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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小说一般写大学,但即使严格意义的学界,也不局限于大学,还有研究所。《真真假假》就是写研究所里的故事。该书六七万字的篇幅,标准的中篇小说体量,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单行本,就单独说说。该小说最初发表于《收获》1982年1期,后来也收入多种小说集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谌容集》和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的六卷本《谌容文集》第三卷。作者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人到中年》,改编成电影由潘虹主演。《真真假假》不如《人到中年》那样影响广泛,但也有独到之处。故事发生在某省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室,大致在七十年代末,作者附记 “一九八〇初于北京”。故事历时一周,主要是前三天开会及其准备,然后有个三天后的简短尾声。
故事很简单,如鲁迅所谓“几乎无事的悲剧”,虽然也算不上悲剧,但真是“几乎无事”。。外国文学研究室的许明辉发表篇研究外国现代派的论文,被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研究室要开会讨论,省社科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吉子宽现场督导。在会上和前后,各位研究人员有不同的表现,以速写的方式刻画了不同的研究人员形象。
最先出场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杨昌明,前两次会议他主持,非常谨慎地在贯彻领导意图和鼓励实事求是之间保持平衡。他读书时是高材生,毕业后服从分配作政工工作,在吉子宽领导下参加了反右和反“右倾”,“文革”后期吉子宽“解放”担任革委会政工组组长,他是组员。本来可以留在党办,但他愿意从事业务工作,到了研究室。他非常关心同事,费尽心思,为室主任吴天湘争取到两居室的房间,自己一家三口还住着一居室的平房。会上虽然只说开场白,但会后一直在与各方沟通。
最先发言检讨自己的张维唯唯诺诺甚至卑躬屈膝,他五十年代就申请入党,但因为有海外关系一直没有被批准。每次开会都第一个发言,检讨自己。他被整怕了。因为特务嫌疑,妻子跟他离婚,他自己带着女儿。他第一天会上就检讨自己关于十八世纪狄德罗的研究,第二天会上又要检讨。
吉子宽在第一天张维发言后请许明辉发言被婉拒,随后冷场后发表通四平八稳的讲话,但也要求人人都要发言。第二天会议,开场张维又要检讨他对十六世纪法国文学家的研究,但被吉子宽制止,让许明辉发言,在前一天会后他找许谈话,许明辉同意了发言。被点名批评的许明辉读大学时就敢于独立思考富有创见,五七当了“右派”,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妻子治家无方,他只好有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但专心治学无暇他顾。开始他不觉得自己有错误,后来在会上还是原则上承认了错误。
随后研究日本文学的朱盛发言,漫无边际,像说相声一样。在朱盛的胡扯方向上,沈志业也开始胡扯,从饮食上说到外国人还没有开化。大家都开始批崇洋媚外,顺便也痛斥年轻人不缺乏教养,惹了唯一不到三十岁的秦童童。她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女儿,“十几年前不懂事,跟着瞎‘造反’,造了一身病,落了个半文盲。现在,请我去造反我都不去。什么我都看透了,反正就那么回事儿。(p. 101)”她坦然承认,“像我这样的,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文学,走后门儿来的……(p. 99)”但也敢实话实说,“赵部长,他懂外国文学吗?现代派、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他看过几本?还不是坐那儿听底下文艺处的人汇报。一听带‘黑’字儿,准不是好玩意儿,就该批呗!(p. 100)”话说到这里,第二天的会议只好结束了。
第三天的会议,张维又要检讨,被亲自主持的吉子宽制止。还有位女研究人员叶菲,总是同意大家的意见,三天都什么也没有说。只有研究室主任吴天湘还没有发言。“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一行里,吴天湘年轻的时候,就以思想敏锐、论证严密而著名。但他的恃才傲物、孤芳自赏,也是出了名的。(p. 117)”当右派后,妻子为了孩子与他离婚;平反后两人复婚,生活美满幸福。他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在发言中,对这种要求人人表态过关提出异议,对赵部长讲话也提出质疑。吉子宽内心非常愤怒,但还是经验老道地结束了会议。会后同事都为他讲出真话而叫好,只有许明辉担心效果不好,会议无法收场。三天后,继续开会,吉子宽做了总结发言,肯定了会议的积极方面,没有涉及有争论的问题。会议顺利结束。
在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研究室的领导都进行了反思。书记杨昌明看来,“字斟句酌的表态、千遍一律的拥护、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热烈的废话……这错综纷繁、模模糊糊的局面,与其说是生动活泼的标志,不如说是一幅令人不得其解的抽象派绘画。……这是生活的扭曲的反映。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离题万里的表白,眉飞色舞的谎言,都带有七十年代末的时代印记。(p. 111)”主任吴天湘回顾,“会场上的人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生动地在他脑中再现。吉子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神情;杨昌明委曲求全的焦虑;张维的口吃和他的‘狄德罗’;许明辉言不由衷的检查;朱盛在日本当‘皇帝’的趣闻;沈志业的‘月是故乡明’;童童甩来甩去的电烫长发和嗤之以鼻的‘什么呀!’……啊,多么像一部西方现代派手法的电影。各式镜头接踵而来,让人目不暇接,却仍有它内在的一条贯穿线。(p. 119)”
在会后闲聊时,朱盛分享经验,“大会小会,鄙人身经百会,什么发言战术没有见过?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实在不行,就豁出去,大帽小帽一起往自己头上扣。(p. 67)”他觉得会议上,“说都是真话吧,真中有假;说都是假话吧,假中有真,反正是真真假假。(p. 115)”沈志业则觉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也就不错了。(p. 118)”难怪秦童童不屑地想,“这帮高级知识分子就这德性,有话不痛痛快快地说,真叫人没法儿办。(p. 84)”
小说也反映了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的困窘。省社会科学院占据一处庙宇式的古建筑。属于恢复单位的外国文学研究室二十多号人只有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只能聊天,因此大家都在家里工作。要通知开会,平时在办公室工作的书记就给有传呼电话的研究人员打电话,再让他们去通知没有传呼电话的同事。
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对具体学术问题的意见,当然有时代特点,反映了七十年代末的情况。但现在阅读该书,也不能说是完全时过境迁。还有广义的解读和启示。值得一提的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说到“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然后说“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
更广泛些理解,甚至都不限于开会。如何在公开场合讲话,仍是许多学界中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多数人都愿意无拘无束,但要谋生就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多数人也乐于直抒己见,但其中没有几个不怕因口无遮挡而惹麻烦。尤其是读书人,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有几个自信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语言艺术的追求,并不限于某个特定时代,甚至也不限于某个特定国度。
作者谌容,本名谌德容,1936年出生于武汉。1951年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担任门市部营业员。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来信组工作,自修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1954年作为调干生考取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音乐编辑,后来担任俄文翻译。1962年因健康原因被精简出中央机关,到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1963年自费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生产队。“文革”中下放到北京通县。1973年回到北京担任五中俄语教师。1975年为出版长篇小说《万年青》上书当时文艺界最高负责人并在其批示下小说得以出版。1980年在《人到中年》成名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她的三个子女梁天、梁左和梁欢在公众中更为知名。她笔下的其他学界故事还有以杨宪益夫妇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收获》1985年第3期)和她自己研读存在主义结晶的中篇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 (《人民文学》1984年第8期),这两个中篇与《真真假假》构成《谌容文集》第三卷。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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