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侏儒》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9年出版，200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作为长篇三部曲小说《精神隧道》的上册。我看的是2002年版本。小说的年代没有透露，其实也不太重要，从出版年份以及小说的精神状态推测，应该在88年前后。故事发生在一个较为边远省份的省城。虽然是《精神隧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在故事发生时间上，在第二部《晕眩》之后。

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男主人公文仲由他姐姐带大，凡事听姐姐安排，姐姐献身领导让他从农场回城。在姐姐安排下，与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妻子结婚。姐姐病故。文仲后来读了研究生，当了大学教师。愈发不能忍受岳父蛮横霸道，妻子昏聩凡事听父亲的话，儿子生长环境恶劣，而且岳母懦弱，妻弟是小流氓。家庭生活不称心时，文仲收到他在北京导师钟志的信，问他是否愿意到北京担任《美学丛刊》编辑。导师女儿钟羽英对他有爱慕之心。在计划完成专著《论审美意向性》同时，文仲也是作家，在创造“心态小说”。已经出版的小说引起一定争论和反响。他坚持租房从岳父家搬出来。为新房是否换锁与岳父争执，因为家具没有按岳父设计摆放妻子怄气回娘家。他一度容留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学生周力居住。钟志没有收到文仲的答复，而单位收到封举报文仲喜新厌旧道德败坏的信，知道他生活遇到麻烦。钟羽英借调研之机来看望他，想说服他去北京。文仲把羽英安置在朋友的空房里，自己陪她游玩。羽英遇到流氓调戏，文仲发现流氓就是妻弟。妻弟回家先告诉父亲文仲勾搭女人，岳父召开家庭会议批判文仲。已经被学校开除的周力在陪钟羽英游玩时，两人有了感情火花，决定一起去北京。文仲受刺激，准备离婚，去北京，挽回钟羽英的感情。因精神过于紧张胃出血住院，妻子悉心照料，他重新犹豫。送别时羽英仍希望文仲到北京。他再度犹豫，考虑是否自杀以终结痛苦。最后在他姐姐墓前寻求启示，生死未卜。

文仲是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沉迷于思考，但没有决断，也没有行动。小说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写他的犹豫不决，是否到北京，是否离婚，是否搬离岳父家另住，是研究美学还是创作小说，直到最后，“活着，还是死去？”没有行动的关键是无法作出选择。学生周力常听他讲解美学，大为佩服，认为他“德才貌三全。……确实是个好人，而且思想深邃，可是他命不好，他陷入了困境，也许他是人太好了，好过分了。(p.163)”暗恋他的钟羽英开始觉得他才貌双全，后来发现他的缺点。“不是命不好，而是他身上缺点什么。我觉得他老是在挣扎，挣扎得很痛苦。不知道在与什么东西搏斗。可他缺少力量，既不能战胜，也不能超脱。(p.164)”顺便一提，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许多人意识不到，努力争取固然需要力量，淡泊舍弃也同样需要力量。文仲也知道自己弱点。他构想的小说就是35岁的男主人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要创造什么样的作品。当年号召画英雄时，他成了名，还总结创造经验。但创作自由后，他没有作品，有也不受欢迎。文仲认识到，“意志品质中最主要的是自主能力，没有自主能力，你再勤奋，再能自制，照样不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从本质上说，你不是真正的人，至少不是一个成人。(p.184)”

与思而不行的文仲相反，小说写个行而少思的大学生周力。他的信条是“我这辈子就是来试试的。试一试人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辈子再做个认真活吧。(p.89)”他父亲婚姻和事业都不如意，在小学教美术。发现儿子的绘画天分，想把他培养成画家。他执意从事摄影而读了新闻系。因为在学校考试期间，他到西藏拍摄照片参加5年一度的国际大奖赛，被学校开除。国际比赛他获了铜奖。最后他准备到深圳创办一个摄影刊物。顺便一提，小说中以周力之口说出，“摄影艺术也是有层次的，风景照最低，……风景照里的主体，实际上是大主体，普遍的审美框架，缺乏个人主体。(p.158)”我主要拍摄风景，觉得此说很有道理。

文仲反思他自己没有选择能力的原因。“姐姐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她什么都爱替我决定，什么都爱替我操办，结果呢，用进废退，我的自主意志退化了。 (p.189)”但随后又否定了自己想法。“最不可救药的就是那种把责任往外推的，那种躲在抵挡一切责任的螺壳里的人，对了，什么责任都推给别人，推给命运，或者推给社会，甚至呢，推给文化，该死的古老文化！(p.189)”

小说很有思辨性。不仅有大量的沉思，也有大段的议论。但总体上，受存在主义影响比较大，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人生其实就是选择，所以人生也就是彷徨，就是痛苦，因为在供我们选择的两者之间，我们根深蒂固地老是觉得，上帝或者冥冥天意早已站在了某一边，只是不肯告诉我们，要我们去猜，……生存之路没有谁来命定，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宇宙和我们一道面临每一丝未来，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踩踏，你踏出什么路就是什么路。(p.228)”小说中这段话，简直就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回响。

犹豫不决、思而不行其实是人性的弱点，当然不限于大学老师。但由于大学老师不用坐班，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从职业发展角度，这种拖沓为害就更大。随着高校愈发职业化，设计了各种机制激励教师有所行动。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确实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等副作用，有些人甚至罔顾规范学术不端。现在人们往往针砭这些副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

作者金岱(原名胡经代)，1953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77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调往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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