664)，是一代宗师，清室入关，他去迎接，被后人看不起(石涛也去迎接的)。(p. 422)”小小不确切处，钱谦益迎接清军入南京城而不是入关，前者更为不得已，皇帝和更高级的官员不知去向。

唐诗之前插入一讲中世纪欧洲文学，宋词后插入中世纪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两讲。古代戏曲前后两讲之间有中世纪日本文学、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和17世纪英法文学三讲。欧洲文学史从文艺复兴开始重新有意思。“什么是文艺复兴的精锐？即对生命的兴趣，对生活的兴趣，对人的兴趣。(p. 385)”“文艺复兴是苦行主义的中古精神之后的求知、行乐、进取、妩媚，这些精神正好集中于拉伯雷作品。(p. 386)”文艺复兴是现代智慧的肇始。“现代智慧得以解脱的是什么？宗教的偏见，道德的教条，感情的牵绊，知识的局限。(p. 249)”英国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cer, 1552-1599)“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比喻繁复，不易懂，写武士、巨龙，影响到后来的弥尔顿、蒲柏、济慈。(p. 390)”似乎没有汉译本，我一直想读，找到了电子版本，但还没有读。十七世纪的法国寓言作家拉封丹有则轶事第一次听说，其“太太读书太多，不善家务，离婚。(p. 408)”

莎士比亚是文学史上的高峰。其伟大之处，“莎士比亚的作品，无为。剧中也有好人坏人，但他关心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坏法，所以他伟大。人性，近看是看不清的，远看才能看清。人间百态，莎士比亚退得很开。退得最远最开的，是上帝。莎士比亚，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莎士比亚为什么退得开，退得远？因为他有他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所有伟大人物，都有一个不为人道的哲理的底盘。艺术品是他公开的一部分，另有更大的部分，他不公开。不公开的部分与公开的部分，比例愈大，作品的深度愈大。(p. 351)”作者声称，“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p. 393)”我以后也应该多读几遍。连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去伦敦都成为天才的通例。“天才都知道离开家乡，都知道要到哪儿去。(p. 391)”这可能只是“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去哪里而无法尽展其才的人，就算是有“天才”也泯灭了。

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分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三讲。英国文学读得比较少，印象深的只有《鲁宾逊漂流记》和几位诗人的个别作品，因此没有什么共鸣。法国文学相对多些，毕竟启蒙运动是从法国开始。作者盛赞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头脑、才能、心肠“三者平衡，特异在哪里？他能持久地执着于自己明朗的心情。不易啊！一时一时的明朗心情，可以有。持久的明朗，太难。(p. 461)”“孟德斯鸠特别明智。……这样的人太少有：明朗，平衡，通达，纯良。……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明。(p. 462)”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许也只是求得“明朗，平衡，通达，纯良”。前不久在欧洲时，我还与驴友聊起“通达”，我更愿意称为“通透”，或许已经包含了“明朗”“平衡”但独立于“纯良”，“通透”的反面是“拧巴”。书中说到伏尔泰“他的长处，是讽刺嘲弄，锐利不可抵挡。他表白清晰，见解犀利。人家尚未感到，他已成言，别人还在结结巴巴，他已口齿伶俐，大声发言。(p. 464)”国外请他帮忙改诗，他说不要让他洗太多脏衣服。作者认为“要能刻薄，也要能厚道。要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要能不说这样的话。(p. 463)”顺便一提，《围城》中有教师改学生作业如洗脏衣服之喻，或许就来自伏尔泰。我部分认同作者所谓，“到欧洲去，不要做旅游者，要做世界文化的观察家和仲裁者。思想的力量，就是仲裁权。(p. 329)”世界文化的观察很必要，仲裁就算了，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要争取仲裁权，但不必相信拥有更不必去行使。

主题虽然是文学史，但作者议论纵横，经常有题外之论。关于善恶，作者并不只是从道德角度考虑。“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p. 85)”“浪漫主义的致命的弱点，是拼命追求自然，最后弄到不自然。(p. 206)”“现在还要‘坚持’，坚持的意思，就是总要倒的。(p. 399)”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华夏文化持批判态度，可能会让众多读者不爽。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中国非常非常不幸。什么事都是例外。(p. 212)”“现代中国人不懂得悲观。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p. 320)”“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p. 384)”“所谓新文化时期中国文学，匆匆过客，没有留下可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p. 427)”“老子说，大战之后必有荒年，我看是荒年之后，必有大战—大战荒年、荒年大战，即中国近代史。(p. 490)”我个人不介意对我自己和对我所属群体的负面评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作者看来，艺术家不用在乎群众。“艺术家别在乎读者。把衣食住行的事安排好，而后定心只管自己弄艺术。别为艺术牺牲。为艺术牺牲的艺术家太多了。牺牲精神太强，弄得艺术不像话了。(p. 483)”不用在乎群中，因为“艺术的宿命，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现实的，无为的，不合群的。(p. 328)”不要牺牲，因为牺牲容易导致“拧巴”，破坏了“明朗”“平衡”。艺术的天才符合“天才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成永恒(p. 394)”“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p. 445)”这甚至不限于艺术。即使在日常交流中，可以谈原则，甚至可以谈事例，但没有必要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作者说“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p. 393)”或许我写博文客观上也是卖弄，因此不断提醒自己，多看几遍。用书中的话结束本文，“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p. 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