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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情书》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由真真、老久、老嘎和老邪门等人的四十三封书信组成。该书附注“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稿,一九七九年九月二稿”。先是以手抄稿形式在通信的北大清华同学朋友间流传,后来由作者的妹妹带到内蒙插队的高中生中。稍后有了油印稿。1979年,公开刊登于油印的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1980年1月发表于文学刊物《十月》。依照编辑的意见,刊物正式发表版本删去一万多字当时过于惊世骇俗的文字,大概就是所谓“二稿”。期刊发表的版本,在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收入“十月文学丛书”。也收入多种小说集。1989年3月由长春的时代文艺出版社重版。2019年由东方出版社出了新的一版,作者专门写了两万字的序言《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小说本身就十万字左右;增加了当初油印本的序言和跋语以及新版后记;选录了八十年代的大量读者来信,还有作者先生为最早手抄本画的插图。虽然新版无疑更为完善,但本文仍采用80年的单行本版,以存历史原貌。当年我读这本书时做了不少摘录,重读有亲切感。从学界小说的角度看,该书实际上写了在学界不存时一代学人的在学界外的成长,四位主要通信者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两位还是致力于学术的研究者。小荷已露尖尖角,甚至昭示了未来大师的诞生。
几个主要人物设定大致是这样。女主人公真真(天真,真诚)大学毕业分配到高原山区的小镇教书;她出生于干部家庭,在著名学者姨父家中长大;父母一度被打倒,但后来恢复了工作。男主人公老久大学毕业分配到山区里工厂的实验室工作,非常有激情的哲学研究者;他的名字推测来自当时知识分子为“臭老九”, 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顺便一提,我觉得与所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的“九儒”无关,只是巧合;他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但有位科学家叔叔;年轻时曾与一女同学交往,但因女方父母是高干,后来又进京当部长,女方被迫与他中断关系。老嘎是有志于艺术的大学毕业生,既是爱慕真真的同学,又是老久的好朋友,处在两者之间有些尴尬(“老嘎”);他父亲在美国开饭店,海外关系使老嘎举步维艰。老邪门与老久一起研究哲学,非常有社会经验,是小说中指点迷津的人物。大学生石田是工人的儿子,在真真一家受冲击时帮助过她,与真真有婚约;后来参军,追求地位和安逸的生活,被真真视为庸俗。专案组的高年级同学童汝也帮助真真,但后来已经结婚的他声称爱上真真,让他与石田结婚后,与他保持情人关系。
小说的故事简单得有些平淡无奇。老嘎看真真无所事事,把老久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笔记留给她,并建议他们通信交流。通信开始不久,老久和老嘎都声称爱上了真真。在与他们交流中,真真愈发觉得石田庸俗和狭隘,写信与他解除婚约。石田不同意,暗示可能自杀。真真感受到巨大压力。真真哥哥来信指责真真在父母恢复工作境况改善后悔婚,另一位朋友来信支持悔婚。继续通信,真真下定决心与老久相爱,老嘎祝福他们并准备浪迹天涯追求艺术。
当年引起争论甚至诟病的事情,如真真、老久、老嘎的“三角恋爱”,真真在家庭地位变化后毁弃婚约等,现在都习以为常。当年人们的想法,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真是恍如隔世。我觉得可能还有共鸣的是当时年轻人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在痛苦的生活中学习、探索。’―这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结论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现在的水平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能在生活中不停顿地前进。(p. 146)”“我们并不想在历史的纪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们却愿意用自己无畏的、奋不顾身的一生来铸造这样一块纪念碑:人类伟大的奋斗精神永远不会中断。(p. 146)”“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中。(p. 151)”在那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们仍然执着于对真理和自由义无反顾的追求。真如燕京大学校训所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种追求在任何时代都显得卓然不群,“我习惯了一个人走路,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无畏地走下去。(p. 20)”“我们的自由,比一时的英雄气概更有价值。(p. 50)”“我们的强,表现在变动发生时,能够自觉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既不盲目,也不悲观。(p. 50)”难免被一些人认为过于狂傲而觉得不舒服,就是所谓“燕雀安知鸿鹄”。尤其是老久信中的一些话,是未来大师青年时代的内心独白。涉及不同的方面。
他在依托科学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尽管我们被封闭着、被束缚着、被剥夺着、被种种势力包围着,我们仍然要拼命睁大眼睛去观察、寻找和发现世界上我们同时代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其次,我们要有继承和利用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文明的魄力和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就始终是个弱者,始终走不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也就是说,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p. 21)”“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抛到后面了。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提供前人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的新思想、新成就。(p. 146)”“向科学前进,路是不会错的。科学给我们力量。是时代使我们意识到,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p. 43)”当然,他们的知识也非无懈可击。例如老久写道,“伟大的数学家罗巴契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是在俄罗斯的蓝天下形成自己的思想的。(p. 125)”这大概是根据他读过译自俄文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数学思想似乎是形成于在法国留学的时代,他所开创的“莫斯科学派”和“圣彼得堡学派”,源头都在法国巴黎。
