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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在什么时间开始做家务我想不起来了,但洗碗是最早的家务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应该在十岁之前就开始了,可以算是童子功。
所谓洗碗,其实也洗筷子勺子盘子等,就像吃饭其实也吃菜。很早就有绩效量化的思想。洗碗计件,小时候称为“个”。只论个不论大小,大碗是一个,小勺子也是一个,但一副筷子是两个因为有两根,锅也是两个因为有锅盖。数出多少个没有实际用途,只是自己开心,多少有些成就感。母亲并不认可这种量化绩效。有时候也跟母亲表功,我洗了多少个碗。母亲往往会问,里面有几双筷子。我还是自得其乐。
小时候洗碗比现在难多了,没有洗洁精,没有热水器。遇到油的碗,要先用从暖水瓶里倒出的热水洗,然后再用流水清洗。特别油的碗,如肉汤碗,热水洗一遍不行,要用热水洗第二遍。好在那时候油水少,油碗也不多。洗不干净的碗,严重的会有些滑腻。即使不严重,手感无异常,放时间长了会有异味。那种异味很淡,只有盛热的无味食品如粥时才能闻到。也不是人人能闻到,在我们家父亲闻不到,母亲和我能闻到。我小时候有鼻炎,但嗅觉一直很好。
更有挑战性的是,过去时常停水。家里有存水的习惯。蒸锅、水壶等不用时装满清水。遇到停水,先用事先存的水泡碗,再用泡碗的水洗碗,洗过后用存水清一下。清碗的方法是把所有洗好的碗叠放在一起,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从上面倒清水,到最下面的碗中水即将溢出。洗碗的水也要收集利用,泡碗洗碗的水可以用来冲厕所,清碗的水可以洗菜。这种复杂的操作,或许从小就培养了我的系统性思维,优化简直成了本能。当然,这也可能是上海人习惯内化而成的生物性本能。不能肯定是前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我现在强调鲁棒性,不追求最优性,其实也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常感到知易行难。
因为有系统性思维,到现在饭后收碗时还是很仔细。把油碗和不油的碗分开,其实现在很少有不油的碗,除非是水果盘子。油碗不能叠放,避免本来没有油的碗外面沾上油。这样我收的碗摆满水槽,甚至还要摆到水槽外面。女儿回家吃饭往往承担饭后洗碗的工作。她都让我先把碗堆进水槽中。
小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家洗碗有特殊的优势。洗碗用的所谓丝瓜筋,是非常有效的生物材料,一般人家很少见。丝瓜筋当年市面上买不到,至少在鞍山买不到。它是种中药,母亲在药房近水楼台,要些成条的丝瓜筋拿回家。入药的丝瓜筋要切碎。现在已经不能从药房要丝瓜筋了,但幸运的是能买到。我比较过,丝瓜筋还是最有效的洗碗利器,尽管现在有洗洁精,热水也很方便。
最开始洗碗确实有些乐在其中的意味,但后来变成我的任务,就不那么有意思了。我是大孩子后,洗碗不再有任何成就感,只是不得不做的简单劳动。这时候,与母亲也有了冲突。饭后不是马上洗碗,而是泡在水槽里,到下顿饭前再洗。母亲对此非常不满意,觉得水槽里有东西很不方便。她还会诛心而论,说我是想逃避洗碗,让她觉得不方便自己动手洗了。也许我没有那么想,但是我不高兴被人耳提面命。因此我行我素,坚决等到要用时再洗。
洗碗最初是自我能力的体现,后来成为勉为其难的义务,甚至是冲突的起因。多少与这种洗碗感受的变化有关,我们核心家庭一直有条基本法则,常做某种家务的成员,随时可以让其他成员接手这种家务。这是劳动者的权力。
附录:忆往昔系列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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