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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时补记：后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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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时记事》系列博文，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现在回顾，对我自己而言，最危险的或许在记事一周前的北京之旅。出发前，武汉的情况稍有耳闻但难以预料严重性。
一月十五日，赶早班飞机出发去北京。乘机场大巴到旅馆。
下午按事先约定，打车找业界大牛登门请教。讨论结束后，牛人才说，讨论前因为发烧刚打过吊针。当时还没有闻发烧色变，只是觉得人家身体不适我应该推迟或者取消。结束后，步行四、五公里，回旅馆。
翌日早上，与将一起参加编委会的几位同行在旅馆早餐，然后步行去开会。近二十人挤在很小的会议室，其中有来自武汉的同行，中午会议结束还在会议室吃了便当。
下午与一起开会的同事乘机场大巴到机场。我改签了航班，赶回上海。
到家后又马上参加另一个期刊的聚餐会。每年除夕前例行聚餐。前两年都没有参加，一次在境外，另一次忘记了。上次参加有近三十人，那次只有不到二十人，在一个大厅中。坐上也有与我类似，从外地过来的编委。
十八日下午，又去学校参加两个会议。那是疫情前最后参加会议，再参加线下会议要在三个月之后了。
两天后的二十日，钟南山院士公开了新型肺炎人传人的研判。再过三天，二十三日，下午母亲所住养老院封园，夜里武汉封城。
回想那次出差，真有些后怕。半个多月后，编辑部主任专门告诉大家，来自武汉参会的编委安然无恙。尽管如此，旅途中在飞机上和候机休息室都是与人密集接触，而且没有戴口罩。如果感染，未必马上发病，在后面几个聚会上传染给同行和同事。
那一切都没有发生，真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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