他对于道德和社会等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没有必要象很多高贵者那样把自己的名誉、地位看得很神圣,并摆出一副道德家的面孔,仿佛他们从来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我们忠于自己的感情,我们的感情是光明磊落的。我厌恶旧道德和宗教的虚伪。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我们仇恨欺骗和自我欺骗,从不因为追求真理要付出巨大代价而逃避真理。(p. 12)”“科学的进步正在给机器安上电脑,而有些人念念不忘的是把人的脑袋拧下来,变成由他们这些超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p. 91)”自然也有对当时生活境况的不满。“在这种时候,我讨厌一切不了解我的人来打扰我。我抗议我青春的宝贵时间被任意剥夺。我抗议持续不断的运动和会议把我那无数个心情愉快、头脑清醒、工作效率最高的白天统统占用,使我不得不把重要千百倍的工作和专业学习放到晚上的业余时间。用十分疲倦的精神,在少得十分可怜的几个小时里,从事十分重要的工作!我抗议和仇恨那些剥夺年轻人时间和生命、爱情和向往的人!(p. 40)”同时也不丧失希望。“目前,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因为看不清前途而彷徨,甚至消沉。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道路只能由我们自己走出来。这个真理曾经被人们用各种方式机智地说明过,但仍然不妨碍看不清自己力量这种错误一再被重复。我们的一切努力无非是向人们把出,对于新生活的希望是可以而且能够实现的。我们还是这样的年轻呵!我目前的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在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忙的政治学习中,属于我自己的只有高做的思想。我冷漠地应付一切。我唯一的愿望是:人们少来打搅我。(p. 78)”
还谈到了对上一代的看法。“我第一次感到了我们和老一代的差别。他们中很多人的人格中,光明和阴影是分裂的。他们掌握的科学武器只能破除对自然界的迷信,却不能破除对社会、对人的迷信。(p. 111)”“我们和邬叔叔他们虽然都在追求科学,但我和他的信仰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我们信仰科学,信仰辩证法,是因为我们认为生活应该进步,进步只有依靠科学。信仰对于我们是战斗的武器,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准则。它必须在前进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必须抛弃陈旧的信条,不断在现实中汲取新鲜血液。而对于邬叔叔他们来说,信仰却是一种安慰自己的宗教,是用来和缓因内心分裂而带来的痛苦的麻醉剂。(p. 113)”“每一个人都应该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痛苦,没有权利让别人来分担,特别不能让孩子来分担。让孩子来分担老一辈的痛苦,是非常可怕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p. 100)”
小说中的老邪门有些像鲁迅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或许因此被称为“老邪门”。小说开始,他就告诉老久与真真的差别,“我们是力图去理解知识与真理的深刻性,去展望未来;而她追求知识,追求新思想,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她只可能在性格上对环境实行反抗,而不可能从理论上实行反抗。(p. 26)”到小说快结束时,老久在给真真信中分析,“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你们把真理、事业看作是精神生活的支柱,而我们却把真理、事业看作是生命生活本身。你们倾向于个人的责任、美德,把事业看作实现品德的手段。我们认为,个人美德只不过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大道两旁的鲜花。(p. 148)”老邪门也帮老久分析没有马上得手的原因,“我们不能希图自已经过若干年苦心思索得到的结论,让别人在一个早上就全部接受。现实生活总是这样捉弄着理想主义者。你亮出一颗心,她却认为是在炫耀。(p. 141)”很早就具体建议老久与真真见面,当面交流,“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喜欢用纯理智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在通信的信息交流中,重要的是抓住对方的感情旋律。但是,这里面有一种时滞作用,使这种控制往往是不稳定的。(p. 27)”时滞导致系统失稳,现在还有不少同行在研究。
顺便说说小说中最后封老嘎信中的一句话,“我从小就看懂了安徒生的《丑小鸭》,然而直到现在才看懂了《海的女儿》。(p. 162)”这倒是有些耐人寻味。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是单向度的成长,只需要努力与奋斗,甚至是基因的作用只要坚持活着就可以,不涉及选择。《海的女儿》不仅有努力,还有舍弃;不仅有奋斗,还有牺牲。本质上是多目标优化。只懂《丑小鸭》,也可以有所作为,但多少有些孔子所谓,“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作者根据她本人与朋友们在七十年代初的大量通信创作该书,当然人物和情节都有虚构成分。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男女主人公也容易索隐。女主人公真真原型就是作者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然后到贵州清镇中学任教。老久的原型是作者的先生金观涛,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70年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当工人,每天三班倒。他们在1971年结婚,小说是婚后作者在杭州病休时所写。不过金观涛父亲并非如小说中老久的父亲是小学教师,而是杭州大学化学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其母亲确实是职业师母,虽然年轻时受过当护士的训练。金观涛曾是我当年的精神偶像,对我思维方式的形成影响很大,至少可以说在当代大陆学者中影响最大。对我而言,他比《斯人已逝,其书犹存—李泽厚先生》更能体现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其哲学体系深刻、丰富、与国际接轨、体现时代精神和有方法论价值。当然,这与他在小说中的形象无关,仰慕金观涛时还不知道这本小说作者是其夫人。现在谈这本小说,也是回首自己的青年时代,更是向逝去的八十年代致敬。不过,当年非常真诚的启蒙话语,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反讽的意味。这就是现代化词语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语效。
作者靳凡,本名刘青峰,曾名刘莉莉。40年代中期出生于山西。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1968年毕业,1970年分配到贵州省县城中学任教。1973年,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调入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社(现改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科学管理研究所),后晋升副研究员。1989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创办期刊《二十一世纪》并任编辑(主编)。2008年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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